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彭更问道：“随从的车子几十辆，带领的学生几百人，来往都在客馆里受到诸侯的款待，这样不觉得过分吗？”
孟子说：“要是不合道理，一碗饭都不能受之于人；要是合道理，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不觉得过分。你觉得过分吗？”
彭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士人没干具体工作而吃人家的，是不可以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沟通人们的劳绩、交换他们的成果，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农夫就会有剩余的粟米，女人就会有剩余的布匹；你如果互通有无，那么工匠们都能从你那儿得到吃的。现在有这么个人，在家孝顺，出外友爱，谨守先王的准则，以此扶持后进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儿得到吃的，你为什么重工匠而轻视实行仁义的人呢？”
彭更说：“工匠们从事劳动的目的在于解决吃饭问题，君子们施行道德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吗？”
孟子说：“你何必管动机目的呢？他们对你有劳绩，可以给报酬才给报酬。你到底是根据目的动机给他报酬呢？还是根据他的功绩贡献才给他报酬呢？”
彭更说：“根据他的动机目的。”
孟子说：“现在有个人，干活时毁坏了砖瓦，污损了墙壁，他的动机目的在于谋求吃的，你酬劳他吗？”
彭更说：“不能给。”
孟子说：“那么你就不是酬劳动机目的，而是酬劳功绩贡献啊。”
[延伸阅读]
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通俗说来，只要是正当的，再多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正当，再少也不应该接受。这就涉及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例如，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入问题，新闻媒介不断有披露，其症结点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如果是“如其道”，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当然要按有关规定缴个人所得税等），如果是“非其道”，那就要另当别论了。这里的界定是很清楚的。
不过问题是，谁来界定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呢？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孟子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如利思义”或“见得思义”的观点以及他自己“当辞则辞，当受则受”的实际做法都是一致的。说到底，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见精妙得多。“有道”正是“如其道”，“无道”正是“非其道”啊！实在是高明之至。
第二，是动机和效果的关系。这一问题，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把论辩对手放到荒唐的处境，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这也很好理解，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问题非常简单。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解决问题；孟子则是从实成绩，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解决问题。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听大话、空话，只看工作业绩。
当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我们的观点是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统一。然而，需要声明的是，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不可能事事都做到二者的统一。处于这种情况，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成绩，也就是“食功”而“非食志”了吧！
五
[原文]
万章问曰①：“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②，与葛为邻③，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④：‘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⑤。’”
“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注释]
①万章：齐国人，孟子的弟子。
②亳（bó）：在今河南商丘东南。
③葛：在今河南宁陵县境内。
④《太誓》：即《泰誓》。据传是周武王伐商大会诸侯的誓词。
⑤有光：即“又光”，犹今言“更为辉煌”。
[译文]
万章问道：“宋国是个小国，现在打算要实行王政，齐国、楚国感到憎恨而去攻打它，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成汤居住在亳地，与葛国相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先祖。汤派人询问他们说：‘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牲畜用来祭祀。’汤派人送给他们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还是不祭祀。汤又派人询问他说：‘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谷物来做祭品。’汤派亳地的民众去为他们耕田，年老体弱的人去送饭时，葛伯带领着他的民众拦住那些带着酒食米饭的人抢夺，不肯给的就杀死。有个孩子带着米饭和肉，遭到杀害而被夺走了食物。《书》说‘葛伯与送饭者为仇’，就是指这件事。成汤因为葛伯杀死了这个孩子而去征讨他，四海之内都说：‘这不是贪图天下的财富，是为平民百姓复仇。’成汤的征讨从葛国开始，先后征战十一次而无敌于天下。他向东征讨，西方的夷人便埋怨；向南征讨，北方的狄人便埋怨，都说：‘为什么丢下我们啊！’民众对他的盼望犹如大旱时盼望下雨一样，所到之处，赶集的不停止买卖，种田的不停止耕作，诛杀了残暴的君主而抚慰那儿的百姓，如同及时降下的甘霖一样，百姓非常喜悦。《书》说：‘等待我们的君王，他来了，我们就不受罪了。’‘攸国助纣为虐不肯服从，周王向东征讨，安抚那儿的士民，他们用筐装着黑色和黄色的丝帛，以能够侍奉周王为荣，归服了大邦周室。’那儿的官吏把黑色和黄色的丝帛装在筐里来迎接周的官吏，那儿的小民用筐装着饭食、用壶盛着饮水来迎接周的士兵，是因为周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去除了残暴的君主。《泰誓》说：‘把我们的军队发动起来，攻入他们的国土，除掉那残暴的君主，用杀伐来彰明正道，比成汤的功业更加辉煌。’”
“只怕不肯施行王政。如果真能施行王政，普天之下的民众都抬头盼望，要拥护这样的人来做君主，齐国、楚国尽管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延伸阅读]
孟子认为，强弱之势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行仁政，得民心。如果这样做了，弱者有可能变强，而不行此道的强者将因失去民众的拥护而变弱。
一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只顾及个人生命和利益的存在，并且，它也不由自己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为评判标准，而是由他人、社会给予评判的。因此，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中时刻不能脱离集体、社会。个人必须为大众、为社会承担责任，作出贡献，奉献自我。一个人只有超越自己生命狭小的圈子，热心投入到社会之中，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子看做是自己的手脚，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做是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子看做是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做是普通人；君主把臣子看做是草芥，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做是仇敌。”所以要想人们为我付出，我必须先付出；我不想人们施加给我的，我也就不能施加给别人。
孔子是君子之道极力强调“先施”，他说：“君子之道有四个方面，我一个方面都没有达到：要求做儿子服侍父母，我不能做到；要求大臣服侍君主，我不能做到；要求弟弟善待兄长，我不能做到；交朋友时，先好好对待朋友，我也不能做到。”这个“先施”实在是事业成功之宝典。所以老子说：“要想夺取它，必须先给予它，先培养它。”
做人也是这样，只有爱人的人，人们才永远爱他；敬重人的人，别人才敬重他；施德于人的人，人们才以德来回报他；帮助人的人，人们才帮助他。付出的越多，回报就越丰厚；施予的越广博，成就就越宏大。因此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楚汉相争时，蒯通劝说韩信离开刘邦，与项羽结盟，从而双利俱存，三分天下，鼎立而居，分封诸侯，做天下盟主。韩信不听劝告，说他不忍心背叛刘邦。他回想自己当年在项羽手下只是一个小小的郎中，位不过执戟之士，自己向项羽进献计谋时，项羽从不采纳。而刘邦不同，刘邦不但授他上将军之职，让他统率大军，而且极力改善他的衣食住行，对他家庭的关照也是无微不至。所以韩信回答蒯通说：“汉王待我十分厚恩，把他的车给我乘，把他的衣给我穿，把他的食物给我吃。我听古人说：乘过人家车子的人，要给人家分担患难；穿人家衣服的人，也该给人家分担忧虑；吃人家饭的人，就得为人家卖命。我怎么可以图谋私利而违背道义呢！”
商汤王三到有莘，终于使伊尹答应做他的相国；周文王因为敬老尊贤，所以吕尚、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这些有才能的人都听从他的指挥；刘备三顾茅庐，所以诸葛亮出山帮助刘备。这就是礼一所以获十，罪一所以去百，获人所以尊己，助人所以成己的明证。
宋朝的法演禅师曾给世人留下四诫说：
势不可使尽，使尽则祸必至；
福不可受尽，受尽则缘必孤；
话不可说尽，说尽则人必易；
规矩不可行尽，行尽则人必繁。
福乐是每个人都想享有的，如果你处处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就会众叛亲离；若过于孤立，则成功的缘分就渐渐疏离；不该得的财富你处心积虑想拥有它，到头来你会失去更多的福报和机会。善待别人，需要的只是一点点的理解与大度，却能赢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善待别人，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方式，也是一条最好的路。这样做的结果，会比仅仅追求财富上的成功，或是个人的成就感，要来得更有意义。
六
[原文]
孟子谓戴不胜曰①：“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②，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③，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④，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注释]
①戴不胜：宋国的臣子。
②咻（xīn）：喧哗。
③庄、岳：齐国的街名和里名。
④薛居州：宋国的善士。
[译文]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是想要你的君王向善吗？让我明确地告诉你。有位楚国的大夫，希望他的儿子能说齐语，是让齐人来教他呢？还是让楚人来教他呢？”
戴不胜说：“让齐国人来教他。”
孟子说：“一个齐人教他，许多楚人吵扰他，即使天天责打要他学会齐语仍不能做到；要是带他到齐国的闹市街里住上几年，即使天天责打要他说楚语也不能做到。你说薛居州是个善士，要让他居住在国王的身边。如果在国王身边的人无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国王和谁去做坏事呢？如果在国王身边的人无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国王和谁去做善事呢？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延伸阅读]
孟子的主要意思还是在政治方面，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解释周围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从而说明当政治国的国君应注重自己所用亲信的考查和选择。因为，如果国君周围多是好人，那么国君也就会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国君周围多是坏人，那么国君也就很难做好人了。这里的道理并不深奥，实际上也就是《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的意思。所谓“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不也就是为了找一个周围环境好一点的地方以利于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吗？孟子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早有亲身体会的，所以能生动的举例。
我们感兴趣的不仅局限在他的政治意图上，还在他所举的实际例子上。这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外语的问题。原以为学习外语是在“出国大串联”的时代才时髦的，却没想到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有这方面地论述了。
不管孟子所举的例子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生活中这样的现象却是比比皆是。诚如孟子在本章中所论，语言口耳之学，语言环境至关重要。这是凡有过学习外语经历的人都会深有体会的。孟子的分析实在是深刻，读来非常亲切。我们真该把这一段收录到学习外语方面的基础教材中。
七
[原文]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①，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②，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③，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