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哥林多前书》13：12
我在写《美国福音》时，给第四十一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打了一个电话。他是一个英国国教信徒，在有关神学的问题上，远较他的儿子来得谨慎。我在电话里问他，在白宫任总统期间，宗教信仰是否一直在他的心里占据重要的位置。“我的感觉是自己被信仰升华了，”这位前总统对我说，“离开了一种超凡的神圣感、一种超凡的归宿感、一种超越个人野心、个人情感、个人打算、个人问题的神圣感，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可能应付总统所面临的一切。至少对我来说，对上帝的信仰给了我希望，给我以不断前行的动力。过去，我不太显露这些想法——不想多谈这些——也许我应该更加直露一些，把我的心声表达得更清楚些。
但我当时的确感受到神的存在——非常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神的存在。”
强烈地感受到神的存在，但又安之若素、谦卑有加——这是多么令人敬佩，又是多么能体现美国精髓之所在！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希望通过发掘以往的精华，可以让我把当今的有关政教关系的风暴放到一个适当的角度去看待——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通过反思开国先贤们以及两个世纪以来各届总统是如何理解精密的、时而具有腐败作用、时而具有校正作用的政教关系的。（用圣经为奴隶制正名，是一个腐败作用的例子；而援引圣经的道德观以及美国宗旨，与杰姆·克娄作斗争，则是校正作用的范例。）
读者对本书的精装本的反响和我预期的很不一样。我原想会出现一些激烈言辞——过激的世俗无神论和过激的传教派言论——从两个方向打过来：倾向于自由派的读者可能会像心理学家说的那样，说我的书纵容了宗教派，而保守派的读者则可能因为我在宗教信仰的基本问题上不够坚定，说我内心其实是向着左派的。我本人认为两种看法均有失偏颇。我本来以为我会听到这些观点。
但结果恰恰相反，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花时间给我写信的读者似乎赞赏我走了一条中间道路的尝试（我感谢所有写信给我的读者）。不错，我是收到过几封电邮，称我是传教派的囊中之物，也有其他的人对我似乎没有将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拯救者表示惋惜（这些批评我的人们说，如果我的确做到这一点，我就不可能说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从总体上讲，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反映了一种对更加中性的政教对话的渴望。《美国福音》被“反诽谤联盟”、“以家庭为中心”、“全美公共广播网”、“福克斯新闻频道”、Al Franken和葛培理牧师体面地接受。看来，中间派的立场是可以维持的——或者说，在此时此刻的政治、文化风暴中，中间派立场还是很可能维持住的。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和同乡福克纳观点一致：“历史从来就没有终结，”他在《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Nun）中曾这样写过，“那甚至就不是历史。”历史的情形可以改变，但人类的本性难移。约翰·亚当斯的追求虚荣，我们看得很清楚；华盛顿的缺乏自信、托马斯·杰弗逊的行为孤僻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善于改头换面也都如此。《圣经·旧约‘传道书》（Ecclestiastes）告诫我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当然是神学玄论，但我们不应全盘否定其中的观点。我认为，历史的借鉴作用是我们在历史活剧中努力扮演自己角色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启示的。
我们现在正在演出的这一幕历史剧，其特征是假借上帝名义的极端主义。我在与听众谈及《美国福音》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美国的经历与当今以政教合一为主流的伊斯兰世界有什么关联。要将我们的价值观中的任何一项散布到世界各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一项经年累月的社会工程。我认为，这项工程就像以往的许多工程一样，应该以一个故事开始——在这里，讲的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国家是怎样克服自身最丑恶的本能驱使，从而悟出自由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项的。有了自由，所有其他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公正的理念到宗教信仰，到社会财富的增长——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在血腥的二十世纪，诗人Robert Penn Warren写道：给我讲一个故事。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在这一疯狂的时刻，
给我讲一个故事。
将它变成一个遥远异界的故事，伴随着星光……
给我讲一个极度欢欣的故事。
美国有一个有关宗教自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远非十全十美，它的各个章节并不总那么令人欢欣鼓舞，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有恶魔留下的污点、血腥和歧视偏见，从奴隶制到杰姆·克娄，到我们对那些穷同胞们长期熟视无睹的麻木不仁。但是，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好故事，因为我们经受了六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的考验——从十六世纪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起，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尽管我们所犯过错甚多，我们仍然是约翰·温什洛普曾经称之为“山上的圣城”的那个地方。
在这座圣城里，我们必须对具有宗教色彩的纠纷保持高度的警惕。
有些基督徒认为那些世俗化的、或者更具自由派倾向的人们目无上帝；有些世俗论者则认为那些更具宗教色彩的、或者更具保守派倾向的人们都是崇拜迷信的狂热分子；他们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读过《美国福音》的读者都可以看到，我对有关宗教和文化的公共对话，持有一个特别的观点。信宗教的人们要谦卑，因为树立信仰意味着接受未知，意味着承认先知保罗所说的“我们如今有如雾里看花，模糊不清；但到那时，就要和主面对面了……”的话，他指的不是如今，而是那时，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的未来。世俗论者必须像其他人应该尊重世俗论者那样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去尊重其他人。如果对话一开始，双方就互相激惹，那么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文明有礼是一个宝贵的美德，我们必须将其保持下去，见诸行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上是我写本书的目的：鼓励我们中的那些仍然留在史学界的人们互相尊重，去悍卫自由，去培养一种宽容的文化氛围。太温情脉脉了？是的，我想也是，但这正是开国先贤开创的、被一代代与人为善的美国人继承的事业。我在任何时候，都情愿被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而不愿被他们认为是个玩世不恭的人。
2001年，“9·11”恐怖袭击过去六天之后，老布什总统正在缅因州Kennebunkport的walker角家中的小办公室里给人写回信。恐怖袭击过后不久，我写信邀请这位前总统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我原以为，他自己作为一个战时的领袖，应该能对当时落在他儿子、现任总统肩上的担子谈出许多东西。像以往一样，布什彬彬有礼地婉拒了，说他不想谈及给白宫主人添麻烦的事。他的回应并不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是他措辞严谨的回函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在那些令人焦虑的日子里印象格外深刻：“请为我们心爱的儿子，总统祈祷。”
我们心爱的儿子，总统：那是一个揭示内心世界的组合，它将个人因素和政治因素结合了起来。对于这位前总统，对于这个国家，这次暴力袭击所造成的震惊在强化父子感情这条主线的同时，还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海外，转移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阿富汗的山洞与曼哈顿的楼林紧密相关。在一个碧空如洗的蓝天里，历史向我们发出了呐喊，至少在那一时刻，美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在那以后的数年间，美国出现过不和谐、不团结和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有关国家权力和总统权力的手段和目标的辩论——能够让这场辩论存在的权利永远不应该消失。而努力去以一种善意的精神去展开这些辩论，将是完美体现美国精神的表现。同样完美地体现美国精神的是，辩论的双方都具备这样的共识：为我们的总统祈祷，不论他（或者确切地说，或她）是谁，不会有任何害处，也许，仅仅是也许，会带来一些益处。
2006年9月11日
纽约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