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英、美、俄四国发出联合声明，要求清政府严厉查处此案，并且调来各国战舰，开进天津海口，扬言要把天津炸成一片焦土，再炮击紫禁城。
事情闹大了，老佛爷也有点害怕，洋人可不是好惹的。于是火速调派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处理这件事情。
曾国藩奉旨赶到了天津查办此案，洋人威胁曾国藩将闹事的老百姓全部枪杀，并且给领事丰大业办国葬，赔偿五十万两白银的损失。曾国藩着人调查，抓获二十名闹事凶手正法。但洋人却不肯罢休，又要曾国藩严办天津官员，否则，炮轰天津，直驱京城。
为了保全天津，力保京城安全，曾国藩在崇厚的唆使下，迫于无奈罢免了天津三名官员，并答应五十万两白银的赔偿，但没有答应为丰大业办国葬的无理要求。
法国公使无奈接受了曾国藩的处理。“天津教案”平息，老百姓大骂曾国藩是“卖国贼”。
当时国力衰竭，在洋人洋枪洋炮的威逼下，曾国藩也只能在平息事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了，这主要体现了曾国藩“屈中有伸”的一面。
步步为营，借势而进
人只有顺应形势发展自己的事业，铸就自己的人生，才可能获得成功，这种策略就叫“借势”。曾国藩借助的大势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李鸿章借助的大势是洋务运动。师生二人审时度势，铸就了辉煌的人生。
古往今来的一些有成就的人物，大多善于利用历史潮流发展自己的事业。《吕氏春秋》中说的“智者之举必因时”，以及《红楼梦》中提到的“大丈夫相时而动”都是这个道理。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曾经强大的满清帝国遭到了重创，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岛夷”英国。又是划分通商口岸，又是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历史在这一刻被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由于人口激增，政治腐败，内外交逼之下，民不聊生，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大清王朝这艘在历史长河中航行了两百年的巨轮已经是破败不堪，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而就在这时，洪秀全又在广西金田发动了农民起义。内忧外患，满目疮痍。这是清王朝所面临的空前大变局，也是整个中华文明所面临的大挑战。曾国藩曾经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谈到了当时的局势，说：这是千年未见的大变局。
18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资产阶级立宪制或共和制代替了君主专制，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质的飞跃。而满清一直以泱泱大国自居，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方针，国力逐渐由强变弱，由盛变衰。
当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时，这些武器的威力大大地震惊了曾国藩，他被西方的技术文明所打动。曾国藩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采取了第一个应变的措施，就是借用这些洋枪洋炮的威力，围剿太平军。
咸丰三年十月，在太平军西征军赖汉英部围攻武昌的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咸丰皇帝下令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命他赶紧率领兵勇炮船，驶往下游会剿。
曾国藩在接到任命后认为：要想保全湖北湖南就必须要保住武昌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那么对于来势凶猛的太平军，必须多准备大炮和船只，予其致命的打击。
他借水师尚未完备为由，乘机申请截留发往广东的军饷四万余两，作为筹备炮船的经费。他要求两广总督叶名深为自己精心挑选了六百门西洋炮。这六百门洋炮，在湘潭、岳阳两次战役中一派上用场，顿时显出威力，使湘军转败为胜，大败太平军，从而保住了湖南全境。曾国藩感受到了洋炮的威力，就于咸丰四年七月，又上奏请求朝廷命令广东继续解送洋炮。很快，湘军所拥有的洋炮已达一千余门。
光买炮还不行，曾国藩又考虑仿制洋炮，他调浙江的一位知县龚振麟到湖南专门主持造炮事宜。
就在湘军努力加强武装的同时，太平军也在跟西洋人频繁接触。
咸丰二年，太平军就已经与洋人联系购置了大量新式武器，还招募了大批的洋人。据史料记载，忠王李秀成手下就有一百多个洋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后来写成《太平天国亲历记》的呤咧。呤咧专门从事为太平军采购武器的事务，帮助太平军组建舰队。他所组建的这支舰队对湘军水师构成了很大威胁。
在威胁面前，曾国藩强烈地感受到先进的战舰对海军来说必不可少，也是能否战胜太平军的关键。于是，他要想方设法说服清廷购买战舰。
咸丰十年，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洗礼后，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年，由于英国督办赫德、法国人哥士曹愿意协助清廷购买火轮船，议政大臣恭亲王奕奏请购买火轮船，调入长江围剿太平军，这件事情就交给已出任两江总督负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处置。
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不但主张“拿来主义”，还主张“试造”，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开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认识到火轮船不仅对于军事有重大作用，对方便民众交通，提高社会生产力也有很大的作用。
咸丰十一年秋，湘军在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就设立内军械所，试制新式船炮。后来，他又任命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容闳负责购买机器，设立上海机器局。
这一个简单的机器制造厂的建设，引来的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大变革。将西方机器工业引入缺乏近代科技的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是一个全新的事件。自此之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加入了兴办洋务的行列，洋务运动开始了。虽然它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内忧外患的危局，但却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之旅。所以容闳后来说：“自我从美国采购机器归国以来，清政府已筹备千百万的现金，指派李鸿章筹建江南制造局，李鸿章也希望能把江南制造局建成是好望角以东最好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这是曾国藩最大的功劳。可以说如果没有曾国藩，那么直到今天我们国家也不可能有一家西式机器厂。”
李鸿章办洋务，也是曾国藩一手调教出来的。曾国藩从聘用容闳买机器开始，就让李鸿章主要负责洋务。实际上，曾国藩就像是一个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而李鸿章则是负责具体实施的工程师。
在曾国藩的指导下，他创办了金陵机器局等制造企业，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江南制造局中，李鸿章专门设立了广方言馆，专门从事翻译事业。广方言馆在清末翻译了两百多种西方科技、文化、哲学著作，把国外先进的科技引入了国内。许多著名近代思想家如梁启超、严复、康有为等的成长，都受到这些书的影响。
曾国藩、李鸿章随着时局的发展铸就自己的人生，成就自己的事业，正所谓“顺时者昌，逆时者亡”。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理智地调整人生的价值目标，抓住发展的机会，你就能够取得成功。
翅膀硬了才能飞行自如
只有学会了爬才能学会走，只有学会了走才能学会跑，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能力的积累过程。任何人都违背不了这个规律。如果能力还没有积累到能够跑的时候，你就贸然迈开了双腿向前冲了出去，那就必然会摔跤。刚孵化出的鸟儿，只有在羽毛丰满之后才能自由地飞翔。
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做检讨和编修的时候就很注重对《易经》的研究，深得《易经》乾卦中“潜龙在渊，腾必九天”的精髓。
那么什么是“潜龙在渊，腾必九天”？
根据《易经》记载，在农历的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的日子，在这之前龙一直蛰伏着积累能量，只有到了二月初二这天，才会腾跃到“九天”，普降甘霖。
那么，曾国藩从这个故事中得出了什么样的做人的道理呢？
曾国藩认为：当一个人的实力还远远不够的时候就贸然行事是绝对会失败的。毛羽不丰时，要懂得让步！过早地将自己的底牌亮出来，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
曾国藩在羽毛还没有丰满的时候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曾多次抗旨不遵，险些丢了性命。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他的几次抗旨行为。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了农民起义，起义军一路从南岭打到了长江中下游。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和高歌猛进，紫禁城里的咸丰皇帝及其文武官员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曾经对大清有开疆拓土之功的八旗军以及后来战功显赫的绿营军在此时就好像是霜打的茄子。迫于无奈，咸丰帝在情急之下，下罪己诏、祈求祖宗保佑，甚至派人挖了“伪天王”洪秀全等人的祖坟，希望借此感动上苍，但又有什么作用呢。
此时曾国藩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服丧，对于当前的局势，他作了客观的分析，以及筹划好了应对之策。
他认为太平军是虎狼之师，训练有素，作战勇猛，又万众一心，指挥得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剿灭的。要想彻底平定这次农民运动，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可是反观清军，“个个都力求自保。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看到他人打了胜仗就很妒忌，唯恐他人得到赏银和官位；见到别人打了败仗，哪怕是全军覆没，也不肯出兵相救”。这样的军队即使孙子再生、诸葛复出，恐怕也于事无补。所以，当下的要务是重起炉灶，另建新军。
曾国藩深知镇压太平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而他一再强调编练湘军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细致的准备，“预为东征不归之计”。在还没有能力跟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尽量避开其锋芒。
然而，对于太平军的一次又一次北伐、西征，皇帝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很是害怕，他们可没有耐心等待曾国藩把湘军练好以后再出师。皇帝老儿迫不及待地下谕旨要求曾国藩率军出征，以解燃眉之急。但曾国藩却不傻，现在出兵不是自己送死吗？曾国藩不为所动，断然拒绝，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和远见。他说编练湘军事关东征大局，对于老友江忠源的求援，他说：“朋友间的友情，有时候也不能顾及，就是皇帝的圣旨，也有不能遵守的时候”。果然，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当时安徽是太平天国西征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而曾国藩的得力干将江忠源恰好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江忠源手中无兵无将，一时安徽军情十分紧急，江忠源迫不得已便向曾国藩求救，但曾国藩并未派出大军去救援他，仅派其弟江忠浚带兵勇一千名赴援，湘军主力则仍按兵不动。在回复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是这样写的：
你要求我增援你六千兵士，昨天我已经派你的弟弟带去1000兵勇了，以解你城危之急，其余的五千必须要等到我的炮船都齐备了之后，水陆并进，才能够调派给你……我这次组建湘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集东南四省的力量一举消灭太平军。如今，湘军还不到一万人，无船无炮，又缺乏有军事才能的将领，武器装备都很匮乏，如果贸然出战必然惨败，输光了家底，我们还依靠什么跟太平军作战啊。依我来看，总须备战舰两百艘，再征集渔船八百艘，大小炮千余门，水勇四千，陆勇六千，水陆两军夹江而下，明年成行，与你会战于九江小孤之间，方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一哂耳。我知道你急于用兵抗敌，但这是急不得的。
信中，曾国藩向江忠源阐明了他编练湘军的目的以及自己的战略构想，坦陈对湘军“简练慎出”的原因，充分展示了他的深谋远虑和非凡识见。
如果说拒绝江忠源这件事还不能说明曾国藩是在积攒实力的话，那么他对咸丰帝的两次抗旨不遵，则雄辩地说明了他在羽翼还没有丰满的时候绝不轻举妄动的原则。
1853年10月29日，太平军逼近武昌，当时武昌兵力薄弱，如果武昌失守，湖南、湖北就有可能保不住了。咸丰帝火速下令曾国藩出兵救援武昌。11月3日和5日，咸丰皇帝又两次降旨曾国藩，要求他亲自带兵增援武昌。但当时湘军组建不久，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基本还没有作战的经验。曾国藩消极怠战，拒不出兵。这是曾国藩的第一次抗旨。
1853年12月12日，安徽战急，咸丰帝以“六百里加紧谕令”的形式，要求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但是曾国藩“以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覆奏。这一次可把咸丰皇帝气得够戗，大骂他不知好歹，自以为是，要查办曾国藩。好在有官文从中周旋，才消了咸丰的气。这是曾国藩的第二次抗旨。
难道曾国藩是有意抗旨不遵吗？其实不然。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是一支勇猛之师，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要想彻底消灭太平军就必须要有一支水师。没有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强大的太平军相抗衡的。因此，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曾国藩两次抗旨不遵，由此可以想象得到他所面临的压力，但他依然能够不受干扰，保持难得的冷静和清醒，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非常理性和认真地“为艰难百战之行”，这就为湘军的最终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官场上做到进退自如，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平定太平天国是打硬仗，拼的是实力；在收复金陵后成功地裁减湘军而退身，凭的也是实力。所以说，实力是一个人赖以成功的基础。在羽翼未丰、实力不强时就要善于保身积累实力，实力强了，你才能做到自如地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