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恩来看来，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的决策能力。他一向认为：在别人经过去伪存真分析判断，作出决策之后，去把它付诸实施，是比较容易的，这近乎陶行知的“行易知难”。设计师与建筑师的区别也许就在这里。
由于敌情我情的不断变化，原来的思路往往被现实所阻断。……周恩来深知，一位统帅，当他纵览全局权衡利弊的时候，他遇到的困惑是很多的。正是平时常说的：举棋难定，首鼠两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周恩来要为战斗战役负责，为全军命运负责，为革命事业的成败负责，甚至要对历史的进步与倒退负责，所以他力争毛泽东留在红军的指挥位置上无疑是真诚的，但是否被人理解或误解，那就只有天知了。
毛泽东离开军事指挥岗位，引起他的空虚和失落感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从少年到老年都有一种尚武精神。他在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3卷2期上的《体育之研究》，已经充分表达了这种精神：“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到1929年的“战地黄花分外香，再到1961年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尚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至理名言。
毛泽东远在1917年（二十四岁），还是湖南长沙公立第一师四年级学生时，就作过军事指挥的尝试。
那时，在护法战争中，段祺瑞为夺取湖南，于1917年9月派他的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傅到任后即委派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总司令，第二十师范师长为副总司令，向南军发动进攻，南北两军在衡宝一线相持近月，双方互有胜负。11月初，王、范二人企图在混乱中取代傅良佐，傅仓促出走。此时北洋军斗志松懈，南军乘势北进，不断取胜，11月16日，王、范退出长沙，北洋溃军成群结队四处奸淫掳掠，一时间长沙城秩序大乱，第一师范位于长沙南郊，靠近粤汉铁路，为溃军必经之路。校方准备动员全校师生往城东阿弥岭躲避，担任校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却挺身而出，他分析了溃军只顾抢劫不愿战斗的特点，提出依靠学生志愿军留校自卫的主张。
毛泽东组织学生志愿军日夜警卫，并作出严阵以待的模样，使溃军行至校前而不敢入内。当溃军在师范南面猴子石一带惶惶麇集，不知所趋时，毛泽东放弃了保守防御，果决地组织出击。以土枪、长矛、鞭炮，武装起学生志愿军，并取得附近警察分所的支持，在暗夜里突然向溃军分进合围，警察首先以长短武器打响，学生志愿军则呐喊助威，溃军早已如惊弓之鸟，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失魂落魄中，被解除了武装。
有人说：“毛泽东浑身是胆。”有人称他为“毛奇将军”。
叶捷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拿破仑、乔治·华盛顿等风云英杰从《世界英杰传》里站出来，在他面前炫耀他们的奇功险勋。毛泽东写道：“华盛顿经过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表示出他对开国元戎的尊崇与向往。中国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也都是他崇尚的人物。1964年，他对法国议会代表团说的一句话，很耐人寻味：“虽然罗伯斯庇尔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拿破仑给我的印象更深。”
他不愿单纯作一个罗伯斯庇尔式的革命家，指挥千军万马的拿破仑式的开国元勋更是他的追求！
宁都会议，使他丧失了军权，其痛苦的深度是可想而知的。
宁都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毛泽东被解除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中央红军。
毛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他的脚步是匆促的沉重的，他这时的一切细腻的动作、表情，全部落进坐在门口右边角落里的陈毅的眼里。
会场上哑然无声，无人挽留，无人送行，无人动作，全都心悬气敛，看着那高大微躬的背影和蓬乱的长发，从门口走出。
当那轻微的布底鞋声在条石台阶上消失之后，沉重的会场才舒了一口气，战斗已告结束，会场已不是战场，情绪立即涣散了。
项英、顾作霖、凯丰等等这些积极的冲锋陷阵者，在大获全胜之后，并没有带来预想的那种愉快，反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和惆怅。
奇怪的成功后的失落感。
陈毅永远也忘不掉毛泽东走向门口时那黯淡的目光。那目光凄楚中透出一种宁静悠远，仿佛辨认一个陌生的去处，追随一桩神秘难料的命运的奥秘。
陈毅心头不由一阵悲凉泛起，想起他与毛泽东相处的那些患难与共既不全好也不全坏的岁月。蓦然间提出了一个动议，这个动议在一分钟前是绝对没有想到的：“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之前，是不是请他给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讲一次话，他对部队是很有感情的，这里，有许多同志是跟他一道从井冈山……”
“没有这个必要！”项英打断了他，“给机关部队作个报告。当然是需要的，目前亟须的是要大家理解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然后他以坚决的不容置辩的口吻说，“这个报告我已准备好了，你们军区定个时间，由我来做！”又一阵使人感压抑的寂静降落在会场上。史载：10月26曰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宁都会议后，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周“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日周恩来与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
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并且“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可见并没有作两面派——作者注），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临时中央复电：
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调集三十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发动了全面进攻。以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担任主攻任务，采取分进全击的方针，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
中央红军在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参与下，由周恩来、朱德领导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