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高僧传经中原
鸠摩罗什去往长安的路，走得是那样地快，他身不由己，被挟持而去。
鸠摩罗什到达长安的路，走得又是那样地慢，整整走了十八年。
作为我国东晋时期后秦著名佛学家、佛教翻译家的鸠摩罗什，他翻译的佛教经典成为中国佛教学派建立自己宗派哲学的理论基础，他所阐发和建立的中国化佛教观，也同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他在后秦开一代佛教文化之风，使凝滞纷乱的中国佛教学术思想因他而面目一新。
鸠摩罗什被吕光带往凉州滞留十七年，对他来说既是一个损失，又为他后来取得伟大建树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鸠摩罗什的最后也是最光辉的十几年，是在长安度过的。经过凉州十七年的磨炼和积累，研读中华典籍和殚精竭虑考辨思索，才使他到长安后才思迸发，大显身手，弘扬佛法广发妙典，令“法鼓重振于阎浮，梵轮再传于天北”。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经典的传译和阐释，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到中国，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兴盛和以后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起到开先河的作用，其影响波及到他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他还以诗化的笔触、细腻的情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他翻译的佛教经典更具文化个性和中国特色。在佛教文学和造像绘画艺术中，鸠摩罗什的译著和文化观，成为一种精神依托，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着作用。
鸠摩罗什是塔里木河的儿子，东晋康帝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出生于龟兹。
罗什之父鸠摩罗炎是天竺人（今印度），出身于国相之家，天资聪明。将继承相位时，他辞避出家，东渡葱岭。龟兹国王听到罗炎如此淡泊权位，就对他非常倾慕恭敬，亲自到郊外迎接，并请为国师。罗什之母耆婆，是龟兹国王白纯的妹妹，娴淑聪慧，博览经史，笃信佛法，坚忍有志。她要求出家，丈夫不许。后因出城游观，见坟间枯骨四处零乱，于是深帷苦本，决心出家。若不准削发为尼，就拒绝饮食。六日后气息奄奄，罗炎见状惟恐性命难保，就答应了她的要求。
龟兹接近印度佛教源头，很快成为西域佛教中心。鸠摩罗什出生后，适逢佛教文化繁盛之时。他七岁随母亲出家，师从高僧佛图舌弥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字”。九岁，又跟随母亲去丽宾求学（今克什米尔）。这里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流行地区，罗什拜著名高僧槃头达多为师，从受小乘佛学经典，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受到赞誉。厨宾国王请罗什入宫，与外道辩论，结果大获全胜。国王愈敬罗什，每天给鹅腊一双，粳米和面各三升，酥油六升。这是接待外宾的最高待遇。还派遣大和尚五人，小沙弥十人，洒扫伺侯，就像他的弟子一样。
鸠摩罗什十二岁时随母亲归国，经月氏（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北山，进入沙勒（即疏勒国，今喀什）。罗什和母亲往返葱岭，肯定有马骑、有人护送，即使这样，翻越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之苦也是可想而知的。来到疏勒国，罗什遇到从蹋宾来的另一位高僧佛陀耶舍，就跟他学《十诵律》等经典，均能融会贯通。由于疏勒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受到盛行大乘佛教的大月氏、莎车、于阗等国的影响，所以疏勒国也有大乘佛学流行，佛陀耶舍就不仅给罗什讲授小乘学，也传授大乘学。疏勒国王知道罗什盛名，就请他升座讲《转法轮经》，受到很高礼遇。他在疏勒国除了博览经典，还寻访佛教以外的典籍，如古印度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医学、符印等论著。从而他不仅华章迭出，修辞婉丽，更加“阴阳星算，莫不毕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特别是他的占卜星相，为在以后的宗教活动中出奇制胜埋下了伏笔。
此后，罗什从喀什噶尔河畔的疏勒国到叶尔羌河畔的莎车国游学，从师高僧须耶利苏摩学习大乘学说。在学习中他对小乘学逐渐产生怀疑，进而倾向大乘学说。经过反复辩难，鸠摩罗什终于放弃小乘立场，改宗大乘，并感叹日：“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为沙。”接着他又从受印度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论著《中论》、《百论》、《十二门》等，更加稳固了他改宗大乘佛学的立场。
罗什在返回龟兹途经温宿国（今温宿县一带）时，遇到一位道士，神辩英秀，名震诸国，手击王鼓，相约论战，并扬言：“论胜我者，斩首谢之。”罗什即与他辩论，使这位道士“迷闷自失，稽首归依”。罗什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诸国皆聘以重器”。龟兹国王亲至温宿国，将罗什迎回国内。罗什以其佛教经典烂熟于心之智，唇枪舌剑善于雄辩之才，大力弘宣大乘空宗理论，竟受到小乘佛国龟兹国王的首肯。这时罗什不过十二三岁，在龟兹王宫受戒，先住王新大寺，后住雀梨大寺，继续广宣大乘经论，一时间大乘学说在龟兹蓬勃兴起。“时龟兹僧众一万余人，疑非凡夫”，对鸠摩罗什“咸推而敬之，莫敢居上”。龟兹国王还“造金狮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每年升座讲经之际，“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
鸠摩罗什改宗大乘之举，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受戒前他就博览外道，行为亦不规范，可见已有背离小乘的端倪。他声名鹊起，就引起同小乘之间的矛盾冲突。加上他有些不检点自己，“为性率达，不历小检”，所以又引起其他修行者对他本人的非议。但罗什自得于心，毫不介意。
罗什在溺宾时的小乘师槃头达多闻讯来到龟兹，向罗什提出诘问，罗什就为他讲《德女问经》，论证“因缘空假”。师徒二人经过一个多月激烈争辩，反复论证，师才信服。师日：“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尚小乘师。”
大乘佛学的基本特征是力图参与和干预社会世俗生活，要求深入众生，普度众生，把“权宜”、“方便”提到与教义原则并重的地位。因此它的适应性强，传播渠道通畅。并且罗什影响之地，还带上当地民族特点，所以更容易被众生接受。
前秦国王苻坚居然也知道了远在龟兹的鸠摩罗什的大名。
中原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归回长安，称述龟兹佛教盛况，谈到该国王新寺有鸠摩罗什，才智过人，名震西域。当时中原名僧释氏道安在长安，听到罗什声誉，就一再劝苻坚迎他来长安。此时正逢西域鄯善、于阗、康居及海东等六十二国国王到长安进贡，鄯善和车师前部（今吐鲁番）请求苻坚西征，并“请为向导”。
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苻坚派吕光任都督率兵七万西进，并对吕光说：“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罗什。”
公元384年吕光攻陷龟兹，废龟兹王白纯，立其弟白震为王。吕光获鸠摩罗什后，并不速送长安。吕光原不奉佛，莫测罗什智量，又见他未达高年，便以常人对待。还时常戏弄罗什，让他骑牛和劣马，当他从牛背或马背上掉下来时，就取笑他。最损的一招是强迫罗什破戒，让他和龟兹王白震之女结婚，罗什拒而不从，吕光就用醇酒把罗什灌醉，将他和王女关闭于一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
次年，吕光带着鸠摩罗什在归途中到达凉州，得知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打败，继而被部属姚苌所杀。吕光于是就割据凉州为王，建立后凉政权，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这样，鸠摩罗什也就在凉州滞留下来。
鸠摩罗什身不由己，在凉州一呆就是十七年。吕光只把他当作能卜占吉凶预测祸福的方士。对于佛法“吕氏父子既不弘道”，罗什也就只能“蕴其深解，无所宣化”。
历史文献对鸠摩罗什的占卜术大加赞誉，极力神化，为他蒙上一层料事如神、云诡波谲的光环。一次是在龟兹，吕光军队将至，罗什料到祸果即来，对龟兹王白纯说：“国运衰矣，当有劲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白纯不听劝告，与吕光战，结果龟兹被破，白纯被杀。又一次是吕光破龟兹等国后，想留在西域称王，让罗什占卜，罗什劝他东归，“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有福地可居”。吕光于是率军东返，果然“中路有福地”，恰在进关之时后秦易主，长安变乱，吕光有如神助，轻而易举地在姑臧建立了后凉政权。后来张掖发生叛乱，吕光派庶子吕篡率兵五万讨伐，罗什说此行不利，吕光不听，以为叛军是乌合之众，兵到必胜，结果是吕篡大败而归。吕光死后，吕篡夺位自立为王，他与罗什下棋时，杀了罗什一个棋子，戏日：“砍胡奴头。”
罗什答日：“不砍胡奴头，胡奴砍人头。”胡奴是吕光之侄吕超的小名，后来吕超果然砍了吕篡的人头，由吕超之兄吕隆继位。
这些传说，显然是后人崇拜罗什而编撰的。但罗什的确聪明过人，他从少年时代就博览外道，自习禅宗，兼学阴阳占卜方术，所以他善于以偈语暗示应付时局，往往能够符合。同时鸠摩罗什是一位见多识广、谋略在胸的高僧，加之他经常出入宫廷，接触上层，对统治者的内部矛盾和心理动态洞察人微，因此能应机进行预测和警戒，让当事人信服。
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原前秦将领羌人姚苌称帝于长安，国号大秦。他听说鸠摩罗什之名，曾虚心邀请，但后凉吕氏认为罗什“智机多解，恐为姚谋”，拒绝放行。后秦建初九年（公元394年）姚兴即位，又遣使邀请，仍未获放行。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出兵西征，后凉王吕隆大败而降，鸠摩罗什这才被后秦迎往长安。来自龟兹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这时已57岁了。
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后，姚兴待之以国师之礼。宗室显贵都信奉佛法，公卿以下莫不归心，长安城里名僧群集，法化隆盛。罗什的到来适逢其时，如鱼得水。弘始四年，罗什应姚兴之请，住逍遥园西明阁译经。聚弟子八百，率僧众三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译经活动。这次译著佛经，工程浩繁，数量惊人。罗什主译的经典有《大品般若》、《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大智度论》等共四十七部，约三百九十四卷，第一次系统正确地向中原介绍了大乘空宗理论。
在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之前，佛经翻译虽然日渐增多，但译文“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罗什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华，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秽也。”
他主张改直译为意译，力求其达；强调不失大义，以求其信。作到既信且达，义至文美。
罗什译经庄重严谨，常“一言三复”，“与众详究”，因此他的译文“意皆通圆”、“辞润珠玉”。弟子们称誉“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在传译文体上，罗什特别重视保持原文语趣，生动宜于咏诵。由于他学贯东、西，精通胡、汉，所以能“手持胡经，口译秦言”，力求佛经语言中国化，结果使一大批佛经成为中国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翻译史和佛教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
鸠摩罗什在佛教文化上的建树，得益于他在凉州十七年对汉语和汉文典籍的学习，也得益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佛教经典的烂熟和发挥。他知识渊博，傲然出群，崇奉中观的佛教哲学，主张旗帜鲜明，寸土不让。但他对僧徒同道循循善诱，以诚相待，培养了许多造诣很深、名冠华夏的僧人。这里聚集着全国僧侣精英，才俊辈出，学盖内外。后世对鸠摩罗什的僧徒高手有所谓四杰、八俊、十哲等美称。
鸠摩罗什毕竟出生在狂放之风、阳刚之气流行的西域，所以他“为性率达，不历小检”，到长安后又娶宫女为妻，生子二人，并受伎女十人，不住僧室，别立解舍，供给丰盈。这与佛教戒律及所传教义相悖。但罗什尚能对自己一分为二，每至讲说，常自嘲道：“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
罗什在后秦国主姚兴支持下主持译场，全国文化理论的重心向佛学转变，佛教译场一时成为中原文化理论的策源地。这种思想转化，使东西方文化和中原与西域各民族的距离缩小了。
鸠摩罗什在译经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过登坛讲经，弘宣其极富理论哲学色彩的大乘空宗即中观学说。他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但在当时人们不懂梵文的情况下，往往把传译者看成是一种思想理论的创立者。这样，鸠摩罗什无形中就起到了中国化佛学奠基人的作用。
罗什的文学天赋很高，他翻译的经典极具文学色彩，在文风上冲破六朝时士大夫阶层那种华而不实的风气。有些章节故事性很强，已具备了短篇小说的特点，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学读物。
有的偈语则显露出哲理诗的特点，被人们当作格言广泛引用。
鸠摩罗什翻译的数百卷经典，引起全国佛寺、佛塔建筑的兴起和石窟寺雕塑、壁画艺术的风行。这些佛教艺术形式，对汉文化的心理结构和民族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文化史。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震荡是十分强烈的。印度佛教征服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但同时中华民族也完成了对佛教文化消解、改造、融会和重建的过程，使外来文化中国化。鸠摩罗什的译经弘法活动，正是这种过程的重要体现。
中国佛寺建筑和石窟造像、壁画艺术，是佛教教义的形象资料，是佛教精神的生动体现。鸠摩罗什所译经典的广泛流传，就成为建筑工匠和艺术家创造佛教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的文字范本和构图依据。从而营造出一个个天国乐土的缩影。
宗教可以消亡，宗教经典和宗教艺术是永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