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1517～1579）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他出身于富有之家，少负异才，“颖异拔群，潜心经史”，年三十赴郡试，中第一。因不满明王朝的腐败，同时仰慕王艮之学，遂弃科举仕途，从学于王艮的门人颜钧，与闻心斋立本之旨。三十七岁时，认为《大学》所谓修齐治平，治国平天下从齐家始，于是把家乡本族人合在一起，创办“聚合堂”，做理想社会的实验。他亲自管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他本想由此逐步推广，以达治国平天下、改造社会的目的。可是，适逢永丰县令强迫百姓缴纳“皇木银两”遭到百姓反对，何心隐贻书以诮之，触怒了县令，被捕入狱，判绞罪。后虽得朋友营救出狱，他的理想社会实验却不得不停止。
四十四岁时，何心隐随好友程学颜入京，结识了罗汝芳和耿定向等人，并客居耿氏邸舍讲学。有一日，他侦察到奸相严嵩要向嘉靖皇帝进揭帖，便授计一位名叫蓝道行的道士在给皇帝占卜时说：“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皇帝正犹疑时，严嵩揭帖到，遂对之产生疑心，并最终罢严嵩相，系其子严世蕃下狱，后处死。当时严党势力颇盛，伺机报复，何心隐从此改姓易名，潜迹讲学，所游半天下。
十几年后，张居正为相，改革弊政，整理朝纲。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张居正禁止讲学，诏毁天下书院，遭到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对。何心隐写万言长文《原学原讲》阐明必学必讲之理由，驳斥张居正的文化专制政策，指责其“蔑伦擅权，实召天变”，并试图以术除之。他因此受到通缉，被捕入狱，遭严刑考打，最后死于狱中。
何心隐一生以讲学为事，大力宣扬泰州心学，勇于行动，反封建不遗余力，给腐败没落的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李贽称王艮是有气骨的真英雄。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而以布衣倡道的何心隐则更是“猖狂无忌惮，英雄莫比！”
根据阳明和王艮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的心学思想，何心隐提出了“农工商贾可超而为士”、“相交而友，相友而师”
的平等观念和“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的博爱学说。宣传尊重人、爱护人、人人平等和个性解放等启蒙思想，并且设计了以师友关系为基础的“天下国之身之家之”的理想社会，以取代黑暗没落的封建社会，充分体现了新旧社会交替阶段的时代主题。
他认为，既然天地物我本为一体，那就不该有贵贱尊卑和亲疏远近之分，大家应是平等同仁。他说：“仁，无有不亲也，惟亲亲为大，非徒父子之亲亲已也，亦惟亲其所亲，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则亲又莫大于斯；亲，斯足以广其居，以覆天下之居，斯以象仁也。义，无有不尊也，惟尊贤之为大，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亦惟尊其所可尊，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则尊又莫大于斯；尊，斯足以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斯足以象义也。”真正的仁义必须打破一切既有的等级，大家都相互爱护和尊重。
在何心隐看来，君臣、父子、昆弟、师友等关系中，只有师友关系是最公正最合理的交往关系，其他关系则或匹、或昵、或凌、或援，皆不正常不合理，它们虽然应该存在，但必须融人师友关系，象朋友一样平等。
李贽评价他说：“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何心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以朋友之间的仁义关系交往，否则同于禽兽。何心隐死后，后人按遗嘱把他和其好友程学颜合葬在一起，以强调朋友关系高于一切。同时，何心隐还提出士农工商一律平等的思想，认为农工商贾皆可超而为士，都可以成为圣贤，这无疑是对封建等级制的抗议和挑战，具有资产阶级启蒙的性质。
此外，他还根据万物一体之仁提出万物一体之政，设计了以讲学为组织形式的、“会”为理想社会的细胞，取代由父母、昆弟和夫妇等关系结成的旧家庭。按照《大学》修齐治平的原则，先由一宗一族组织成许多会，大家皆以其为身为家，而不是以一己之私和八口之家为身为家。人人皆有资格担任会长，轮流主会，再以许多这样的会组成国家，进而推及整个天下，成为君子之国，君子之天下。不同阶层和等级的人皆可人会，会长在会为师，在天下在国家则为君，这个君是轮流担任的元首。他说：“君者，均也，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均也。一身，则心为君也；君呈象于四体百骸，则元首为君也。”大家皆为君，皆为主，这是前提，然后才有君臣和君民关系。这个由君之群构成的国家，实际上相当于人人有自主权的民主社会。
总之，不管在什么地位上，大家都是朋友关系和师生关系，不存在等级问题。在这个社会，财产是共同的，机会是均等的，大家共同享受，共同管理和调度，各得其所。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关系平等合理、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和协调的理想社会，类似于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
根据王艮人为天地之心、身为天下之本的思想，何心隐提出“与百姓同欲”的“育欲”说，用以反对宋儒的无欲说。他指出，孔孟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宋儒讲无欲乃释老之旨，非孔孟之旨。他说：～l生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声色臭味安逸等欲是人的自然本性，此欲不可绝，亦不能让有些人穷奢极欲而有些人却饥寒交困，须“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又说：“凡欲所欲而若有所发，发以中也，自不偏乎欲于欲之多也，非寡欲乎？寡欲，以尽性也。尽天之性以天乎人之性，而味乃嗜乎天下之味以味，而色、而声、而安逸，乃又偏于欲之多者之旷于恋色恋声而荀安荀逸已乎？凡欲所欲而若有所节，节而和也，自不戾乎欲于欲之多也，非寡欲乎？寡欲，以至命也。至天之命以天乎人之命，而父子乃定乎天下之父子，以父以子，而君臣、而贤者、而天道，乃又戾于欲之多者之堕于委君委臣委贤而弃天弃道乎？”让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应有的满足，就是育欲。“昔公刘虽欲货，然欲与百姓同欲，以笃前烈，以育欲也。太王虽欲色，亦欲与百姓同欲，以基王绩，以育欲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仲尼欲明明德于天下，欲治国、欲齐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诚意、欲致知在格物，七十从其所欲而不逾乎天下之矩，以育欲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我欲货色，亦希望天下人得到货色的满足，这就是孔孟所谓的仁。
从宋儒的窒欲无欲说，到何心隐的“育欲”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何心隐的“育欲”说，其实是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追求个人利益的要求在哲学上的反映。
当心学刚创立的时候，朱熹就批评说：“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气有不好底头杂在里，一齐衮将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朱熹以其保守的立场看陆九渊，这段话可谓说到要害处。然而，强调从胸中流出自然天理，正是要对传统的教条有所否定；没有点“粗暴可畏”的意思，便不是陆九渊，也就不是心学了。陆九渊的这点意思被阳明和王艮进一步发展，至于李贽而达到极致。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其祖先从明初就受命从事航海出使等任务，祖父辈都是熟悉商务的伊斯兰教徒。受其影响，李贽从小即不信道，不信释仙，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但后来读四书五经，却颇能人里，惟对朱熹的传注不能心契。
二十六岁赴福建乡试得中，三年后授河南共城教谕，此后是长达二十五年的游宦生涯，也是他到处碰壁，终至走向叛逆的一段时间。他说：“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夫人性不甚相远。
而余独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人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整个封建社会的上流人物的生活和思想与他的性情和看法格格不入，在他们的眼中，李贽简直是个疯子。他也很坚决：“今世俗子弟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
李贽之走向异端，亦与他同泰州诸儒的交往有关。他中年曾读阳明之书，又听泰州学者赵吉贞讲泰州心学，并得以与罗汝芳、耿定理、焦兹等泰州学者交往，最后以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成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认为。道不远人，本在人身之中。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故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者，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若欲有以止之而不能听其自治，是伐之也，是欲以彼柯易此柯也，号近而实远，安能治之？安能为道也邪？凡以外在的制度和教条来禁止和约束人的做法都是违反道的，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那些满口道学语言、处处想限制别人的人都是假道学。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有满足人的本性才是真道。“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荀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荀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墙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
人性本有自私的一面，此人人体见，本来自然明白。可假道学们偏要说人是无私的，徒惑人心而已。这种强调个人价值和利益的学说，实际上是早期市民意识对封建旧意识的宣战。
根据人本自私的人性论，李贽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心学命题：“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说：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矣。这就把人的感性现实提到了第一性的地位，以其他种种只是人的感性欲求的派生物。在他看来，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今之言政、刑、德、礼者，似未得礼意。礼必须顺民之欲，现存的一切行政制度和道德教条都是戕害民欲的，所以是违反礼的原则的，这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权观对封建专制的否定。
他强调：必须打破“齐之以礼”的封建教条，让人们的不同欲望都得到满足。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齐之以礼，是欲强天下使从己，驱天下使从礼。人自苦而弗从，始不得不用刑威之耳。
这显然不合理，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具体说：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以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这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总之，善与不善不在于是否合乎封建教条，而在于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
他坚决反对虚伪，反对循规蹈矩，主张率性自然。他说：“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谓真佛。”他对士大夫们一向鄙视的“市井小夫”给以高度赞扬，说他们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说生意，力田作者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而对于一向自以为高贵的士大夫们则给予无情的揭露：他们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总之，“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他们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
揭去封建道德的温情面纱，李贽宣扬一种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新道德。他说：“夫栽培倾覆，天必因材，而况于人乎？强弱众寡，其材定矣。
强者，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虽圣人其能违天乎哉？今子乃以强凌众暴为法所禁，而欲治之，是逆天之常道，反因材之笃，所谓拂人之性，灾必及身者，尚可以治人邪？”以“强凌众暴”为“天道之常”，表明李贽对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必然代替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历史规律已有深刻洞察，表明明代社会确已到了社会形态的转变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