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诸原则，邵雍对自春秋战国到宋代的历史评价如下：“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霸而有余；三国，霸之借者也；十六国，霸之丛者也；南五代，霸之乘者也；北五代，霸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但邵雍并不认为人类社会到此已经无望了。在他看来，只要统治者能够行“仲尼之道”，即便是后世也可以达到三王五霸及五帝的治道：“羲轩尧舜虽难复，汤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他说：“荀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
也许，皇帝王霸的历史退化论只是表达了邵雍对已趋于没落的封建社会的绝望，而他对“仲尼之道”和“命世之人”的过分期许却有点孔子那般“知难而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味道了。
邵雍的象数学体系，显得神秘而奇妙。他说：“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
以微察著，以小见大，宇宙万象入乎掌中，这似乎有点算命先生的味道。
但后儒的评价却极高。张行成说：“《观物篇》立言广大，措意精微，如《系辞》然，稽之以理，既无不通，参之以数，亦无不合。，先生之书不过万一千六百余言，而天地之物之象之数之理，否泰消长，损益因革，其间罔不包罗。自六经以来，诸子百家之作，原道析理，未有如此之简要也。”
蔡文定说邵雍是“自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杨龟山说：“《皇极》之书，皆孔子所未言者。然其论古今治乱成败之变，若合符节。”二程说：“尧夫历差之法，妙绝乎古人矣。”王植说：“邵子内圣外王之学，其于天地万物之理，究极奥蕴；古今治乱兴废之由，洞如指掌。”朱熹则说：“邵子之学，只把元会运世四字贯尽天地万物。能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
张载创立关学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北宋凤翔人，因住郧县横渠镇，并在横渠传道授业，世称横渠先生。他的弟子大都是关中人，世人因称其学派为关学。
张载的祖上世居大梁（今河南开封），其父张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今四川涪陵），卒于任所。当时张载兄弟尚年幼，无力返回故里，便全家侨居在凤翔县的横渠镇，以数亩薄田维持生计。
张载少孤自立，志气豪纵，而尤喜谈兵。当时西北党项族所建西夏政权经常侵扰边境，所到之处，焚荡庐舍，屠掠民畜，极大地危害着家国的安全。张载年方十八，便慨然以功名自许，并欲“结客以取兆西之地”。
宋仁宗康定元年，西夏入侵，宋军败北，仁宗委任儒将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主持西北边事。二十一岁的张载北上延州，上书谒见范仲淹，建议于边境用兵。范仲淹一见张载，便知其为远器，遂引导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读《中庸》。张载听其劝告，读《中庸》后，果然受益匪浅，但“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佛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最后，终于返归《六经》，在《周易》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王夫之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
嘉佑二年，张载登进士第，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和渭州军事判官等职。在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云岩镇）任职期间，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和移风易俗，其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他办事认真，政令严明，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在他的教化下，关中风俗为之大变，人民日益敦厚纯朴，社会道德趋于良好。
宋神宗熙宁三年，经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神宗召见了张载，并咨以治道。他对策道：“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荀道也。”其意是说，仁政必自经界始，若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荀而已。神宗遂命之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活动。王安石问张载说：“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张载回答：“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由于政见不合，张载辞去了校书崇文之事，回横渠讲学著书。司马光作《哀横渠》诗说：“声光动京师，名卿争荐延。置之石渠阁，岂徒修简编？丞相正自用，立有荣枯权。先生不可屈，去之归卧坚。”
张载回到横渠之后，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要弟子“学必如圣人而后己”。他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他非常重视学以致用，曾说，“如其诚然，则老大不为名，亦知学贵于有用也。”程氏兄弟评价说：“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也。”
在教学的同时，张载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他常常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记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
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经过多年的精思和潜悟，他终于完成了《正蒙》这部光辉的哲学著作。他自豪地对弟子们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能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建立其理学体系时，曾大量地吸取了张载的思想；而理学总结者王夫之的博大体系，则主要是通过发挥《正蒙》的思想而完成的。杨时曾说：“《正蒙》之书，关中学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其徒未尝轻示人。”
在讲学与著书的同时，张载非常关心下层人民的疾苦，“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希望正经界、制井田以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他曾计划与学者共买一方田，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畜，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熙宁十年，吕大防上奏说：“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张载因此再次被召入朝，在太常礼院任职。后来，因与礼官在礼的问题上意见不合，加之有病，便辞职回陕。路过洛阳时，曾与二程论道。临行时，对二程说：“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行至临潼县时，他浴沐更衣而寝，及弟子看时，已去逝了。张载死后，贫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自古大儒，皆看重“寿终正寝，死得其所”，张载是较明显的一例。
张载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是秦汉以来儒家之大蔽，正是这个弊端造成了儒学命运的千年幽暗，而让佛、道两家的学说占居了思想史的主导地位。其弟子范育在《正蒙序》中说：“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日：‘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为此，张载非常重视重建儒学的本体论，以弥补传统儒学天道观的不足；同时，他也不忘批驳佛道两家的本体论，以破辅立，希望用新儒学的天道观取而代之。
他的观点是，全宇宙只是一气，气可以有不同的存在形式：聚则为有形之物，因其反光而为人所见；散则为无形之物，因其不反光而看不见，但不能因其看不见就否定它是有。太虚无形，是气的本来状态，其聚其散，只是气化的暂时表现形式，气本身不会产生和消灭，它自己就是宇宙的本原和本体。他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人于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正蒙·太和》）总之，太虚本身就是气，根本不存在空和无的问题，“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
张载认为，大宇宙只是一气，但气有不同的层次。其中最细微清虚的层次是太虚，它就是宇宙的本体，是气的最普遍、最原始、最恒常的形式。他在《正蒙》中说：“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游气纷扰，合而成质，生人物之万殊。太虚之气逐渐演化凝聚，产生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万事万物不断运动变化，最终仍然复归入太虚之中，大宇宙就是一气之流通、聚散的无限运动过程。
对于作为本体的太虚，张载尚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太虚是最清通之气，所以它无所不在，弥散在大宇宙的一切角落，而不妨碍其他事物的存在，它渗透在一切事物之中，与任何事物都是一体的，它自己浑然不可分，因而万事万物、全宇宙亦浑然不可分，整个宇宙因此而成为一个太和整体。由于太虚之气遍在一切而又清通无碍，它又是神化不测的，宇宙因此是灵性的，而不是顽固僵死的自在之物。太虚之灵性表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的本体，因而人在本质上也像太虚之气一样神化不测，如果人能穷理尽性，与太虚契合，就可以洞彻全宇宙，了知一切事物。张载的这一思想，其实与佛家所谓“如来藏性海”没有区别，也和道家体元以成道的思想同出一辙。
在横渠镇传道之时，张载曾于其学堂的双牖之上写有两篇标语性的短文，左名《砭愚》，右名《订顽》，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教学宗旨。后来程颐为其改名为《东铭》和《西铭》，而对其《西铭》尤其推崇备至。所谓《西铭》（右窗上的《订顽》），其实就是“座右铭”的意思。程颐说：“《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道，此横渠文之粹者也。”“《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化人读书，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
张载认为，整个宇宙不过是太虚一气所化，万事万物又因太虚之气的神应和妙润作用而成为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太和整体；我个人是此宇宙的一分子，同样受到太虚之气的神化和妙润，因而和万事万物及整个宇宙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天地之性是众人和万物的共同本源，所以大其心而尽其道的圣人把全宇宙看成是自身，而不妄作分别，局限于区区小我。他们自立，就是立：全宇宙；他们认识，就是穷神知化，洞彻全宇宙；他自爱，就是爱全宇宙；他们成功，就是成就全宇宙。所以，仁人志士，要“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把自己的事看成是全宇宙的事，把全宇宙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
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则渺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其意是说，天可称为人父，地可称为人母，我与万物则非常渺小，混然生存于天地之间。所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质万物，是我的身体，统帅万物的太虚神应之气，则是我的本性（天地之性）；广大百姓和民众，是我的同胞兄弟；而自然界的万物，则是我的亲密同伴。与此相联系，天下的君主，是天地父母的长子；他的大臣，则是父母和兄长的管家；我们尊敬老年人，是尊敬我的同胞兄长，慈爱孤儿弱子，是慈爱我的同胞兄弟；天下所有的残疾孤寡之人，都是我的受苦受难的兄弟。所以，我们要爱一切人，爱一切物，爱全宇宙，就象爱我自己的身体一样。张载的这一思想，其实体现的是一种“慈航普渡，利乐有情”的大乘佛教精神，而他却完全是用儒家的仁爱思想表达的。
张载被认为是北宋时期最深邃、最富于创见性的思想家，他的新儒学对当时及后来的理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实，张载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佛道思想影响的产物，然后用儒家的言辞加以表达而已。二程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之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王夫之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事，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焉者。”又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他们把张载视为最有创见的醇儒。
于此可见，张载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是非常成功的。他的天道观，明显汲取了道家哲学，而他的民胞物与思想，则将儒家仁爱精神与佛家普渡精神完美地统一起来。所以他成为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二程初建理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