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主诗书，以激情胜；荀学主礼乐，以理智胜。汉唐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所以荀学受到特别重视。汉唐儒学表现为经学形态，也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宋明时期，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封建政治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所以荀子思想中的法家专制倾向受到批判，而孟子思想以其固有的民主激情受到特别重视。理学家在推崇孟子的同时，又对荀子的思想加以吸收和整合，表明他们身上仍然有较多专制主义的痕迹，显得较为保守和沉稳。心学家几乎完全排斥了荀子的思想，而直接畅发孟子思想中的民主意识，表明他们身上已经有较多的自由化倾向，显得更为亢奋和激进。所以，相较而言，心学家更像孟子，而理学家身上则未免多了些荀学的影响。
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尤其重视《四书》及《五经》不同，心学家往往不重视经书。其次，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均平地重视《四书》不同，心学家尤其重视《孟子》。孟子思想中两个最富于民主性激情的方面——
万物皆备于我和尽心知性知天的主体认识论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都被心学家吸收并加以特别的强调和发挥。
针对冯休《删孟子》、司马光《疑孟》及晁说《诋孟》等书，张九成作了《孟子解》，“发明义利经权之辩，著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陆九渊则称，他的学说是“读孟子而自得之。”
在宋明诸大儒中，惟张九成和陆九渊对孟子的民本思想最重视，亦发挥最充分。而张九成“以民为主”的历史观尤其可贵。他说：“天难谌，命靡常，天命不可保。德之所在，天之所在，民心之所在。有此一德，天必佑之，民心归之，犹影之随形，响之逐声也。岂天私于我？我求于民哉f”又说：“民归之则为天子，民去之则为匹夫。然则，使其归之道无他焉，知其好恶而已矣。民之所甚好者仁，所甚恶者不仁。何谓仁？即所谓种田植桑，育鸡豚狗彘，谨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负戴于道路，黎民不饥不寒，不转徙于沟壑者，此所谓仁政也。”他指责率兽食人之君：“人为万物之灵，今爱马而贱人，马则肥矣，民乃有饥色，野乃有饿莩，独何欤？自二帝三王以来，所以传子孙命贤哲者，为民不为马也。
守郡县者民，非马也；供赋役者民，非马也；兴教化美风俗者民，非马也；至愚而神、至弱而强者民，非马也。夫元后作民父母，非马父母也。”
他还警告统治者说：“不知民心皆离，无一人有爱君之心者。及陈涉一呼，天下响应，英雄豪杰奋臂而起，有智者设智以亡秦，有力者出力以亡秦，有谋策者画谋策以亡秦。诛降王子婴，不当狐兔，无一人怜之者！”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认识思想，更是心学家借以立言的根本。程颢说：“只心便是天。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谢良佐说：“心即天之理。心与天地同流，体与神明为一。”张九成说：“天下万事，皆自心中来。心性即天地。六经之书，焚烧无余，而出于人心者常在。则经非纸上语，乃人心中理耳。”又说：“造化何在？吾心而已矣。乾坤之造，变化之神，审量斟酌，裁自圣心。”心学奠基者陆九渊的基本心学命题“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更是对“万物皆备于我”思想的最重大发展。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认为只要发明本心，即得万理，不必老在经语文义中打转，从此揭开了宋明思想解放的序幕。
总之，心学家对孟子思想的全面接受和发挥，确是抓住了原始儒家思想的精华，这表明他们的民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的怀疑精神已经觉醒。他们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具有培养封建社会掘墓人的伟大意义。’
除了“鹅湖之会”以外，朱熹和陆九渊还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就“无极”和“太极”进行过一次争辩。关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一句，陆子美以为是老氏之学。他说：“《通书》言太极不言无极，《易大传》亦只言太极而不言无极。若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学。”朱熹则说：“无极是无形，太极是有理。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陆九渊反驳说：“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圣人从而发明之耳。《易大传》日：‘易有太极’，圣人言有，而今言无，何也？作《大传》不言无极，太极何尝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邪？”
朱熹则说：“太极固未尝隐于人，然人之识太极者则少矣。往往只是于禅学中识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便谓此是太极；而不知所谓太极，乃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颠朴不破者也。”他还说：“陆子静所学，分明是禅。”针对朱熹的进攻，陆九渊亦反驳说：“尊兄两下说有说无，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谓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前、阴阳之外、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迥出常性、超出方外等语，莫是曾学禅，所得如此？”双方互相指责为禅。
然而，后儒总以为，心学近禅，而理学则非。我们也可以看出，朱熹攻陆九渊为禅较激烈，而陆九渊则以招架居多。黄宗羲说：“宗朱者抵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朱熹不仅批评陆九渊，而且批评谢左良：“上蔡说仁说觉，分明是禅。”有趣的是，明代高僧空谷景隆却说了这样一段话：“宋儒深入禅学，以禅学性理著书立言，欲归功于自己，所以反行排佛，设此暗机，令人莫识也。如是以佛法明挤暗用者，无甚于晦庵也。”以为暗用佛法者没有超过朱熹的。
无可讳言，无论是理学家还是心学家，没有不从佛法中大量汲取营养的。
然平心而论，理学家较近于华严宗，而心学家则尤其汲取了禅宗的思想和精神。华严宗的理论博大细密，这无疑很值得理学家借鉴；而禅宗那自由活泼、呵佛骂祖精神则更适合急欲摆脱经学束缚的心学家的胃口。
纵观中国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显而易见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由浅人深、渐趋成熟的轨迹。先秦是中国哲学的草创阶段，汉代哲学致力于宇宙生成论的探索，魏晋玄学进而探索世界的本体问题，南北朝隋唐佛学则进一步探讨人的心性问题。关于心性，儒家只有先秦的孟子作过较深入的探讨，后来就被忽视了。汉唐诸儒一个个沉迷于经学的名物训诂之中，哲学思维近于枯竭，因而被远远地摔在了时代思潮的后头。王安石问张方平说：“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答：“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王安石问：“何人？”方平说：“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覆、云门。”他说的这些都是佛门高僧。王安石不解其意，于是方平解释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其意是说：儒家学者没有跟上讨论心性问题的时代思潮，这个问题已经被佛门弟子大大地发展了。王安石听后欣然叹服，他后来将此意告诉张商英，商英抚几而叹日：“至哉，此论也！”这说明儒家学者不得不承认佛教的心性论已胜过孟子的事实。既然如此，他们若想振兴儒学，岂有不虚心学习佛法之理？宋明诸儒一个个出入于佛老者几十年，然后才返归于六经，原来是不得不如此。
佛教传人中国后，同样受到了中国固有思想的影响，并且一步步地中国化。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被认为是三个中国化的佛教派别，而禅宗尤其具有中国特色，被认为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派别，因此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纵观禅宗形成的历史，明显地受到了儒、道思想的浸润和同化。就《坛经》而言，尤其受《庄子》和孟子的影响最：赶。就中国哲学整体而言，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心性论可以看作是思孟学派心性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只是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儒家心性论反被以出世为宗旨的佛教发展，未免有点怪异。宋明诸儒有意识地袭取佛老的本体论和心性论却讳言佛老，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和缺乏自信，而他们的有关理论也只能看作是在佛道教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不管怎么说，宋明诸儒对佛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应该受到肯定的，这本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中应有的事。
客观地看，心学与禅宗的心性理论确实非常相似。例如，《坛经》说：“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陆九渊则说：“荀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
《坛经》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心外求玄。”陆九渊则说：“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坛经》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陆九渊则说：“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坛经》说：“不假文字。”陆加渊则说：“不复以言语文字为急。”
再如，《坛经》说：“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王阳明则说：“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坛经》说：“一年修行，自身等佛；即时豁然，还得本心。”阳明则说：“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坛经》说：“世人性本清静，万法从自性生。于自性中万法皆现。”阳明则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坛经》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心中本自具有。”阳明则说：“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坛经》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阳明则说：“这良知人人皆有。”《坛经》说：“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名虽有二，体本同一。”阳明则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等等。
禅宗的最大特点，是破除一切外在的权威和偶像，把神圣的佛菩萨移入主体心中，以为只要主体自悟得法，当下即可得道。所以他们骂佛法是干屎橛，把佛像辟了当柴烧，意在引导僧众摆脱不必要的束缚，确立自我主体性，当下作佛。禅宗的这一特点恰恰是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和“尽心则知性知天”思想的放大，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中国精神。心学家认同禅宗，汲取和继承禅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而且也是对孟子思想和孟学精神的认祖归宗。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对儒学的禁锢和利用，最早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却由以出世为宗旨的佛教发展了。隋唐时期，最能代表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派别只能是禅宗，而继承和发展了禅宗思想和精神的心学，却也无疑地成了宋明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晚年自号石翁，广东新会人。因居白沙里，人称白沙先生，又因白沙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人称其学为江门之学。黄宗羲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明史·儒林传》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自有，矩矮秩然。
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这是明确肯定了陈氏对明代心学的发端之功。
陈献章早年亦有志于科举，二十岁参加会试，只中乙榜，遂入国子监读书。二十三岁赴进士考下第，二十七岁从游于在临川讲伊洛之学的吴与弼，半年后回乡讲学，绝意于科举。三十八岁时有人劝他赴试以慰老母，乃复人国子监做准备。当时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以《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为题以试其才，待看到他的和诗后，大惊道：“龟山不如也！”此言传开，一时京师以为真儒复出，名士皆从之游。可三年后赴试时，又落第了。从此南归隐居，潜心其学。后来，屡屡有人推荐他人朝，他皆称病不就，直到终老于故里。
陈献章始从吴与弼时，早晨常常贪睡不起，吴乃大叫：“秀才！若为懒隋，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何从到孟子门下？”便通过各种杂事来磨炼其意志，间尔讲与经典。回乡之后，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者有年，终无所得。于是，自筑阳春台，整日静坐其中，坚持数年，终于有悟。
他回忆说：“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人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废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日：‘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
在经典书册中考索觅求无所得，却在静坐中发明本心而自得之，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境。于是，他背离程朱理学，而开启有明一代的心学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