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萧条、专制集权主义和吉姆·克娄的较量
民众将在此地献身。我将在此地献身。
——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
阿拉巴马州赛奥马市的埃德蒙德·派特斯桥上
1965年3月7日
我对《圣经》之坚信不疑，让我无法停止传播纯粹的耶稣救世福音，转而去从事任何其他事业——包括参与民权改革运动……传教士不应被召去做政客，他们应该去拯救灵魂。
——杰瑞·菲奥维尔（Jerry Falwell）主教弗吉尼亚州林奇斯堡的汤姆斯路洗礼教堂
1965年3月21日
不管走到哪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喜欢发号施令——就连在教堂也不例外。“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失意的牧师”，他的一个儿子曾经这样形容他。罗斯福和先辈华盛顿、杰弗逊一样，在他做礼拜的纽约海德公园的圣杰姆斯（St．James）教堂里任职。有个名叫约翰·冈塞（John Gunther）的外国记者曾写过这样一个传遍全城的笑话：“这是罗斯福的教堂，过去曾是上帝的。”
罗斯福兴趣非常广泛，但神学根基并不深厚。当他夫人爱勒诺（Eleanor）问他是否相信他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英国国教的教条时，他回答说：“我还真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像这种事最好不要想得太多。”他喜欢赞美诗中第二十三首一一西奈山上的布道和哥林多前书（CoIinthians I）的第十三章；他喜欢宗教仪式的节奏感知安宁感，他请他的老学监、格罗顿镇的教区长安第考特·皮巴第牧师为自己主持婚礼，并且在华盛顿主持他的礼拜。有一次有人问起他的信条，罗斯福答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兼民主党人——就这些。”（约翰·冈塞报道说罗斯福在提到上帝之名时很小心，不滥用神名——据称，1944年的大选日，在海德公园里的投票间里，当他被卡在里面时，他喊的是“这该死的东西坏了”，而不是像有人传的“这遭天谴的东西坏了”。）对他来说，放在眼前等着他解决的问题就够麻烦的了。“他从不谈论他的宗教或他的信仰，并且对他的信仰好像从未有过任何理性疑惑。”爱勒诺·罗斯福回忆道。
1933年3月4日，星期六，他就任总统。在他向一个被大萧条打击得站立不稳的国家讲话时，他曾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但又坚定不移地在《圣经》中寻求力量。那句“我们唯一需要畏惧的正是畏惧本身”的响铮铮的断言，理所应当地使他那次总统就职演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佃是那篇演讲还以依据《圣经》和神学的视角著称。在他谈到“我们共同面临的难关”时，他带着庆幸的口吻说：“这些困难，感谢上帝，只和物质财富有关。”美国精神将支持民众度过这一“黑暗时期”，罗斯福说，然后，他援引了《圣经》中《出埃及记》和《乔斯瓦书》的内容：“我们没有遭受蝗灾，”他说，“与我们的先辈们凭借对神的信仰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所战胜的那些困难相比，我们实在是万幸。”罗斯福在用尖锐的言语抨击大商家时，引用了一句老话，称他们为“换钱巫师”。他向全国民众重申，现在已经到了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时候。他说，只懂得追求利润的人们“是没有信念的，一旦信念消失，民众便会随之消亡”。然后，他呼吁重新建立一种道德生活：“幸福不仅仅是建立在对金钱的占有之上；幸福来自于成就带来的喜悦，以及创造带来的激动。在疯狂追求那些有如过眼烟云的利润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忘记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和精神鼓舞。”也许，这些话听上去过于直露，过于理想化，但是，罗斯福又回到耶稣第二条重要的训诫，用其鼓舞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的民众。“如果目前的困难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归宿，并不是接受他人的恩惠，而是为我们自己和同胞们服务这个道理的话，那么，这些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艰难岁月的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在这里，他使用的是公共宗教的语言：美国的民众当时正走在一条朝圣的道路上，他们会在一片人类从未涉足的荒野上遇到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但是，他们是有希望得到拯救的。
他真的希望恻隐之心和善行能够真正改变当时的现状。“在我们面对前面的艰难岁月的时候，我们有的是全国民众团结所具有的热情鼓励，寻求传统的、宝贵的道德价值观的明确意识，老少百姓在恪尽职守的工作表现中得到的良心上的满足。”那些传统的和宝贵的价值观本身不一定具有宗教意义，但是罗斯福希望，在那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它们具有宗教意义。
查尔斯·彼得斯（ch．drles Peters）于“新政”时期在西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长大，在三十年代结束、“二战”爆发时十三岁。他在自己写的一本名为《费城五日》（Five Dain Philadelphia）的书中，描写了他亲身经历的1940年罗斯福和温代尔·维尔基（Wendell Willkie）之间展开的总统竞选活动。身为《华盛顿月刊》创刊编辑的彼得斯，认为罗斯福的宗教信仰是他的总统职位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他战胜了小儿麻痹症，这给了他以信心，但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罗斯福对未来的信心的另一个来源——以及他与他的同胞沟通的能力——是他与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信奉的都是基督教。”彼得斯写道。
彼得斯知道爱勒诺·罗斯福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自己的信仰上不存在理性疑惑那句话的含义。“这和彼得斯一家以及大多数我们认识的基督徒的情形是完全一致的，”他写道，“我们在听到诺亚方舟、约拿（Jonah）和鲸鱼和摩西红海分道这一类故事时，脑子里会闪过一丝疑惑，但我们从不会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个没完。我们相信上帝传下的‘十诫’和所有的最佳道德准则。罗斯福将‘新政’看成是基督教义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
三十年代的另外一些因素也有助于罗斯福的“新政”：禁酒的尝试在罗斯福入主白宫那一年即宣告结束。彼得斯的父亲，每月都要抽出两个星期天，开车进山去见私酒贩子，敬畏上帝的信徒干出违法的事，这种现象其实对彼得斯这样的人是有益的。“成千万的基督徒不仅在违反凡人定下的法律，而且很多人也在违反许多牧师称之为上帝定下的法规，”彼得斯写道，“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追忆以往的经历，似乎能孕育出人性、宽容和一种宽待其他有原罪的人的处世之道。”
风云际会
随着时光在三十年代的推移，**德国的兴起成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但许多美国人对其关注的程度仍然不够。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1月上台，不久即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施行迫害，这些迫害仅仅是“二战”中虐犹大屠杀的前奏。当时，美国的一些人也在推波助澜：例如，查尔斯·考夫林神父就曾将罗斯福的“新政”污蔑为“犹太政”。一直到1941年，查尔斯·林伯格仍在指责犹太人将英美等国推进战争深渊。历史学家麦克·贝斯恰洛斯在他所著的《征服者》一书中曾描述，就连像罗斯福那样品德崇高、为人公正的人，说起活来有时也会带有种族和民族色彩。“你知道，这是个新教国家，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在这里是要吃些亏的。”这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义愤填膺的财政部长亨利·摩简少记下的罗斯福对他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官员里奥·克劳雷说的一句话。（罗斯福同时又似乎是一个最宽容、最忍让的人。当有一个记者问他祖上是否有犹太血统时，他答道：在很久远的过去，他们可能是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我更感兴趣的倒是他们是否是些品行端正的公民和上帝的信徒。我希望他们两者都是。）
假如有人认为，美国的公共宗教确信美国人肩负特殊使命，因为那是美国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特殊馈赠的话，又怎么解释在“二战”爆发后，在道义立场泾渭分明——或者至少在像温斯顿·丘吉尔这些人眼中泾渭分明的国际态势下，美国在长时期内采取的不介入的立场呢？
当时，美国民众是否负有保护那些被**残害的无辜民众的神赋价值的责任呢？当然有，但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我们当时所犯的失误，就像其他的失误一样，是严重的。和任何人都会犯个人错误一样，美国也会在制定国策时犯错误。按照杰弗逊的说法，开国先贤构想中美国的基本点是将基本权利永恒化，因为随着时代的不同，各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的精神面貌可能会在没有或很少预警的情况下，从良性转向恶性。在确保宗教自由——实际上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构架中，开国先贤们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环境氛围，在这个环境中，那些看到别人暂时无法看到的真理的人们，有坚持己见的自由，从而希望那些尚未醒悟的人们能迷途知返。
在美国为时已晚地介入“二战”的前夜，纽约联邦神学院的新教牧师兼教授瑞候德·尼布哈（Reinhold Niebuhr）于1941年2月1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徒的信仰和世界危机》的文章，文中分析了不介入思潮在美国盛行的原因，以及基督教怎样才能将国家带上正轨——站到英国以及当时被征服的欧洲国家被击败的民众这一边。尼布哈认为，美国基督徒中有过多的人得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症——“只要基督徒和其他良心向善的人们下定决心，不介入冲突，战争便会自行终结”。
他作为和他观点一致的信徒的代言人，在文中写道：“我们认为这种乌托邦症，造成了民主国家在奋起自卫、抵御新的野蛮入侵时反应迟缓，（至少就美国而言）这种乌托邦情绪就很容易在逃避责任和自私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益发膨胀起来。”
他的话指明了捍卫自由的宗教根据，哪怕捍卫意味着——正像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样——杀掉上帝创造的其他生灵。“我们一定要将博爱精神视为正义绽放和结出的最终的花朵和最终的果实，”他说，“然而，当博爱代替了正义感，它就会堕落成一种庸俗的温情脉脉，并有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帮凶。”尼布哈继续写道：我们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国家曾经犯下的罪恶都很清楚，这些罪恶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动荡和混乱。我们知道，集权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针对自己尚未解决的问题的、虚幻的治世良方，这些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和精神方面的问题。
然而，不论我们怎么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更值得我们去捍卫，我们仍然坚信，捍卫我们文明的优秀传统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现在不坚决与这个外在的威胁作斗争的话，我们社会制度所具有的那种纠正自身错误、扩大自身成果的可能性在今后的数百年里就可能荡然无存。将我们西方所有声名狼藉的恶劣品性夸大到与集权制度相提并论，然后用来反衬一个人具有明辨是非的良知的作法，我们认为，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而**专制集权试图灭绝犹太民族，并将欧洲诸国置于一个“霸主”民族的主导统治之下，根除基督教、毁灭基督教和人性解放的文化时代造就的无价的传统——自由和法治，将真理变成政治权势的娼妓，勾结集权分子和他们的盟友统治世界，全面地消灭西方文化的每一个基本要素……我们认为，对这些倒行逆施熟视无睹，死守宗教教义，都是非常危险的。
一次严厉的布道
1941年8月，在尼布哈那篇劝世文章发表过后六个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海岸外的普雷山霞湾（Placentia）的军舰上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热衷于搞私人外交，双方都急于掂出对方的分量；有几天，他俩一边抽着烟，一边聊着天，一边将美国向英国提供援助之类的议题拿出来讨论。历史记下了那次会面中发生的两件通常不被当时周围军官和外交官注意的事：《大西洋宪章》的诞生和在“威尔士王子号”皇家海军军舰上举办的一次周日礼拜。
《大西洋宪章》是两大民主国家表达共同目标的一个公开宣言——按照文件的原文，其主要精神是“任何地方、任何人应在没有恐惧和不愁生活需求的条件下度过一生”。英国和美国不是为了“自我炫耀、拓展疆土或其他利益”才与轴心国作斗争，而是因为“它们（美英两国）尊重所有民众选择自己愿意接受的政府的权利；他们希望重建被暴力剥夺了这些权利的国家的主权和自治政府”。
周日礼拜场面之壮观，赋予这些崇高的理念以一种庄严感。布道者用了《圣经·乔斯瓦书》中的话：“坚强起来、鼓足勇气，无所畏瞑……
因为无论你在哪里，上帝都与你同在。”一群英美水兵在祈祷和歌唱，一旁的丘吉尔见此情景，流了泪。“每一个字眼都似乎触动人心，”丘吉尔后来回忆道。当时唱了三首赞美诗：《前进，基督徒士兵》、《永恒的天父，强大的救世主》和根据《艾萨克·瓦兹（IsaacWatts）第九十赞美诗》开篇内容改写的歌，表达了信徒们对神意的依赖：
哦，主啊，以往拯救过我们的神，
你也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当我们身陷困境，请给我们以指引，
走向我们永恒的归宿。
罗斯福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假如在那里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后来，他对儿子伊利奥特（Elliott）说，“仅仅那个场景就足以将我们紧密地联系起来。‘前进，基督徒士兵’。我们都是基督徒士兵，我们会在上帝的帮助下，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