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杨虎城不放心，早有警惕，却故意亲切地说道：“不要惊动部下，老百姓就是我的卫队！”
说着便领头走出五间厅，张学良、杨虎城跟在后边，下台阶越过飞虹桥，出了“华清名胜”的大门，各人登上各人的汽车，由警备车开路，像一道旋风般地向西安城疾驰而去了。
蒋介石坐在汽车上，整了整大元帅帽，忽然觉得风纪扣太紧，勒着脖子。他摘下手套来松风纪扣，汽车忽然一颠，满嘴的假牙脱离了牙床。蒋介石很迷信相面术。相书上说人在五十岁时走牙运。蒋介石今年正走牙运，因为满嘴是假牙，所以非常担心走背运。前些日子两广闹事，以为背运临头，幸而美国又秘密地借给他一笔借款，收买分化了两广，才得逢凶化吉。星相家解释说：“美国医生给镶的假牙，所以美国外债也就造成蒋介石的红运。”可是今天在路上突然脱落下牙来，使他又感到不祥。
西安城里从清晨就开始了戒严、静街、断绝交通。汽车队开进东城门如人无人之境，顺东西大街飞驰，到钟楼前往南一拐，出了南城门，更像一道火箭般地向终南山下的王曲镇飞驰而去了。
蒋介石在王曲南岳庙大门前下车时，军训团的学员们列队立正在门前欢迎，军乐队也演奏起《将军令》来。蒋介石下了汽车，举手还礼，挥手致谢。由张学良、杨虎城陪送着进入军训团办公室休息。
军乐队奏着乐，学员们“目送”蒋介石进入办公室后，就列队转移到大庙前的戏楼广场里恭候去了。蒋介石在办公室里稍事休息，跟演员一样在军乐声中粉墨登场了。
他穿戴大元帅服，极力摆出一副引人注目、令人尊敬的架势，迈着台步上了戏楼、走向舞台中心。张学良跟着上去，简短地致欢迎词以后，蒋介石就开腔训话了。
他用宁波腔调，说普通官话，张嘴时总担心假牙脱落，腮帮子有点儿痉挛，很多字咬不清楚。因为言不由衷，说了上句才想下旬，只可用口头语：“这个嘛”来遮丑。
台下听着聒噪厌烦，他在台上挺着麻秆似的腰板，津津有味地说着：“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懂得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在家尽孝道，要孝顺父母，在外为国尽忠，就要服从长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情况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匪，为害最深。日本嘛，离着我们还很远呢，为害不足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侈谈抗日，便是本末倒置、是非不明，就是不革命，在家是不孝，在国家是不忠，不忠不孝，就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
蒋介石说到这里，突然凶相毕露，提高嗓门，加重语气威胁道：“国家有法律，军队有纪律，不忠不孝，定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决不能姑息养奸！”
张学良听得出蒋介石是在指桑骂槐，朝着自己发泄怒气，于是看了看杨虎城。杨虎城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
蒋介石在台上讲得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台下听训的军官们，却像冷水浇头，从脑顶凉到脚心。他们失望地想：“还穿着大元帅服自命领袖呢，讲的是些啥呢？”可是台上蒋介石认为自己用“领袖人格”把台下的军心士气完全“感化”过来了，得意洋洋地抬起头来朝远处望去。戏楼对过有一面高高的影壁。影壁上写着特大的标语：“攘外必先安内”。可是有人偷偷在“攘”字旁挎写个小字“让”：在“安”字旁挎写个“按”，使这条标语变成“让外必先按内”。蒋介石一看恼羞成怒，猛一拍桌子，声嘶力竭地吼叫道：“日本犯界，乃癣疥之疾。共匪捣乱，才是心腹大患！共匪流窜陕北，已成残余之残余，日暮途穷，奄奄一息。他们侈谈抗日，是转移目标，是借尸还魂，因此剿灭共匪的决心和信心，是绝对不许有丝毫动摇的！”
台下听训的军官们，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大伙吃惊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又进而使平津、华北名存实亡，在这位“领袖”的眼里，不过是“犯界”——侵犯中国边界，不过是“癣疥之疾”；而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共产党，竟然是“心腹大患”，这不等于说：“宁可亡给日本，也不能叫共产党发动起全民抗战吗？！”
蒋介石这场训话，不过一小时，可是听训的人觉得像“懒婆娘的裹脚条子一一又臭又长”。军训团的教务长黄显声，本来打算等蒋介石训话完毕后，请他跟台下站在最前列的军长、师长握握手，可是看着台下军官们有的气得直想痛哭；有的对蒋介石怒目而视。他恐怕握手时出意外，就自动取消这一项目，赶快请蒋介石回团部办公室休息。张学良就催值星官迅速整理队伍，与蒋介石合影留念。
高复东站在队伍里等照相，抬头一看蒋介石正坐在自己的前方，中间只隔着一排军长、师长。如果从人缝里伸出手去，就能够摸到蒋介石的帽檐。白旄和宽沿的元帅帽子下的后脑勺上，凸起一个肉疙瘩，相面书上称之为“反骨”。高复东凝眸定睛地瞅着蒋介石的反骨，心里默默想：“就是这个长着反骨的光头，命令我们东北军一枪不放，从沈阳北大营退到山海关以里的！就是这个长着反骨的光……我们东北人要想尽忠尽孝，首先就得打日本，可是你这个长着反骨的光头，到今天还逼着我们剿共内战、自相残杀、不许抵抗外侮！今天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为啥不一枪敲碎这个罪恶的光头，省得老是祸国殃民呢！？”他想到这里，悄悄地伸手往腰里摸取手枪，可惜手枪在站队聆训前就被值星官收去了。
这时，“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匆匆走向张学良耳语道：“西安数千不法学生，借募捐购买飞机为委座祝寿之名，集合在革命公园追悼鲁迅。教育局周局长亲率军警弹压，暴徒们还在无理取闹，……”
张学良暗暗猜疑西安学生集会追悼鲁迅，是杨虎城故意往蒋介石脸上抹灰，因而担心路上出事，等摄影好了后，连忙向蒋介石说道：“今天太累了，先回临潼休息，以后再找时问游览市容吧！”
蒋介石其实早已经吩咐钱大钧在训话后赶快回临潼，这时却装作接受张学良的意见似的点了点头，登上汽车，绕道西安城南转回临潼华清池名胜大院了。
蒋介石回到五间厅后，听到西安学生在革命公园集会闹事的报告，更认为西安“赤焰”冲天，不堪收拾。飞回洛阳后，决定把解决“两广事件”的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统统调回，摆在陇海铁路的西段；又增调装甲部队进驻豫西；扩大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和地面设施，陆续调集以美国棉麦借款购买的一百架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令陈调元、朱绍良、万耀煌、陈继诚、蒋方震、张冲、蒋作宾、邵元冲、钱大钧等二十多名高级军政大员，集中西安待命；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在前方督“剿”。蒋介石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也准备解决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还亲自飞往太原、济南会晤阎锡山、韩复榘等地方军阀，进行安抚，面授“剿共”方针。与此同时，在南京，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大使一气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也频频商谈。
内外部署已定，蒋介石浑身杀气，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密令上海公安局把全国各界救国会的爱国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逮捕入狱。
此时，内蒙日寇前哨部队已经进犯到绥远百灵庙地区，绥远当局告急。可是蒋介石置若罔闻。十二月四日，他却又杀气腾腾地二次来西安，仍下榻在临潼华清池胜境大院里的五间厅。西安古城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蒋介石召集张学良、杨虎城开会，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第一个方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红区和红军；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进驻去剿共。
中央军源源不断地开进潼关，像馅饼似的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夹在中间监视起来。百架飞机也集中在西安和兰州机场，待命出发。蒋介石除了逼迫张、杨本人表态以外，每天还分别召见张、杨的各个军长、师长谈话，进行威胁和收买。住宿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二十多名中央军政大员，也跃跃欲试地准备接收西北各个军政机关。
张学良对蒋介石“犯颜直谏”不起作用，又实行“哭谏”，坚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杨虎城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在积极准备粉碎蒋介石的两种阴谋，只因自己的实力不如张学良大，暂且坐观动静，看看张学良的动向而后定。
“山雨欲来风满楼”，西安城已经变成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