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在咸阳监视西安的中央军万耀煌部，和所有监视着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中央军，听说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被扣，都吓得四处逃窜，钻了大山。以前分散驻在陕北各地包围红军的东北军、十七路军，日夜兼程地向西安集中。
西救和东救的牌子，已经公开挂出。全国救国总会也在西安建立了分会。西安为了统一领导各界的救国活动，成立了联合办事处。
“一二·九”周年纪念日游行示威的骨干和群众，成了这些抗日救国团体的核心和积极分子。魏方立参加组织工作，于达参加人民武装工作，洪燕参加宣传工作，苏志成参加统战工作。联合办事处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成立秘密党团小组。他们日夜不停地去工厂、农村宣传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发动群众组织基层救国团体，搜查蒋系特务和散兵游勇。
随蒋介石来西安而被扣的中央大员和陕西省、“剿总”的蒋系党政军首脑，起初也以为是被红军“暴动”捉拿住了，吓得魂飞魄散。蒋介石的总军政部长陈诚上将更“草鸡”，他在西京招待所听见枪声，吓得跑到厨房里，把垃圾箱翻过来扣住自己企图逃避人民的审判。他是个小个子，藏在垃圾箱里充当垃圾本来难以给人发现，可是他吓得浑身直哆嗦。解决西京招待所的十七路军，起初以为垃圾箱下扣着鸡狗之类的小动物，揭开一看，才知道是南京国民党的将军。
这些党政军大员后来知道了实行兵谏的是张、杨两将军，觉得昨夜还在一起举杯联欢，共赏易俗社的名伶表演，不是外人；又一听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并没有任何额外要求，心里的千斤石头一下子落了地。可是惊魂未定，又怕红军开来，成立人民革命法庭，对他们实行公审、游街，因此一有机会见到张、杨的人，就又鞠躬、又作揖地央求说：“要钱有钱，要地盘有地盘，赶快说痛快话，一概答应，可千万不要叫老共来。他们一来，我们就都完蛋啦！”
陈光斗看了《兵谏宣言》觉得还不解气，跑来找白山。白山正忙于搜捕漏网的蒋系宪兵、特务，不在家。他就摇头晃脑地向洪燕说：“张、杨仍然主张‘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我看太不彻底！”
洪燕赞同地点点头说：“以前咱们‘逼蒋抗日’，他不抗日，反倒更加丧心病狂地逼着张、杨内战。逼来逼去，逼出了个兵谏。这真是咎由自取。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天不能再用‘逼蒋抗日’的低水平要求他了，应当趁此机会清算他一生的罪恶。从他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北伐革命，到‘按’内‘让’外，出卖民族利益，发动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屠杀爱国分子等等罪行，都要一笔一笔地清算！”
小个子陈光斗得到洪燕的支持，更加兴奋地说：“对！我看起码也得成立革命法庭，公审，戴高帽子游街。要是能够再彻底一点儿，就应当枭首示众，以谢天下！”
洪燕想到蒋介石对西安“一二·九”周年游行请愿的爱国学生竟然发出“格杀勿论”的命令，又秘密大逮捕，妄图把爱国师生都炸死在土地庙的大殿里，气愤地说：“千刀万剐也解不了人们的恨！”
陈光斗禁不住地一拍巴掌说：“你算说到大伙的心坎里了！”
这时各界的代表人物，一群一伙地也在各界救国会联合办事处，兴高采烈地议论怎样组织革命法庭公审蒋介石。
魏方立把脸一绷，慢条斯理严肃认真地说：“我看还得叫南京那些国民党中央大员们陪一陪绑，那才解恨呢！”
于达挥舞着拳头说：“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非公审游街不能平民愤。要让人们都来控诉和报仇！”
魏方立突然一愣神，慢言细语地说：“我想……红军有‘活报剧’，是一种新形式。我们是否也设计一下，就用这些活人表演这出活报剧，剧名就叫《公审人民公敌——蒋介石》！”大家齐声赞成说“好！”
各救国团体到工厂、农村宣传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时，群众也纷纷提出了公审蒋介石的要求。有个老大娘一听说要公审蒋介石，往怀里揣上一把剪刀，准备在公审时扎这个恶霸总头子几剪刀。小伙子们估计要对蒋介石千刀万剐，就不言不语，悄悄磨刀子，暗暗打算到时剐下蒋介石身上的一块肉来，悬挂在本村的十字路口示众。
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爱国学生和各救国团体，见到张、杨的《兵谏宣言》，立刻热烈响应，拥上街头游行庆祝，并且给张、杨和西北各界救国会拍发电报，强烈要求公审和惩处独夫民贼蒋介石。于是西安各界救国会联合办事处，更加积极地、争分夺秒地筹备公审蒋介石的一切事宜。
在捉蒋的同时，张、杨对西安城内蒋系党政军各机关、部队的处置，也分头作了部署：张学良给驻扎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长黄大定去万急密电，叫他乘夜派兵，把洛阳飞机场和火车站控制起来；杨虎城给驻防在潼关北大荔县的师长冯钦哉打长途电话，要他火速攻占潼关，将潼关要塞控制起来，严防中央军从潼关向西冲来威胁西安。
黄大定收到了张学良给他的密电之后，向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校长祝绍周告了密。祝绍周又向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要人，听到了西安广播电台广播的张、杨《兵谏宣言》，知道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像翻了蛤蟆坑，跳的跳，叫的叫，乱成一锅粥。
军政部长何应钦一向是死保蒋介石的，平时连给蒋介石打电话都用立正姿势，最后不说“再会！”而嚷一声：“敬礼！”可是蒋介石总怀疑他有野心，给升官，不给实权。他心里也明白，就装成一只卧在蒋介石脚下的巴儿狗，眯细着眼睛唯命是从，养尊处优，无所用心。蒋介石利用他当“替死鬼”，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求和，一连订立过《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他明知道蒋介石这是诿过于人，让他扮演挨骂的角色，他仍旧言听计从，心安理得。但是，今天他突然得到祝绍周的密告，接着又收到西安的广播，他判断蒋介石可能已经遇难；即便没有死，张、杨也不会“放虎归山”；他只要稍施计谋，稍加刺激，更可以借刀杀人，置蒋介石于必死之地。这可是他夺取全国军政大权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借口日本通讯社消息灵通，说蒋介石在西安已经遇难，派空军司令毛邦初亲自驾驶飞机领航，倾巢出犯，轰炸西安。同时，他又密令驻扎在洛阳的中央陆军第四十六军火速西进，第一步夺占潼关要塞，卡住西安的嗓子眼；第二步就进逼西安，名义上救蒋出险，实际上是激张、杨杀蒋。
潼关是有名的要塞，对于潼关以东的地势，是居高临下，峡谷难行；而西面却像个敞口的簸箕，一漫平川。因此，由东面进攻，潼关就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如果从西面进攻，则易如探囊取物。中央陆军第四十六军原来只有一个营驻扎在潼关，其余的都驻防在洛阳左右。冯钦哉有一个师的兵力，早得杨虎城的密令，他如果按照这个密令行动，可以很容易地拿下潼关，使进窥潼关的中央军退避三舍。但是他接到杨虎城的密令以后，却按兵不动，观望形势。中央陆军第四十六军的军长樊崧甫却果断行事，接到何应钦的密令后立刻率全军向潼关猛扑，当即控制了潼关要塞，为进攻西安打开了通途。他要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主力尚未从陕北前线调转关中的大好时机，直捣西安，但是害怕冯钦哉部突然侧击潼关，于是他在潼关车站接通了大荔县的长途电话，请冯钦哉接听。
冯钦哉是山西人，樊崧甫是浙江人。冯钦哉接听电话时听不懂樊崧甫的浙江话。
他打发他的浙江籍随从参谋徐恩贤接听，而后再翻译给自己听。冯钦哉叫徐恩贤问清樊崧甫的姓名和军职以后，表示素不相识。老奸巨猾的樊崧甫立刻自我介绍，并且引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故事，给冯钦哉戴高帽拉近乎道：“我们虽然无缘相见，可是我对于你真是久仰、久仰了！北伐以后，在河南打唐生智的时候，你当新十四师的旅长，我当第六师的旅长，我早就很钦佩你突击驻马店的勇敢精神！”
徐恩贤用普通话一句一句地翻给冯钦哉，冯钦哉听完了高兴地点点头说：“告诉樊军长说：第六师，我记得，当时打得也够冲的呀！今天来潼关了没有？”
徐恩贤转述给樊崧甫，樊崧甫听着冯钦哉对第六师露出畏惧的心情，立刻回答说：“第六师来潼关了。”
“潼关还开来什么队伍？”
中央军这时才开到潼关五个团，樊崧甫却故意夸大兵力，信口开河地胡诌了五个师的番号。他估计冯钦哉被威胁住了，又假装糊涂地问道：“西安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冯钦哉把樊崧甫当成知己，立刻说了心里的话：“不明白，大概发生了事变。”
“是张副司令主动的，还是杨主任主动的？”
“更不明白。”
樊崧甫见冯钦哉的态度如此暖昧不明，就进一步试探道：“你准备采取什么态度？”
冯钦哉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对樊崧甫说道：“杨主任事前什么也没有向我谈过。今天我就维持我的防地，不打中央军。因为我和杨的历史关系，如果有人叫我去打杨，我也不能干。”
樊崧甫一听，心想初步软化拉拢他的目的已经达到，赶快用谅解的口吻进一步麻痹对方说：“这种态度是很恰当的，你跟杨主任的历史关系我们也完全谅解。不过，你我两军只是一水之隔，因此希望双方保持友好，互不侵犯，你的军队不开到渭河南岸来，我们的军队也不开到渭河北岸去。”
冯钦哉连忙称赞说：“好！好！这样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