理顺关系网，铺平成功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要想办事，没有点关系是不行的。关系通了，则官运通、财运通、事事通，人的一生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是花费在建立这张关系网上的。有些人精于编织、维护这张关系网，所以他成功了，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那些不精于此道的人，注定是一个失败者。
曾国藩一生为了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可谓费尽心机。他在出道之前就善交朋友、不得罪人，也学会了给人留面子；在出道之后更是把“理顺关系网，铺平成功路”放在了人生的重要位置上，从而巩固了自己的人脉基础。
未发迹时善交人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不用爬，来个朋友拉一把，酒还酒来茶还茶。”是的，通往成功的道路本来就是崎岖不平的，摔跟头是常有的事。但是，在摔跟头之后，有个朋友能拉你一把，你就省很多的劲。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选择几个真正有用的知心朋友，就可以铺平通往成功的道路。
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学业上的深厚功底，在官场中很快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这主要与他善交人、善铺路有直接关系。
1838年，曾国藩参加了在京城里举行的殿试，考中了进士，被授予庶吉士（相当于现在的干部挂职学习），1840年见习期满，毕业考试名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相当于现在国家档案馆管理员），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官位七品。
在七年之后的1847年的7月，曾国藩被授予内阁学士（相当于皇帝顾问），官位二品。这七年是曾国藩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时期。
1849年2月，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9月，署兵部右侍郎（相当于今日的国防部副部长）。晚清，政局混乱。在官场中，能够保住自己的官位就实属不易，而出身并不是很高贵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在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二日，我得到了皇帝特别的恩宠，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七品骤升至二品，超越四级，不甚惊喜。”当时，朝中三十七岁即被升二品的，只有曾国藩一个人。
曾国藩为什么会升迁得如此之快呢？难道他有什么独门秘籍？要说独门秘籍他还真有。那就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认识了很多达官显贵。曾国藩是踩在这些人的肩上一步一步爬上二品位置的。
曾国藩能够在北京站住脚，就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帮助。
穆彰阿，1805年考中进士，受到道光皇帝的重用。1828年担任太子的老师，同时参与军务的管理，后来又到翰林院做了几年校长，历任兵部、户部尚书。1834年，任协办大学士，后升太子太保，名列九卿。1836年，穆彰阿担任“皇家学院”的校长，负责皇子皇孙读书。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主考官就是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攀结穆彰阿。曾国藩经常以向穆彰阿求教学问接近他，穆彰阿觉得曾国藩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他也很器重和赏识，处处关照他。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穆彰阿为总考官。考试结束之后，穆彰阿当场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目的是为了向在场考官表示曾国藩是我的人了，你们以后可要关照着点。从此以后，曾国藩加官晋爵，步步高升。
后来有人在日记中，对曾国藩十年七迁的奇迹作过很生动的描述：
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皇帝次日要召见的谕旨，就连夜跑到老师穆彰阿的家里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的一个角落里，曾国藩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并不是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第二天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你看见墙壁上悬挂的字了吗？”曾国藩一时语塞，穆怅然曰：“你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思考了很久，穆彰阿召来自己的仆人对他说：“你拿这四百两银子去找刘太监，要他在今天晚上务必把墙上的字抄录下来送到我的府里。”当天夜里，刘太监就把抄录的文字送到了穆府。穆彰阿要曾国藩连夜背熟。第二天，曾国藩觐见皇帝，皇帝所问的都是壁间所悬历朝圣训。曾国藩对答如流，很受赏识。道光帝还称赞穆彰阿说：“你说曾国藩是一个事事留心的人，果然不错。”从此，曾国藩不断加官晋爵。
纵观曾国藩在北京十年七迁的整个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他善于结交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如果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是痴人做梦。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又怎么能得到穆彰阿的器重？即使有穆彰阿的赏识，他曾国藩又不能自己主动抓住这个机遇，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俗话说：“成功只属于那些学有素养，有所准备的人。”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注重平时的修养。
现代社会，我们每天都在跟人打交道，但结交什么样的人，才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帮助的？这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发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交善友，别交恶友。
给人留面子是一门学问
人人都爱面子，你给他面子就是给他一份厚礼。有朝一日你求他办事，他自然要“给回面子”。所以说，在人际交往中，给人留面子很重要。但是，有些人说话不注意分寸，往往很伤人面子，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受害匪浅。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找人办事要依赖一个“情”字，无情无缘，你就是磨破嘴跑断腿，他也不可能帮你。怎么样才能与人建立“情”，维护“情”呢？俗话说“一根烟交一个朋友，一句话失去一个朋友”，朋友好交，一根烟就能搞定，难的是该怎么样维护与朋友的感情。这可是一门不好学的学问。
一句不得体的话，说不定就会使朋友颜面尽失。这样，你与朋友的关系也就到头了，有什么事你找他帮忙，估计他也不可能帮你了。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说话就很没有分寸，喜欢直来直去，“每每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不给朋友留一点情面，结果得罪了不少人。
其实他也很清楚自己“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与朋友的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
当朋友在一起切磋学问的时候，曾国藩又常常自恃才高，强言争辩，目的是“压倒他人，获取名誉”。争强好胜，一般年轻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也常常反省自己这种心理什么时候才能根除。
一次，窦兰泉来找曾国藩切磋学问，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吐，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两人观点不合，大吵起来，结果不欢而散。《日记》中说：“我与他观点不一致，反复辩诘，我自己不服气，反倒怀疑他做学问不虚心，为什么要明处责备他而在私下责备自己呢？看来是我涵养不够啊。”
道光二十二年一月的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拜亲访友，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说话又一不小心，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还没有散，曾国藩就“宜速归”，他简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随即又到何子贞家，跟何子贞又吵了一架。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夜晚时分又与汤鹏一同到何子贞家下围棋。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当天他在《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适立崖岸，谁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通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病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要语，明神及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说话武断，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欧阳兆熊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欧阳兆熊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曾国藩性格耿直，又不听人劝，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也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岱云敢于揭破。一天，岱云找到曾国藩，两个人聊了很长时间，开始的时候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的话。岱云见曾国藩没有一点改变，只好将话揭破，点出曾国藩说话不顾他人情面的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育也。又言余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龌龊，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过生日，小珊也来了，席间曾国藩说话又冒冒失失的，这些都被父亲看到了。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面子的话。曾国藩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亲自去给好朋友小珊道歉。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与我意见不一致，仔细想来都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以往能够忠信待人，又何至于现在人人都不相信我？如果我以往能够以礼待人，又何至于现在人都说我的坏话？仔细想想，这都是我的过错。谨记于此，引以为鉴。
曾国藩的父亲在北京与儿子住了一段时间，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也很挂心，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来信内容：
父亲教我保身三个秘诀：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说道凡与人交往，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就必然会与人发生口角。为人要谦逊，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对你是有益而无害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劝导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只让自己的下属出来代替自己陪客。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尤悔并生”。
生活中，人们总是时时、处处维护自己的面子，“人活一张脸”，为了这张脸，可以做出常理之外的事。在知道人们是如此的注重面子之后，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使你的对手难堪，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做出任何有损他人颜面的事。做到了这些，你也就交到了真心朋友。
不可交滥友，而要交益友
“喝酒要喝好酒，交友要交益友”，交一个好朋友，你的事业之路就宽了一步；交一个恶友，他只会使你的事业之路越走越窄。
在《曾国藩家书》中很明确地谈到了他交友的目的：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与之患难与共。好的朋友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
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什么样的朋友，意义重大。好的朋友在事业上能够帮你，坏的朋友在生活中只会害你。所以你必须选择志趣远大、志同道合的人做朋友。
曾国藩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与他立功、立言、立德是分不开的，但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也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取得的。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在京城生活的十三年里，曾国藩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
现在朋友愈来愈多，品行好的有唐镜海先生、倭仁两位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这几个人；在学问上很有造诣的，则有吴子序、邵惠西；精通文字训诂的，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的，则有汤海秋；英俊潇洒、志向远大的，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苹金、庞作人。这四个人，都是慕名主动来与我结交的。他们的学问虽然深浅不同，但都是不甘平庸，很有志向的人！京城里人才济济，不主动寻访就发现不了，如果主动求访，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我应当抛弃以往待人傲慢的毛病，谦逊地寻求这些有识之士做自己的朋友。
曾国藩所结交的这些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诗词曲赋，是一个很典型的文人。曾国藩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在何绍基的影响下，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经史考据。刚好在经史考据这方面，曾国藩不是很懂。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各自都进益不少。在与刘传莹的交往过程中，曾国藩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程朱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曾国藩所结交的这些人，在京城都很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曾国藩能在京城迅速发迹，主要还是依赖这些朋友的帮助。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维护与以往朋友的感情，这些人在曾国藩的人生舞台上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