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蕃又上奏说：“如今京师吵闹，道路喧哗，说侯览、曹节、公乘听、王甫、郑飒等人与赵娆勾结，一同扰乱天下，大有顺者昌，逆者亡之势。陛下如不立即诛杀此等奸佞之徒，必然会发生变乱，危害国家，且祸害之大难以估量。请您将奏章向左右之人宣读，并让天下所有奸邪之人知道，我对他们深恶痛绝。”
陈蕃、窦武等人真是“秀才造反”，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当机立断、秘密行事，却三番二次奏报太后，并公开告知奸邪之徒，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掌握中书的宦官一得知窦武和陈蕃呈禀太后奏章之事，即将消息报告长乐五官史朱踽。于是朱踽先下手为强，大声喊道：“陈蕃、窦武要废除皇帝，图谋反叛！”并连夜召集平时亲近的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17人，歃血为盟，谋划诛杀陈蕃等五人。
他们首先劫持灵帝。党羽曹节诓骗灵帝说：“外面情况紧急，请陛下去德阳殿避难。”乳母赵娆等人围在左右保卫。接着又劫持太后，夺取皇帝玺绶，任命王甫为黄门令，关闭宫门，切断南北两宫通道，派郑飒等人去搜捕窦武。
窦武不接受诏令，斩杀使者，召集军士数千人驻守都亭。
听说宦官发难，陈蕃立即率领属官、门生八十余人，闯入承明门，又到尚书门。不料王甫率兵而至，随即将陈蕃抓获。当天陈蕃即被杀。
曹节向中郎将张奂假传圣旨，率兵讨伐窦武。王甫率虎贲武士、羽林士卒等共千余人与张奂部队会合于朱雀门，随后赶至宫门前与窦武对阵。
王甫军向窦武军大声喊话：“窦武谋反，你们身为禁兵，应该保卫皇宫，为何跟随造反者造反？陛下不记前过，先投降者有赏！”
兵士们向来惧怕宦官，没有多久，所有造反的人便被擒获，无一幸免。太后随之迁往南宫。侍中刘瑜、屯骑校尉马达，均被灭族。
在桓帝时被诬为“党人”而已赦免为民的李膺等贤良名士又被逮捕下狱。宦官请求灵帝以李膺等与“党人”相牵连之罪予以诛杀。
当时灵帝只有十四岁，他问曹节等人：“什么是与党人相牵连？”
曹节等人回答说：“与党人相牵连，就是党人。”
灵帝问：“党人犯有何罪而要诛杀？”
曹节等人回答说：“他们相互推举结伙，图谋不轨。”
灵帝问：“图谋不轨干什么？”
曹节等人回答：“要夺取国家政权。”
结果，被杀“党人”有百余名，他们的妻儿子女全被流放边地。天下豪杰及有德行道义的儒士们，均被宦官指控为“党人”；与其有怨恨嫌隙者，也乘机陷害，甚至稍有一点睚眦小忿，均被滥诬为“党人”。就算与党人没有很大联系，也全都被处置了，牵连了共有六七百人。
得知“党人”被杀，贤者郭泰暗中为之悲叹：“汉朝将亡无疑，只是‘眼看乌鸦往下落，不知停在谁家屋’！”
没过多久，由于精英都被当成叛贼处置，又爆发了黄巾起义，继则三国之乱开始，汉亡。
皇帝年幼，而且高高在上，两耳不闻窗外事，再加上宦官专权，统治便岌岌可危了。放眼生活，我们应该多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应让自己处于闭塞的状态之中，这样才能避免少犯错误，不然的话，也会因此抱憾终生。
第十三节民主评功的高祖
猎人与猎狗、一时与万代之功各有不同。下面便是一个评功的故事。
汉高祖刘邦登基称帝后，封赏有功将领。萧何受封，名列第一，封邑最多。
群臣说：“我们身经百战，萧何从未立有如此功劳，只是操持文墨，其封赏却在我们之上，为何？”
高祖说：“诸位应该知道打猎之事。打猎时，追逐野兽兔子的是猎狗，但是解开猎狗身上绳子，指示野兽在何处的则是猎人。如今诸位只是捕捉到野兽，功劳有如猎狗；至于萧何，其功有如猎人。”
群臣们说：“曹参身受创伤70处，攻城夺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鄂千秋进言说：“群臣议论都是错误的，曹参虽有奋战之功，这只是局部之事而已。皇上和楚军相峙五年，士兵常常逃散，自己亦曾逃脱数次。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征调兵员，无须皇上命令召集。军队缺粮，萧何即将关中粮食即时运到前线。陛下虽然多次丧失崤山以东，但萧何总是保住关中，此乃万代不朽之功。今天没有曹参其人，于汉室有何损失？怎能让一时之功凌驾于万代之功之上？萧何应该排名第一，曹参排名第二。”
高祖说：“说得太好了！”
于是再赏萧何可以带剑上殿，可以不用常规小步快跑的礼节。
汉高祖说：“我听说，‘推荐贤能的人也应嘉奖’，萧何虽然功劳很高，但经过鄂君如此一说，萧何的功劳就更加明显。”
于是加封鄂千秋为安平君。
张良与陈平深明大义，不以功高自傲。
张良是谋臣，高祖让张良自选齐地三万户。张良却说：“当初与皇上在留县会合，此乃天意。陛下能采用我的计谋，乃是我的荣兴。若皇上真欲赏封我，我希望受封留县即足。”
高祖封陈平为户肠侯。陈平推辞说：“我并无功劳，不能受封为侯。”
高祖说：“我采用先生计谋克敌制胜，怎能说无功？”
陈平说：“如无魏无知引荐，我哪有可能拜见陛下。”
“你真是一个饮水思源的君子！”于是又赏赐魏无知。
高祖认为韩信有勇有谋，将太原郡三十一个县划出来成立韩国，把韩信封做王。
一日，皇上望见许多将领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皇上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说：“他们是在图谋造反哩！”
“天下刚刚安定，什么原因还想造反呢？”
张良说：“陛下靠这些人才夺取天下，如今做了天子，封赏的却都是您的亲近。如今军吏暗计功劳，认为天下的郡县已经不够封赏了，所以聚集在一起图谋造反。”
“这该怎么办是好？”
张良说：“皇上过去最憎恨的的人是谁？”
高祖说：“雍齿几次侮辱我，我真想将他杀掉。”
张良说：“现在请您赶快封赏雍齿，他们见到雍齿受了封赏，就一定会坚信自己也将受到赏赐。”
于是皇上设置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参加酒宴以后，都十分高兴，说：“连雍齿都受封为侯，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
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只有立足于“万世”、“全局”，而谋“一时”、“一域”，才会有高明的治国举措。汉高祖广开言路，肯纳忠言，民主评功，封赏功臣，善于着眼全局，不愧为治国的政治家。
第十四节推行新法的宋神宗
历来，只要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改革，最终都会得到采纳。
一次，陕西李参因为辖区粮食贮备不足，令农民自估粮产盈余，先贷给钱，待秋收后再归还官府，是为“青苗钱”。推行没几年，仓库便没有余粮贮备了，于是朝廷条例司建议：“各地可用其常平仓和广惠仓的粮食为本钱，在市场粮价高时，以略低于市场价卖出，市价低时，则以略高于市价收购。依照陕西推行青苗钱的办法，青黄不接时，农民愿意借钱的可以贷借，在交纳税粮时归还贷款，夏收还一半，秋收还一半，其中有愿意以粮食交还的，或者嫌归还时粮价贵而愿意还钱的，均从其便。如遇灾荒，则延至下次收成好时再归还。不这样，就难以使农民渡过因灾荒致使物价高涨的年头。如此，富贵兼并之家，就不能趁农民青黄不接之机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亦可收平抑物价之效。凡此种种办法都是为了百姓，而公家并无好处，但这符合先王广施恩惠、兴利除弊，以帮助农民进行生产的原则。每州选任专人负责，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等有了初步成果，再在各路推广。其中广惠仓的储粮，除酌量留给无依靠的老弱病残贫穷人之外，其余亦可按常平仓的办法办理。”
神宗同意这一办法，于是下令推行。
当时有人提出刘晏掌握国家财政时，没有发放借贷给农民。刘晏辩解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对国家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我虽然没有借贷给农民，可是全国各地年成丰歉、物价贵贱，我都能及时了解。凡是粮价贱时，一定用高价收购，粮价贵时则低价卖出。这样各地就绝不会出现物价太贵或太贱的弊病，何必用借贷之法？”
于是“青苗法”不被重视。
此时东京转运使王广渊上书说：“每当春季农忙时，农民却因穷苦而缺乏购买粮食的钱，致使生产困难，而富豪之家竟放高利贷，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请留下本道的钱帛50万低息借给贫民。”
神宗批准所请。
之后“青苗法”又由王安石推广至各地。
“青苗法”作为当时缓解内忧的新法，在刚推出的时候确实颇有争议。但是它的确能够缓解人民疾苦，所以宋神宗最终还是采纳了，并加以推行。可见要成大事，一定要有变革的勇气，善于创造机遇，就算自己没有能力，对于下属的好建议也要尽量采纳，这才有利于将来的发展，才可使事业达到成功的顶峰。
第十五节适时变通的司马光
在治罪量刑的时候，一般人会怎么做呢？
一次，司马光对神宗说：“治罪量刑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的罪，太平时用轻刑，乱世时用重刑。这是因为时势的关系而使刑罚有轻有重，而并不是刑罚变了。”
“治理国家也像修建房屋一样，坏了就要修理，大坏大修，小坏小修，不是很坏就不需重新建造。若到了很坏而需要重造的地步，便非得用优秀工匠和高质量材料不可。可如今良匠、美材都没有，臣担心这样下去连微风细雨都挡不住。”
“治国不能单靠什么条例，如果只是单纯地用条例治国，那么只用小吏就可以了。”
一般人在治国之时，都会承接旧例，但司马光在系统地分析了局势之后，认为治国应该小心谨慎，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措施。做大事也是这样，规矩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只要适当变通，善于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那么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但是要记住的是，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局势是有利于自己的，不然的话就会失去主动权。
第十六节引咎自责的徽宗
知错就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有时候，什么都已经晚了。
女贞人打败契丹辽国后，建立金国，承袭辽国在宋朝收纳税贡和占领土地的特权，并要求提高岁贡。宋朝不从，金国就先发制人大举出兵南侵。宋朝由于长期松懈不备，节节败退，丢城丧地。
宋徽宗引咎自责，下《罪己诏》。诏书大意是说：“朕即位以来，言路堵塞，每天听到的都是奸佞之臣的阿谀之言。奸臣专权，贪官得志，贤才能臣都被列入党籍。朝廷政事听之任之，得过且过。赋敛榨干了百姓的钱财，兵役耗尽了战士的精力，还兴建了许多无用的宫殿楼阁，致使朝廷上下奢侈成风。”
“开辟财源的种种手段已用尽，而谋利之徒却仍在想方设法增加赋税；军队衣食常常得不到保证，而吃闲饭的达官贵戚们却坐享富贵。”
“近来天象屡变，而朕却执迷不悟；民众怨声载道，而朕却毫不知晓。反思以前，追悔莫及。”
诏书又令朝廷内外直言进谏；令各地率兵前来京城增援；招募有御敌奇策或能出使金国求和的布衣百姓；宫中宦官主管的各局、所及西域所属的现有财产全部移交有关部门；西域所强占的百姓土地全部归还原来的佃农；削减嫔妃开支和侍从官以上官员俸禄；取消道观，收回拨给道观的土地；取消大成府、教乐所、行幸局、采石所。
徽宗此时引咎自责虽已晚，但作为至尊至圣的皇帝，敢于承认错误，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朝廷中的奸佞之臣，仍至死不悔，不同意发布这道诏书。其时，金国送来讨宋檄文，徽宗震惊，流泪无语，只得下诏禅位。
宋徽宗的确是有悔改之心，但是大势已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如果之前他就能够专心治理国家，而不是“不务正业”的话，或许还有办法保住基业。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想挽回的时候，已经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