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大学之道，也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对整个儒学规模的总概括。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明人和天地万物的共同本体。亲民之“亲”，朱熹释为“新”，是“使其新”之意。“至善”是指理想境界。谭嗣同的新仁学详说本体，可谓“明明德”；梁启超的新民说讲国民性之改造问题，亦属内圣的范畴，而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则是要达到的“至善”。维新三大儒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完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新儒学的理论建构，配合得非常漂亮。当然，三人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缺乏达到“至善”境界的有效手段。维新变法失败了，他的理想留给后来的革命者去实现。虽然如此，他们的理论探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它要求突破封建儒学的旧人格，用资产阶级儒学的新人格取而代之，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提出国民性的改造问题，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五岁始识字，六岁读完《五经》，九岁即能写出洋洋干字的文章，被誉为神童。十一岁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受到广东学政叶大焯的赏识。十二岁人广州学海堂就读，十六岁中举，一时成为新会县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1890年起师事康有为，受其熏陶达四年之久，遂入新学之门。
他回忆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崇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捧，一旦尽失其故垒。自是决然舍弃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4．年6月，梁启超随师赴京参加会试，正值甲午战事，目睹亡国在即的危势，遂厌科举，投入变法维新的时代潮流之中。1895年4月，鉴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引起极大震动。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强调“变亦变，不变亦变”，引起极大反响。据说：“当时《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
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7年10月，梁启超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为新政培养人才。1898年6月，光绪帝采纳维新派建议，宣布变法，他亲自召见梁启超，赐与六品卿衔，命其承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街头，康、梁亡命日本。
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新史学》、《新小说》等著作，产生极大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可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高涨，梁启超逐渐趋向保守，成为革命派的对立面。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一度投靠袁世凯和段祺瑞，但也参加倒袁运动和反张勋复辟。1917年，他宣布退出政界，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曾任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取得了极大的学术成就。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去世，享年56岁。
早在戊戌时期，严复就根据进化论的道理提出中国的富强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受其启发，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得出这样的结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因此，他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他所谓的“新民”，有两层意思：当名词解，是指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儒学人格；当动词解，是指用这种新的人格学说对民众作启蒙工作，使他们从封建旧道德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型公民。
梁启超指出，数千年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者以民为奴隶、为妇妾、为机器、为盗贼，造成了民众爱国心淡薄、公德缺乏、奴性严重、缺乏独立自主精神，愚昧、保守、怯懦，缺乏进取冒险精神等劣根性。如果国民性得不到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将永无希望。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所以，“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主要有独立自由、利群爱国和进取冒险等特点，是兼采中西的产物。他倡导独立自由，是为了反对依附和奴性，以求个性解放。他说：自由者，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奴隶性不除，中国万不能独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
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又说：“吾犹忧乎人人不自尊，而此四百兆人者，且自以奴隶牛马为受生于天之分内事，而此种自屈辱以倚赖他人之劣根性，今日施诸甲，明日即可施诸乙；今日施诸室内，明日即可以施诸路人，施诸仇敌。”总之，凡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所以，他呼吁吾国民众必须去除自己心中的奴隶性格，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做独立自主的自由人。
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吾国民众不但要独立自由，而且要有利群和爱国等公德。他说：有独立之性也，有合群之性也。凡一群之中，必其人皆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以爱情自贯之，以法律自部勒之，斯其群乃强有力；不然，则群虽众而所依赖者不过一二人，则只能谓之一二人，不能谓之群也。又说：“群也者，实以为我、兼爱之两别异性相和合而结构之。
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己之利亦从而进焉。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救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总之，“知有公道，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此外，梁启超还从进化论推出了新民应该有进取冒险之精神。他说：“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他指出，禽兽和野蛮人是饥则求食、饱则嬉焉，知有今日而不知有明日；而文明人则不同，他们总是不满足现状，而寄希望于明日。所以，吾人绝不可保守不前，保守今日，故进取之念消；偷安今日，故冒险之气亡。若此者，是弃其能所以为人之具，而自侪于群动也。他还认为，自然界不会主动满足人的需要，人必须进取和奋斗才能自安和自存。“人治者，常与天行相搏，为不断竞争者也。”人之一生，如以数十年行舟于逆水中，无一日而可以息，只有不断进取和经历险难，才能自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才能成为新民呢？梁启超强调要自新。他说，新民云者，非新之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日：“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大学》日：“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末由。悔也者，进步之动力也。关于自新的具体内容，他主张要把旧道德中的积极成份和外来道德中的有用成分结合起来，反对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模仿西方。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旧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梁启超在当时提倡道德革命，其实质是用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革封建主义旧道德的命，阻力很大，但他充满了信心和勇气。他说：“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人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决斗，吾所不惧，吾所不辞。”这正是他所倡导的“新民”道德的体现。他指出，“德也者，非一成而不变者也（吾此言颇骇俗），非数千年前古人之所能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所以，他要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
他认为，他所发明的这种新道德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而且是符合儒家精神的。他指出，天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独立之性也，有合群之性也，荀欲言道德也，则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又说：“进取冒险之性质何物乎？吾无以名之，名之日浩然之气。孟子释浩然之气日：‘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又日：‘是集义所生者’。故此性质者，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这是说，他的新民道德是儒家道德在当代的合理发展。
总之，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代资产阶级新儒家对现代中国新人格理想的第一次探索和第一个学说，是封建旧儒学内圣外王之道在现代的一个重大发展，对现代中国人的新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
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书香家庭，父亲严振先从事医业，在当地有一定声誉。严复自幼聪敏过人，十岁时父亲为他请了一位名叫黄少岩的老师。黄老师的特点是汉宋兼宗，既重视清代的考据学，也不废宋明义理之学，这对严复发生了一定影响。
十三岁时父亲去逝，家庭生活失去了依靠，老师离去。经同乡沈葆桢推荐，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的海军学校学习。人校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生慕父母》，严复的作文很出色，获得了第一名。这使他被特许在造船学校和驳船学校任意选择，他选择了驳船学校，这里通行英语和英国教育。
在驳船学校，严复学习了英语、算术、代数、几何，及物理学、力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课程。从汉学考据中得到训练的精确性和规范性，使严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发生了浓厚兴趣。五年之后，严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是出航实习。
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欧学生，到英国学习海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严复的头脑，使他无法安心于某些具体知识的学习。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派到国外学习某个特殊领域的‘实用’知识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那些人，很少有适宜的心境去专心于他们选定的业务领域的学习。东道国的富裕强盛与中国的极为令人不满的一般状况之间的对比，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般问题。严复到英国时，似乎就已经在苦苦地思索着以什么作为自己以后研究的基础。这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这是一个他在内的所有“洋务”专家最关切的问题。西方富强的秘诀在哪里？特别是，大英帝国富强的秘诀在哪里？正是这种炽烈的关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促使严复如饥似渴地钻研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且在后来，促使他完全投身于对当代英国思想的前所未有的研究中去。
严复后来回忆留学期间的情况说：“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即郭嵩焘，当时为清朝驻英国公使），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先生深以为然，以为卓识。”这是说，他把资产阶级的司法制度看成是英国富强的根本原因。两年后，严复留学归来，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公办、总办等职，前后达二十余年。严复虽然是洋务派培养起来的新学知识分子，但他对所谓洋务运动早已失去信心。在他看来，富国强民的关键不在于学习西洋的“技艺”，而在于学习其所以富强之“道”。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再也无法沉默了，他开始发表《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猛烈地抨击时政，介绍西学，鼓吹改革，批判“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原强》一文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认为“三权”的精神即“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关键所在。他指出，洋务派只看到外国的汽机兵械，这只是其“形下之粗迹”，并非西国命脉所在。西国富强的关键是：“于学则黜伪而崇真”，即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因此，要救国，就须介绍西学，就须变法。
于是他用三年时间翻译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原富》，认为其中的经济自由思想是同哥白尼、牛顿的天文学一样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这是第一次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严复介绍的另一本西学名著是《天演论》。他尤其重视达尔文进化论中生物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思想，认为这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他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日《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其一日：‘物竞’，又其一日：‘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他希望通过这种理论来唤起中国人自强保种的危机感和勇气。他认为，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赫胥黎的《天演论》“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所以他要翻译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