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信奉宗教的人们必须始终反问他们自己，他们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二十世纪的神学家保罗·第尔里奇（Paul Tillich）称之为的“最高原则”。只要信仰的最终目标没有被斗争的手段妥协或腐化，将信仰付诸行动就没有错。那个因反人工流产而谋杀一个医生的人，就是一个完全被狂热而不是被信仰控制，最终失去理智，酿成难以言状的悲剧的极端例子。这种极端分子不是基督徒，而是信奉唯我独尊和暴力诸神而不信奉历史和关爱的上帝的异教徒。“极端狂热的信仰是将初级的理念无限上升，乃至终结化的结果。”第尔里奇写过的这句话应该成为那些将眼前的争议置于善意和谦卑之上的人们的警世良言。
将眼前的争议凌驾于善意和谦卑之上的诱惑是很大的，有些时候，也是不难理解的。在一个反对人工流产或死刑的基督徒的眼里，在这些问题上的任何通融和妥协都无疑是向死神屈服。一个担心被信仰蒙蔽的信徒们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余的国人头上的世俗论者，则会认为在公共生活中表现的任何宗教习俗都可能是挑起社会矛盾的契机。
一些基督徒会发问，为什么仅仅因为少数人——可能是极少数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多数人就必须保持沉默，多数人就必须感觉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得不到尊重呢？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答案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与其强调他自己的信仰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更应该致力于让世界上的其他人的日子更好过一些。耶稣受难故事的震撼力，在于它的正反两面的含义：他通过从黑暗中引出光明、从虚弱中激发力量和从死亡中升华新生，打乱了这个世界的正常秩序，改变了世界的期望值。西奈山上布道的观点讲的是对事物进程的理解的转变。假如世间事物进程的顺序可以完全逆转，那么基督徒凭什么可以用刀剑、钱包或投票站等方式对他人施压呢？
教皇保罗二世在他的第一份通谕《人类救主》（Redemptot·Hominis）中完美地掌握了宗教和政治的分寸。“教会……除了信仰精神、语言和仁爱之外，没有其他武器可用……因此，她（教会）不会停止恳求……世上所有的人们，看在上帝的分上，看在人的分上：不要杀人了！不要再准备相互摧毁和灭绝！想一想你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兄弟姐妹！
互相尊重对方的尊严和自由吧！”
马里欧·科莫（MariCuomo）是一个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任纽约州州长时（西尔多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都曾任该职），曾在圣母大学作过一次演讲，其间谈到一个信奉宗教的政治家所面临的难题，一边是他在教堂里听到的布道，另一边是他认为民治社会应该采纳的最佳政策。他引用教皇保罗二世《人类救主》通谕中的一段话，“我们已经具备了语言和仁爱的武器；我们不需要什么法令，就能将这些给予这个世界。”他还引用了美国大主教的一封信，该信试图将按照广义的道德观处世的教会，与那些纠缠在某时某刻的某些政策或政治观点的教会区分开来。“我们承认，教会在特定手段的技术性问题上的观点，不会具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性，”主教写道，“例如，人们可能在痛恨某个不公正现象的看法上一致，但在如何实现公正的问题上存在坦率的分歧。遇到这种情况，宗教团体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他们不能声称他们的观点是善良的人们应该持有的唯一观点。”
这个共和国不是一座大教堂，但这是一个到处都是教堂的共和国。
允许宗教说话，但要劝诫他们不要大吼大叫；允许他们争论，但要劝诫他们不要斗殴。先贤们创建的体制允许宗教因素在政治中施加影响，而这个影响与其他因素——像地缘、经济或文化——相同，不多，也不少。华盛顿、杰弗逊、麦迪生、亚当斯、富兰克林、杰以及与他们志同道合的那些战友们，本来可以选择杰姆斯城、普利茅茨或马萨诸塞采用的模式，但他们没有那样去做。弗吉尼亚早期的“神法、道德法和军管法”
不仅试图管制民治社会的运行，还要禁锢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历史已经教育了革命时期那一代人，要做到前者已经够难的了，更不用说对后者不切实际地尝试了。
在新千年的这一代美国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能得益于一帮十八世纪早已作古的白人的想法颇为离奇古怪、缺乏说服力。其实两者皆不然。先贤们的确犯过一些错误，尤其在奴隶制的问题上，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其中包括宗教和政治的问题上，则是一箭中的。只要我们掌握了他们指出的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我们这个时代喋喋不休的争吵就会平息下来。尊重宗教，听一听他们讲的道理，从中学一点东西，然后允许国家事务按照共和国签署的合同——宪法的精神展开。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爱比盖尔的信中，有一段给儿子们的教诲，“让他除了崇尚宗教、道德和自由之外，什么都不要去崇拜”——一句对国家也有益的告诫。
在讨论借鉴开国先贤智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人提出两项异议。
其中一项认为，他们当年是为一个几乎全是新教徒的国家创立一个政府；按照这种说法，那些来自费城的，或来自弗能山庄（Mount Vemon）的、或来自蒙特切诺或蒙特皮列尔的那些人根本无法预见到二十一世纪美国的多元化程度。然而，在他们那个年代和地点，那些五花八门的教派，尽管大多同属基督教，其多元性比我们平常想象得要大。“美利坚的胸怀，”华盛顿曾说，应该“敞开、接收……被世上任何国家、任何宗教压制、迫害的人们；我们应该欢迎他们和我们分享所有的权利和特权……他们也许是穆斯林教徒、犹太教徒或基督教的任何门派，或许他们是无神论者。”杰弗逊认为多元性是美国的国粹，而不是弊端。“我国是第一个向世界证明两条对人类社会最有益的真理的国家，”杰弗逊说，“其一是人类能够照管自己，其二是宗教自由是对付教派之争的最有效的良药：只要将一句维护民治政府的格言颠倒一下，‘分裂则昌，统一则亡’，然后用于宗教就行。”他们曾预见到，他们创建的体系将经受持不同教义的人们的考验——他们预计美利坚能经得起这些考验，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我们拓展美国主流意识的定义的同时，美利坚变得越来越强大，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黑人、妇女、新移民，以及所有觉得被排斥在美国民主的活力中心之外的人们逐渐获得自由。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在宗教信仰、民族及种族等方面也是最多元化的国家。所以，开国先贤们在1776年夏天选择E PluribusUnum——“合众为一”作为第一个国家箴言时，像通常那样，作出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第二项反对在历史中寻找前进所需的指导作用的不同观点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是当初建立美国的先贤们难以想象的。人工流产、生物伦理、于细胞研究、安乐死、同性恋的权利、在课堂是讲授进化论，还是创世论（或“神工论”）——这些都不是先贤当年的那个世界里会碰到的难题。有些人问，十八世纪的古旧经典，在二百多年后，能对解答这一些今天遇到的问题提供什么启示呢？然而，先贤们当时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经得起时代和机遇变迁的考验并且（在作些修正之后）长治久安的共和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那样鞠躬尽瘁地工作、殚精竭虑地思考、面红耳赤地争论和小心翼翼地设计一个能制约人类过激情绪的政府，从而增大政府为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服务的可能性呢？
先贤们还是一些极其博大精深和卓有建树的人，他们知道世道是多么多变，因为他们自己都经历过一个在科学、哲学、政治思考和经济等领域里剧烈动荡的革命年代。这并不是说约翰·亚当斯在生育权利的问题上会有什么见解，或者哪位法官可以向杰姆斯·麦迪生请教有关二十一世纪的观点，然后对一个有关生物伦理学的案子作出裁决。
而是说，先贤们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他们要培育一种公共敬神之风，将（公共宗教）信仰作为众多受人尊重的力量中的一支来尊重，但这一信仰只被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里的那些有节制、讲理性、自愿选择这个信仰的公民们所接受。按照我们衡量这一类决定的标准来评价，先贤们当年的这一决定标志着一个举世无双的伟大业绩。
搞民主相对容易，实行共和体制则很难。民主的动力是激情；共和体制则是建筑在节制、中庸的基础之上的。民主是大声的、吵吵嚷嚷的和不讲秩序的；共和体制是平稳、冷静和公允的——我们今天仍然能享受它的福祉，是先贤们创造的最神奇的伟绩。
正义之战
1943年4月的一个清冷的一天，接近正午时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妻子爱勒诺以及爱迪斯·威尔森（Edith wilson）太太一同离开白宫到附近刚建成的杰弗逊纪念堂去主持剪彩仪式。《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注意到，早春的日本樱花已经凋零，罗斯福脱下黑色的斗篷，站起身来，面对纪念堂。在场者达五千人。美国的英国国教最高主持人、大主教亨利·圣乔治·塔克（Henry St．GeorgeFucker）来到话筒前致祈祷词。人们垂首聆听主教的祈祷，穿着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军装的卫兵立正站在古希腊爱奥尼式柱前。这情景，像杰弗逊被永远供奉在一座经典的神庙之中，正在世界大战中作战，以保卫自身的自由，并把“自然神”赋予人类的权利传播到整个世界的国家的首都里，由一个耶稣的信徒带进一座仿造古罗马的万神殿的神庙。塔克主教请大家和他一起，感谢上帝“将你的仆人——托马斯·杰弗逊培养成一个在我国创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自由事业的领袖”。
轮到总统发言了。罗斯福将腿上的支撑架固定好，两只大手紧攥着讲台，他凝神远望那尊巨大的杰弗逊塑像。那是尊石膏像——铜像得等到战后才能安装——十九英尺高的杰弗逊，看上去颇有些目中无人的神态，他的站立姿态好像马上就要迈步前行，他坚毅、严峻的眼睛向白宫望去。罗斯福告诉在场的人们，杰弗逊是一个“自由的传道者”，他悟出了“凡是不去为自由而战者，终将失去自由的道理。我们也同样面对这一事实”。
美国人民不会逃避向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开战。罗斯福说：“杰弗逊生活的那个世界，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仍然是需要经过斗争才能争取到的——而不是约定成俗的原则，”罗斯福停顿了一下，“我们也同样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过。”
一阵冷风从普丹米克河上吹来，但身穿灰色西服外衣的罗斯福似乎并没有在意。他此时想布一次道。“托马斯·杰弗逊和我们一样，他对人类抱有信心。他和我们一样，相信人类能够建立自治政府，没有哪位国王、没有哪位专制暴君、没有哪位独裁者能像他们那样明智地依靠自己来管理政府，”罗斯福说，“他和我们一样，相信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和我们一样，看到那些原则和自由遭到挑战。当时，他为它们而战，现在，我们也为它们而战。”
维护美利坚的自由是万事中要求最高的一项使命，它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但是天将此大福降于你，也必寄予重大期待于你。罗斯福在结束时，引用了一句表达他称之为杰弗逊“最高尚和最紧迫的含义”的话，这句话被刻在那座大理石纪念堂的中楣上：“我已在上帝的圣坛前宣誓，我将永远与以任何形式控制人类思想的专制制度作斗争。”在一个远逝的声音里，传来的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值得信守的誓言，那也是值得千秋万代信守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