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蕃又上奏说:“如今京师吵闹,道路喧哗,说侯览、曹节、公乘听、王甫、郑飒等人与赵娆勾结,一同扰乱天下,大有顺者昌,逆者亡之势。陛下如不立即诛杀此等奸佞之徒,必然会发生变乱,危害国家,且祸害之大难以估量。请您将奏章向左右之人宣读,并让天下所有奸邪之人知道,我对他们深恶痛绝。”
陈蕃、窦武等人真是“秀才造反”,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当机立断、秘密行事,却三番二次奏报太后,并公开告知奸邪之徒,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掌握中书的宦官一得知窦武和陈蕃呈禀太后奏章之事,即将消息报告长乐五官史朱踽。于是朱踽先下手为强,大声喊道:“陈蕃、窦武要废除皇帝,图谋反叛!”并连夜召集平时亲近的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17人,歃血为盟,谋划诛杀陈蕃等五人。
他们首先劫持灵帝。党羽曹节诓骗灵帝说:“外面情况紧急,请陛下去德阳殿避难。”乳母赵娆等人围在左右保卫。接着又劫持太后,夺取皇帝玺绶,任命王甫为黄门令,关闭宫门,切断南北两宫通道,派郑飒等人去搜捕窦武。
窦武不接受诏令,斩杀使者,召集军士数千人驻守都亭。
听说宦官发难,陈蕃立即率领属官、门生八十余人,闯入承明门,又到尚书门。不料王甫率兵而至,随即将陈蕃抓获。当天陈蕃即被杀。
曹节向中郎将张奂假传圣旨,率兵讨伐窦武。王甫率虎贲武士、羽林士卒等共千余人与张奂部队会合于朱雀门,随后赶至宫门前与窦武对阵。
王甫军向窦武军大声喊话:“窦武谋反,你们身为禁兵,应该保卫皇宫,为何跟随造反者造反?陛下不记前过,先投降者有赏!”
兵士们向来惧怕宦官,没有多久,所有造反的人便被擒获,无一幸免。太后随之迁往南宫。侍中刘瑜、屯骑校尉马达,均被灭族。
在桓帝时被诬为“党人”而已赦免为民的李膺等贤良名士又被逮捕下狱。宦官请求灵帝以李膺等与“党人”相牵连之罪予以诛杀。
当时灵帝只有十四岁,他问曹节等人:“什么是与党人相牵连?”
曹节等人回答说:“与党人相牵连,就是党人。”
灵帝问:“党人犯有何罪而要诛杀?”
曹节等人回答说:“他们相互推举结伙,图谋不轨。”
灵帝问:“图谋不轨干什么?”
曹节等人回答:“要夺取国家政权。”
结果,被杀“党人”有百余名,他们的妻儿子女全被流放边地。天下豪杰及有德行道义的儒士们,均被宦官指控为“党人”;与其有怨恨嫌隙者,也乘机陷害,甚至稍有一点睚眦小忿,均被滥诬为“党人”。就算与党人没有很大联系,也全都被处置了,牵连了共有六七百人。
得知“党人”被杀,贤者郭泰暗中为之悲叹:“汉朝将亡无疑,只是‘眼看乌鸦往下落,不知停在谁家屋’!”
没过多久,由于精英都被当成叛贼处置,又爆发了黄巾起义,继则三国之乱开始,汉亡。
皇帝年幼,而且高高在上,两耳不闻窗外事,再加上宦官专权,统治便岌岌可危了。放眼生活,我们应该多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应让自己处于闭塞的状态之中,这样才能避免少犯错误,不然的话,也会因此抱憾终生。
第十三节民主评功的高祖
猎人与猎狗、一时与万代之功各有不同。下面便是一个评功的故事。
汉高祖刘邦登基称帝后,封赏有功将领。萧何受封,名列第一,封邑最多。
群臣说:“我们身经百战,萧何从未立有如此功劳,只是操持文墨,其封赏却在我们之上,为何?”
高祖说:“诸位应该知道打猎之事。打猎时,追逐野兽兔子的是猎狗,但是解开猎狗身上绳子,指示野兽在何处的则是猎人。如今诸位只是捕捉到野兽,功劳有如猎狗;至于萧何,其功有如猎人。”
群臣们说:“曹参身受创伤70处,攻城夺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鄂千秋进言说:“群臣议论都是错误的,曹参虽有奋战之功,这只是局部之事而已。皇上和楚军相峙五年,士兵常常逃散,自己亦曾逃脱数次。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征调兵员,无须皇上命令召集。军队缺粮,萧何即将关中粮食即时运到前线。陛下虽然多次丧失崤山以东,但萧何总是保住关中,此乃万代不朽之功。今天没有曹参其人,于汉室有何损失?怎能让一时之功凌驾于万代之功之上?萧何应该排名第一,曹参排名第二。”
高祖说:“说得太好了!”
于是再赏萧何可以带剑上殿,可以不用常规小步快跑的礼节。
汉高祖说:“我听说,‘推荐贤能的人也应嘉奖’,萧何虽然功劳很高,但经过鄂君如此一说,萧何的功劳就更加明显。”
于是加封鄂千秋为安平君。
张良与陈平深明大义,不以功高自傲。
张良是谋臣,高祖让张良自选齐地三万户。张良却说:“当初与皇上在留县会合,此乃天意。陛下能采用我的计谋,乃是我的荣兴。若皇上真欲赏封我,我希望受封留县即足。”
高祖封陈平为户肠侯。陈平推辞说:“我并无功劳,不能受封为侯。”
高祖说:“我采用先生计谋克敌制胜,怎能说无功?”
陈平说:“如无魏无知引荐,我哪有可能拜见陛下。”
“你真是一个饮水思源的君子!”于是又赏赐魏无知。
高祖认为韩信有勇有谋,将太原郡三十一个县划出来成立韩国,把韩信封做王。
一日,皇上望见许多将领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皇上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说:“他们是在图谋造反哩!”
“天下刚刚安定,什么原因还想造反呢?”
张良说:“陛下靠这些人才夺取天下,如今做了天子,封赏的却都是您的亲近。如今军吏暗计功劳,认为天下的郡县已经不够封赏了,所以聚集在一起图谋造反。”
“这该怎么办是好?”
张良说:“皇上过去最憎恨的的人是谁?”
高祖说:“雍齿几次侮辱我,我真想将他杀掉。”
张良说:“现在请您赶快封赏雍齿,他们见到雍齿受了封赏,就一定会坚信自己也将受到赏赐。”
于是皇上设置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参加酒宴以后,都十分高兴,说:“连雍齿都受封为侯,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
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只有立足于“万世”、“全局”,而谋“一时”、“一域”,才会有高明的治国举措。汉高祖广开言路,肯纳忠言,民主评功,封赏功臣,善于着眼全局,不愧为治国的政治家。
第十四节推行新法的宋神宗
历来,只要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改革,最终都会得到采纳。
一次,陕西李参因为辖区粮食贮备不足,令农民自估粮产盈余,先贷给钱,待秋收后再归还官府,是为“青苗钱”。推行没几年,仓库便没有余粮贮备了,于是朝廷条例司建议:“各地可用其常平仓和广惠仓的粮食为本钱,在市场粮价高时,以略低于市场价卖出,市价低时,则以略高于市价收购。依照陕西推行青苗钱的办法,青黄不接时,农民愿意借钱的可以贷借,在交纳税粮时归还贷款,夏收还一半,秋收还一半,其中有愿意以粮食交还的,或者嫌归还时粮价贵而愿意还钱的,均从其便。如遇灾荒,则延至下次收成好时再归还。不这样,就难以使农民渡过因灾荒致使物价高涨的年头。如此,富贵兼并之家,就不能趁农民青黄不接之机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亦可收平抑物价之效。凡此种种办法都是为了百姓,而公家并无好处,但这符合先王广施恩惠、兴利除弊,以帮助农民进行生产的原则。每州选任专人负责,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等有了初步成果,再在各路推广。其中广惠仓的储粮,除酌量留给无依靠的老弱病残贫穷人之外,其余亦可按常平仓的办法办理。”
神宗同意这一办法,于是下令推行。
当时有人提出刘晏掌握国家财政时,没有发放借贷给农民。刘晏辩解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对国家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我虽然没有借贷给农民,可是全国各地年成丰歉、物价贵贱,我都能及时了解。凡是粮价贱时,一定用高价收购,粮价贵时则低价卖出。这样各地就绝不会出现物价太贵或太贱的弊病,何必用借贷之法?”
于是“青苗法”不被重视。
此时东京转运使王广渊上书说:“每当春季农忙时,农民却因穷苦而缺乏购买粮食的钱,致使生产困难,而富豪之家竟放高利贷,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请留下本道的钱帛50万低息借给贫民。”
神宗批准所请。
之后“青苗法”又由王安石推广至各地。
“青苗法”作为当时缓解内忧的新法,在刚推出的时候确实颇有争议。但是它的确能够缓解人民疾苦,所以宋神宗最终还是采纳了,并加以推行。可见要成大事,一定要有变革的勇气,善于创造机遇,就算自己没有能力,对于下属的好建议也要尽量采纳,这才有利于将来的发展,才可使事业达到成功的顶峰。
第十五节适时变通的司马光
在治罪量刑的时候,一般人会怎么做呢?
一次,司马光对神宗说:“治罪量刑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的罪,太平时用轻刑,乱世时用重刑。这是因为时势的关系而使刑罚有轻有重,而并不是刑罚变了。”
“治理国家也像修建房屋一样,坏了就要修理,大坏大修,小坏小修,不是很坏就不需重新建造。若到了很坏而需要重造的地步,便非得用优秀工匠和高质量材料不可。可如今良匠、美材都没有,臣担心这样下去连微风细雨都挡不住。”
“治国不能单靠什么条例,如果只是单纯地用条例治国,那么只用小吏就可以了。”
一般人在治国之时,都会承接旧例,但司马光在系统地分析了局势之后,认为治国应该小心谨慎,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措施。做大事也是这样,规矩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只要适当变通,善于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那么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但是要记住的是,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局势是有利于自己的,不然的话就会失去主动权。
第十六节引咎自责的徽宗
知错就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有时候,什么都已经晚了。
女贞人打败契丹辽国后,建立金国,承袭辽国在宋朝收纳税贡和占领土地的特权,并要求提高岁贡。宋朝不从,金国就先发制人大举出兵南侵。宋朝由于长期松懈不备,节节败退,丢城丧地。
宋徽宗引咎自责,下《罪己诏》。诏书大意是说:“朕即位以来,言路堵塞,每天听到的都是奸佞之臣的阿谀之言。奸臣专权,贪官得志,贤才能臣都被列入党籍。朝廷政事听之任之,得过且过。赋敛榨干了百姓的钱财,兵役耗尽了战士的精力,还兴建了许多无用的宫殿楼阁,致使朝廷上下奢侈成风。”
“开辟财源的种种手段已用尽,而谋利之徒却仍在想方设法增加赋税;军队衣食常常得不到保证,而吃闲饭的达官贵戚们却坐享富贵。”
“近来天象屡变,而朕却执迷不悟;民众怨声载道,而朕却毫不知晓。反思以前,追悔莫及。”
诏书又令朝廷内外直言进谏;令各地率兵前来京城增援;招募有御敌奇策或能出使金国求和的布衣百姓;宫中宦官主管的各局、所及西域所属的现有财产全部移交有关部门;西域所强占的百姓土地全部归还原来的佃农;削减嫔妃开支和侍从官以上官员俸禄;取消道观,收回拨给道观的土地;取消大成府、教乐所、行幸局、采石所。
徽宗此时引咎自责虽已晚,但作为至尊至圣的皇帝,敢于承认错误,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朝廷中的奸佞之臣,仍至死不悔,不同意发布这道诏书。其时,金国送来讨宋檄文,徽宗震惊,流泪无语,只得下诏禅位。
宋徽宗的确是有悔改之心,但是大势已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如果之前他就能够专心治理国家,而不是“不务正业”的话,或许还有办法保住基业。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想挽回的时候,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