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张学良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秘密会谈之后不久，在张学良左右，赞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亲信，成立了一个名为“抗日同志会”的秘密团体，推张学良为名誉主席，选张学良的秘书、东北大学早期毕业生应德田为书记，选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久为军事部长。抗日同志会的宗旨是拥护张学良抗日救国，吸收对象以东北军的中级军官为主。同时，张学良在终南山的王曲镇，亲自主持成立了“军官训练团”，名义上整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中层军官，暗里却在酝酿抗日，并且公开讲授抗日游击战术。
接着，他又派东大学生魏方立和于达去北平，招募了四、五百名东北流亡青年和“一二·九”运动中的“爱国政治犯”来到西安。本打算利用这批新鲜血液改造东北军的政治工作，肃清蒋介石派的“政训员”散布的“攘外必先安内”和“恐日病”的流毒。不料这批青年一来到西安，就被蒋介石的密探发觉，并且被秘密监视。他们不得已就改用“东北军卫队二营学兵队”的名义，暂时隐蔽在西安东城门楼集训。从红军回来的霍守军当了连长、小关东也回来了，在卫队营当了班长。他已入了党：组织关系由白山单线领导。
魏方立、于达回到西安后，按照党的指示，更有计划地在东北军和西安各个学校开展抗日宣传，扩大“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影响，并且用“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分队”的名义发展组织。当张学良把东大工学院搬来西安，建立了东大分校后，分校就成为他们活动的基地。
青天白日标记的飞机，每天清晨起飞，傍晚回巢。军用物资，依然塞满车站，络绎不绝地往陕北运送。国民党的大小报纸，印满了“窜往山西吕梁山的残共，已遭国军一网打尽”的捷报。可是从陕北来的旅客们，都在悄悄传播着红军重返陕北红区的故事。
一天晚上，西安的大街小巷突然贴满了中国红军革命委员会五月五日《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便衣密探，倾巢出动，撕毁和没收这些传单。但是全城仍然传诵和议论着通电中的这些话：“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个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持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张学良早接到这个《五五通电》，他见这内容跟延安会谈的精神一致，并没有给蒋介石加上“卖国贼”的头衔心里十分高兴，他派专人把这《五五通电》直接送给蒋介石看，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自动改变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
蒋介石却因此更加不放心张学良，并且准备拿张学良开刀示众，杀鸡吓猴。他派了他的侄子蒋孝先飞往西安，秘密抓张学良通共的证据。
蒋孝先原在北平当中央宪兵第三团的团长，曾以屠杀爱国青年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有功，被蒋介石提升为中校侍从副官。
蒋孝先个子不高，却长了个又长又蠢的大驴脸，两只小眼睛眯缝着，像没有睡醒，说话嘴里也像含着个茄子，含混不清，可是爱骂人，声声带杀气。他这次奉蒋介石的密令来西安抓张学良的小辫子，更是气焰嚣张。他在陕西省党部反共委员会里面纠合起西安治安和情报系统的头头（这些头头又都是反共委员会的委员），劈头盖脸地骂道：“领袖今天要的是警犬，不是巴儿狗！情报虽也天天有，可是不疼不痒，顶个屁用！
报纸上虚张声势，头版头条，通栏标题，说共匪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残余的残余’，即将‘一网打尽’。可是他们出入陕西、山西，在天险黄河上跳来跳去，如入无人之境。近来更不像话：竟然有人跟他们和平共处，信使往还，演戏联欢，情同一家，简直是对委座‘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讽刺！”
蒋孝先喷着唾沫星子说到这里，右手一扬，啪地拍一下桌子，声嘶力竭地叫嚣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攘外必先安内’的前线，今天已经不是在陕北，更不是在吕梁山，已经转移到西安城里来了！已经转移到你们的鼻子尖底下来了！已经转移到你们的床头上来了！领袖早发觉了，可是你们还蒙在鼓里！几次来电报叫你们侦破，你们这一群饭桶，一拖再拖，总是拿些不疼不痒的假情报应付差事，蒙蔽领袖！你们简直是一堆废物，一伙子小摆设，养活你们干什么？真叫领袖失望、生气！”
头头们慌了手脚，一个个争着说：“有罪有罪！”
“辜负了领袖的信任！”
胖得像一口大肥猪的警察局长马志超，更是俯首认罪地说：“领袖神机妙算，引蛇出洞，即将残共聚歼于吕梁山中之际，不料他们一夜之间……”
蒋孝先不耐烦地插嘴说：“什么‘不料，不料’的，纯系废话！你是干什么吃的，‘不料’？”
“是，是。”
“我看张某勾结共匪，危害党国的迹象已明，不必再哕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抓住证据呈报领袖，严整纲纪。”
鬼头鬼脑、黄眼珠的中央宪兵别动队长曾厚慈连忙说道：“孝公既然明确指定了目标，我们就好办啦。张某的心腹人高复东被红军俘虏以后回到西安，张某先将他交军法处扣押，也曾经要拉出去正法。可是后来两人连日密谈。密谈之后，高某竟然乘张某的专机去陕北，并偕带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可疑人物来洛川与张某密晤。后来，张某‘波音’机来肤施，声言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内开‘剿匪’紧急会议，实际是与共匪高级人物密谈。高复东是其中牵线的主要人物，把此人捉来审讯，必可全获张某通共之证据。”
蒋孝先噘着大嘴巴子称赞说：“好好，立刻捉来！”
肥猪似的马志超嫉妒曾厚慈抢功，冷笑笑说：“据我的眼线报告，此人行踪诡秘，出没无常，在张某公馆内活动，还有专人侍卫，出入城关，更有东北军护从，捉他谈何容易！”曾厚慈不服气，但是沉默一下才说：“高某的家眷住在东北新村，自东北军出现不稳状态之后，我就密令坐探监视所有东北军眷属。趁高复东回家过宿之时，派人捉来，恐怕并不太困难吧？”
马志超又冷笑笑说：“那可太好了！”
蒋孝先听出马志超话中有话，看看曾厚慈问：“确有把握吗？”
曾厚慈冷笑笑回答：“不敢说完全有把握，但可以说稍有把握。”
蒋孝先鼓励说： “稍有把握，就可以变成大有把握。领袖屡加训导：特务工作乃一心理战争，必先有心理上的主动，尔后才能有事实上的胜利。曾队长有此心理，当能有此胜利，可以大胆去做。不过，只此一方证据，即使获得，也未免太少。”
马志超的大胖脸抽筋般地动了一下子说：“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入张某公馆，出入东北军、西北军，借口慰问，到处流窜，宣传赤化抗日，必定是共匪派来与张某勾结的联络员。如果将此等分子抓来审讯，即可构成张某勾结共匪的另一铁证。”
曾厚慈冷笑不语。马志超一肚子不高兴，却努力堆出笑脸，问：“曾队长有何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