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一丁忧在籍的侍郎之身，终能陶铸“中兴”功业，除其个人人格因素外，幕府的成功运用，也是至为关键的因素。
幕府制度，在当时的法律上并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人员的固定编制等。幕僚与大户人家养的清客类似。宾主遇合，享有充分自由。入幕之宾，不受身份、地位的限制，只要有才华能得到主家的赏识，就可以留在主家。幕客没有正式的官籍，主要是在幕府练习吏事施展抱负。反之，主官者亦无须等待朝廷的调遣，可以自行罗致各种人才。儒士既可入戎幕，文臣亦能驱策将勇。说通俗点，幕府也就是一个聚集众多人才而组成的一个智囊团。
曾国藩幕府出于平定太平军的急切要求，招募了大批的人才。
徐珂于《幕僚类》中记述其情况说：
幕府之制，在当时极为盛行，于军旅吏治外，还有另外两派：一曰道学，一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剑，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皆一时宋学宿儒。曾国藩很赏识他们的才华，都一一招募到自己的幕府中。
胡林翼也曾说：若进一步探索，则可发现曾氏幕府中各色人才俱全。
回想攻打安庆的时候，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国藩大营中的，就有200多人，很多人都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来的。总督幕府中，也有100多人。幕府外还有候补官员，怀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应有尽有。差不多全国的人才都汇集到了这里。是昔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足以吸收罗致之地。
此仅就进军安庆时情况而言，至于曾国藩幕府的盛况，有薛福成之《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为“叙曾公幕府宾僚，最为翔实，且有统系者”。
容闳也曾说：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因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
从一些历史资料上了解到，当时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僚官共92人，从籍贯上划分，计湖南20人占第一位，江苏19人为第二，安徽15人为第三，接下来浙江12人，四川7人，江西、湖北及广东各5人，贵州亦有2人。其分布达9省，除闽、滇、桂三省外，南方各省均有入幕之宾。从社会地位、各自专长上划分，曾国藩幕府的人物，论出身，自布衣、秀才、举人、进士以至翰林，均为座上之客；自文牍而将兵，由道学而科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包；论出幕后功名，自牧令以至大学士，各遂其志，各适其所。
就曾国藩幕府而言，其下有文武百官，取厘金以为度支，练湘军以为实力，集用人、财政、军事大权于一身，又据有天下财税之地、人文荟萃之区。所以曾国藩的幕府就像是一个“小朝廷”。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他的幕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应变识人同样也是曾国藩权术的一环，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并予以择取，是其权术的经典手段。
网罗人才、交贤结哲，翔实幕府，都是他立足变幻官场的强援支柱，这也是曾国藩的择人变术，因人而异，人皆英才，何愁仕途不畅。
曾国藩和幕僚之间虽说是主与仆的关系，但又都是朋友。幕僚帮曾国藩完成了“中兴”大业，曾国藩也帮助他们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
曾国藩以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广泛结交人才，众望所归。其幕府不仅为人才总汇，而且为文武官员的实习所。一时，将帅疆臣相继由幕府而出，最终成就了同治朝“中兴”的事业。
找智士、严士、劳士为自己帮忙
找什么样的人，成什么样的事。曾国藩有这样一个主张：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古语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之道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在封建社会，浅陋的君王爱惜金玉财宝，而睿智的君王则爱惜的是天下的人才。爱珠宝者，国将不长久；惜人才者，则国运昌盛。得金玉者利在眼前，得人才者利在长远，所以得人才者得天下。
楚汉相争，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主要是刘邦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才辅佐，而项羽失天下是因为不善用人才，就连唯一的谋士范增也被他活活气死，可见爱才之道实是帝王之道。
曾国藩也很爱惜人才，也招募了大批的人才到自己的幕府。但曾国藩招人、用人从不盲目。招募人才的前提是要识人，只有识人了才谈得上用人，识人就是对人才的考察，只有考察合格了才会被选用。
清道光、咸丰年间，无论是经过他人的荐举而来的，还是自荐而来的，曾国藩都要召见面试，只有面试合格之后，才决定任用。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这三个人一直等到正午时分，也没有被曾国藩召见。其实是曾国藩在隔壁房间暗中观察他们呢。只见三人中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一直到了傍晚时分，曾国藩派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可以回家等候消息，不必面谈了。那三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了一天，一句话没说就被打发了？有人问曾国藩：“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曾国藩说：“这三个人我都录用了。我已经观察这三个人很久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愉快，忧心忡忡的，寿命不会很长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气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是一个急脾气，在战场上杀敌，能够身先士卒，英勇果敢。但他脾气暴躁，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个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
后来事实证明，沉思的人果然命不长久，在军中没过几年就一命呜呼了，也没有什么成绩；踱步的立军功建水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都很佩服他；脾气暴躁的勇敢好战，常常建立军功打胜仗，晋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
曾国藩识人用人，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合理地安排职位，从不盲目用人。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他概括为八个字，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曾国藩十分留心天下有识之士，最能体现曾国藩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的是其对容闳的重用。
容闳是一位很爱国的人，他极其痛恨清朝的腐朽及反动统治，强烈同情太平天国。容阂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回国后，满怀“西学东渐”以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他于1860年I1月来到天京，19日拜会了洪仁玕，建议太平天国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玕对容闳的建议很感兴趣，但过了几天他却婉拒了容闳的七条建议。容闳便于12月24日离开了天京。他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实行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商贸活动。正当他一心经商振兴民族竞技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来自安庆朋友的信件，邀请他加入曾国藩的幕府。接着又收到另几位朋友的信，也是邀请他加入曾国藩的幕府的。容闳怀着疑虑的心情（曾国藩会不会因他曾投奔天京而加罪于他）前往安庆，到后方才知道，原来曾国藩听到幕僚们介绍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无日不思一见。容闳一到，曾国藩便亲自接见，不仅对他礼敬有加，还主动征询、虚心采纳其兴国良策。对于容阂提出的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的建议欣然接受，而且当即委托容闳主持其事。后来他还大力支持容闳派少年儿童留学美国的建议。容闳从亲身经历中，对曾国藩产生由衷的崇敬之心，极言称颂曾氏“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等。
容闳主动跑到天京条陈振兴中华、振兴太平天国的大计而未受到重视，未被采纳。他满怀热情而去，怏怏不乐而离。曾国藩则再三邀请容闳前往一见，主动征询计策，对他言听计从。容闳惴惴不安而去，欣然受命而离。洪秀全与曾国藩对待人才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最终打败了太平天国，知人善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办大事的人，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一方面他用人十分审慎，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轻疏人之本；另一方面他也求贤若渴，“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
重用朴实之人
《曾国藩语录》中有一句“带勇之人，但求有忠义之气的朴实血性男子，万不可用浮滑虚饰之辈”。朴实之人更容易让人信任，更能忠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更能帮助自己获得成功。而那些浮华之徒是成就不了大事的。
曾国藩的一生以“朴实”著称，他自己朴实为人，在识人用人上，也以“朴实”二字为标准。他认为“以朴实廉介为质”，把“朴实”作为做人的根本。曾国藩最不喜欢浮滑之人，他曾说：“观人者恒在出处进退之际，选将者最忌浮滑取巧之流。”朴实的人，哪怕就是才华稍微差一些，也可以得到重用；华而不实的人，即便有绝大才华，也不会被招募。
曾国藩曾提出了“崇实黜华”的用人原则。
搜求人才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唯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槽，阳鲚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
意思就是说，如果并用朴实与浮滑之人，那么朴实者就会遭到嫉妒，必然会受到浮滑者的排挤、打压，其结果是有才的逐渐被挤走，投机取巧之徒反而得势。出于以上考虑，曾国藩提出了“崇实黜华”的用人原则。曾国藩在向他人推举人才的时候，也遵循着这一原则。
曾国藩曾经向郭嵩焘推荐邹伯韩，就说此人“很实在，能担当大任”。江忠源到安徽任巡抚，组织地方武装抵挡太平军的时候，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好几个人，其中就有邹汉勋。邹汉勋是当时著名学者，为人朴实可靠，学问渊博，“宏识远略，可谋大事”。
邹汉勋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咸丰三年，邹汉勋的弟弟邹汉章追随湘军被太平军围困于江西南昌，为了解救弟弟，在曾国藩的极力推荐下，他毅然投笔从役，得到了江忠源赏识，留幕参赞军务。同年与江忠源战死于安徽庐州。曾国藩曾挽以联曰：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与岷樵同死，日月争光。
后来，曾国藩向朋友推荐的都是一些很“朴实”的人。咸丰十年，他给同年毛鸿宾推荐吴应昌，说此人“朴实也很聪明，做事机警，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气”，请毛鸿宾放心重用此人。咸丰十一年，他在给王茂荫的信中推荐侍讲学士宋滋九，说他“朴实耐劳，心地善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去年，我与他一起共事的时候，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曾国藩不仅在自己选取将领、给朋友推举人才上以“朴实”为标准，就是招募勇丁也不例外。
曾国藩从军后打了几次败仗，以至于“屡战屡败”，为此还自杀过几次。后来，曾国藩清晰地认识到绿营兵的致命缺陷，不完全是将帅的无能，还有就是士兵浮滑，无人用命，战则溃逃，赏则争先。因此他决定重起炉灶，编练湘军。
曾国藩在自己的老家办团练，大量招收当地朴实的乡民。他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以“乡民：隆健朴实者，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日有一日之效”，说明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同时他多次告诫部下，“对于那些浮华之徒坚决不选用”。招收的这些朴实的乡民，因没有沾染军营浮滑习气，所以比较容易训练和指挥。经过一番磨炼，湘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同时，为了保持湘军不受绿营军浮滑风气影响，曾国藩从编练湘军一开始就注重对士兵的教育。“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而后可以言战也。”强调士兵对国家要忠诚，要有血性，要爱国。
对于那些朴实和才能不能同时具备的，曾国藩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一方面，对浮滑而有才能者加以劝导，使之趋于朴实；另一方面，如果实在无法改变，宁可弃而不用。
同治元年曾国藩告诫部将姚体备，命他清除军队中浮滑的将领。“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曾国藩认为一个浮滑的将领会使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减弱，必须坚决地把这样的人从队伍中清理出去。
因为浮滑而被曾国藩撤换的人不少，其中吴国佐最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