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乙僧的绘画成就和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是在中原文化大背景和长安画坛的特殊环境下取得的。那时交通不便，传媒方式原始落后，进行艺术交流自然相当困难。乙僧如果久居于阗一隅，处在相对封闭和孤陋寡闻的塞外边陲，要在绘画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很难想像的。正因为他适逢唐朝盛世，又不失时机地来到文化古都长安，不仅能与唐代成就最高的画家切磋技艺、同池濯笔，而且沉浸于浩浩荡荡的中华文化之海，得以综合修养的全面提升，故有绘画模式的革命性突破。可以这样说，于阗画家尉迟乙僧是在塔里木河哺育下造就的；而作为唐代画坛巨匠的尉迟乙僧，则是在都城长安，接受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的洗礼才获得成功的。
舍身求法西域行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文化巨匠鲁迅说，即使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一两千年之前，敢于涉流沙、历艰险，迎着寒风酷日，踏上漫漫畏途，不惜舍身而西行求法的人，的确堪称中国的脊梁，民族的前锋。
从沟通佛教源头的帕米尔高原到连结中原的罗布泊绿洲，这漫长的塔里木河的河岸线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向中原传经弘法的全是来自天竺和西域的胡僧，在朱士行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原僧人有过西行求法的行动。所以，朱士行舍身求法，是为开山之举。
朱士行是三国时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少年时就出家了。他天资聪颖，是历史上正式受戒出家的第一位僧人。“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朱士行传》还对他的品行作了如下概括：“志业精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朱士行在出家后潜心研究佛教经典，但他发现早在汉灵帝时出的《道行经》，因是译人口传，对原著理解不深，草率删节，以致首尾都很难连贯起来。他在洛阳讲授《小品般若》，由于译理不顺，所以有很多地方讲不通，这就使人无法理解原著的精妙。每叹于此，便深感遗憾，誓志找到原本。远行西域求得真经，不是下了决心就能作到的，而是要远涉流沙、历经艰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于是他发愿捐身，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开始了首创远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壮举。
为了“远迎大品”（即《大品般若经》），朱士行带领弟子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阳关，穿越数百里沙河到达罗布泊畔鄯善国，又从且末涉车尔臣河、尼雅河、克里雅河，进入于阗国。沿途大漠阻隔、河道纵横，历经野兽出没的惊惧，风沙迷路的危险，在没人引路的情况下行程近万里，旅途艰难险阻自不必说。朱士行终于来到于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位僧人。
于阗国是佛教东弘的必经之地，所以集中了大量的大乘经典。朱士行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放光般若经》梵文原本，“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他让弟子将真经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但当朱士行抄好经文即将送回东土时，却出现了麻烦。当地小乘佛教认为此经不是正宗的佛教经典，如由汉僧传人内地，就会惑乱佛法，使信徒们奉行左门旁道。这种佛教宗派的斗争一直闹到国王那里，于阗国王又听信了这种说法，就不许将《般若经》送出。朱士行在万般无奈之下，向国王提出以烧经誓断，如果火不焚经，则证明是真经，应允许带往中原。当他在国王面前点火烧经时，此经居然火烧不燃，观望的众人无不大为惊异。这时国王答应将经送出，才了结了一场纠纷。
二十年后的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朱士行弟子法饶等从于阗将经卷送往洛阳，后又转至陈留仓垣水南寺，由河南居士、印度僧人竺淑兰等译成汉文。
朱士行为了佛教文化的交流，一直没有离开于阗。他虽然没有抵达佛教策源地印度，但他以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和坚贞不渝的人格力量，为西行求法开拓了道路，激励着东土的后来人。
朱士行以八十岁高龄圆寂于异乡，实现了他为佛教终生求索而誓志捐身的愿望。尸骨火化，葬于于阗王城附近。于阗人民为这位高僧修筑了一座塔，以示纪念。
朱士行西求佛法首开先河，接踵西行的是东晋时的著名僧人法显。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一带）人。他三岁时被度为沙弥，到20岁受大戒，后学经于长安。他博览群书，对佛教志诚行笃，但学之愈深，就愈发现佛教经律互相矛盾，佛教僧人各行其事。这对献身佛法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决心到佛教发源地去寻求真谛，以挽救佛教在中原的危机。
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公元400年），法显与慧景等从长安出发，翻越祁连山，由张掖西行。法显离开长安次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就被迎往长安。法显行至河西走廊之前，与羁留在凉州（今武威）的鸠摩罗什交臂而过。
法显一行经张掖到敦煌，从敦煌出阳关以后，就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大沙漠。这被称为流沙河的广袤沙漠，一旦刮起风来，漫天黄沙飞舞，烟云四合，狂风的呼啸之声如地动山摇。最难以应付的是沙漠中日夜间的温差，白天热风酷日，令人昏迷；夜晚气温骤降，寒冷难耐。天上没有飞鸟，地上不见野兽，极目四望，尽是漫漫黄沙，常常迷路。沿途的死人枯骨和牛马骨架就成了引路的标志。
这样的沙漠地带约一千五百里，行走了十七天，才到达罗布泊附近的鄯善国。法显看到这里的土地崎岖而贫瘠。人们的穿着大致与汉地相似，不同的是这里多以毛毡做衣服。“其国王奉法，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
在鄯善国住了一个月，法显一行沿塔里木河西北行走了十五天，到达乌夷国（今焉耆）。因该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如继续西行缺少应有物资保障，与法显同行的几位僧人就返向高昌国（今吐鲁番），欲求行资。法显等少数人则一直往西南行进。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艰难跋涉，“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最后沿着和田河道穿越沙漠，到达于阗国时，已在沙漠中走了三十五天。
于阗是西域大国，其景况与沿途小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民富足。举国奉佛，僧众人数可达数万，皆大乘学。这里的人民居住处，家家门前都修筑了佛塔，还有僧房，提供过往僧人休息，法显等人就住在居民提供的僧房里。
在和田河源流一带的丰饶之地，法显参观了三千僧人“共犍槌食”、“威仪齐肃”的瞿摩帝佛寺，和“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装饰富丽堂皇的王新寺，还特意在该国久居三个月，一直等到观看了一年一度盛大的行像节仪式后，才离开于阗国，经叶尔羌河上游的子合国（今叶城地区），开始翻越葱岭。
在帕米尔高原今塔什库尔干一带，叶尔羌河源流地区，法显还参加了该地僧人五年一次的大法会，虽山地严寒，但法会举行得非常隆重。之后开始了雪山危途之行。“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砂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看来法显一行没有遇上此难，但攀行的道路也决不轻松，“其道艰阻，崖岸睑绝，其山堆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历经千难万险，法显等人终于越过葱岭，到达新头河——印度河上游地带。
法显在印度、巴基斯坦参观学习，苦读经卷，经游路线主要是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下游、朱木那河上游和恒河下游一带。
数年后他从恒河口乘船南下，游学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这里停留了两年，有一天在游览一座寺院时，看到一件供奉在佛像前的中国南方出产的白绢扇，“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引起他思乡的情怀，于是决计归国。他乘船渡印度河，绕苏门答腊经南海，在青岛登路，于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赴建康（南京）定居。从长安西行至在南京开始译经著作，前后经过了十五年。很快法显就写出了《法显传》，又称《佛国记》，这部旅行纪因记载了许多佛事、佛迹，所以被列入佛典。法显作为一个佛学家、游行家、探险家、著作家，为后世舍身西行的取经求法者，树立了一个榜样。北魏时宋云的西行，却是另一派风光，不同于先行的朱士行、法显，也不同于后来者玄奘、慧超。他虽然不是朝廷使者，却有着官派的性质和不同寻常的背景。
宋云是敦煌人，在北魏明帝时就担任过僧官僧都统。宋云远行天竺，与北魏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直接关系。
北魏是南北朝时鲜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与长江以南的南朝隔江对峙。北魏拓拔鲜卑统治者为了争得群众的拥护，不顾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的时局，却大肆振兴佛教。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在当时的都城大同之南开山凿窟，历时三十年修成了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又下诏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南山修造佛窟三所，历时二十年用工八十多万，建成了龙门石窟。另外，甘肃境内著名的麦积山石窟，也开凿于北魏景明年间。北魏末期胡太后临朝执政，更加变本加厉地提倡佛教，大兴寺庙建筑，仅洛阳的佛寺就有五百多所。这样就使洛阳教派众多，西来僧侣也带来许多新说，以致各派都以正统自居，争论不休。为了找到统一各派的正统，也为了向西域各国显示胡太后母仪天下的声威和德政，就选派了宋云、惠生等前往天竺求取真经。行前“胡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向沿途各地赠送，并且还带上了胡太后给各国的公文、诏书。这就使宋云的求法活动，带上了朝廷使者的政治色彩。
尽管如此，宋云的西域之旅也并不轻松。他同样要涉流沙、迎风暴，“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也是吃尽了苦头，才来到鄯善国的。
他从塔里木河尾闾的罗布泊，到和田河的源流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对沿途情况作了仔细地考察。在且末城郊，看到“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末耜而田。”而且末城内则“花果似洛阳，惟土屋平头为异也。”这里很少有雨，所以“决水种麦”，且造泥土屋、平屋顶也不怕雨淋。佛寺中的佛和菩萨，“乃无胡貌”，访问故老，说是中原吕光征西域时所造。且末不远是捍麽城（今策勒县境），城南大寺有金像一躯，“仪容超绝，相好柄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当地父老对宋云说：“此像是从南方腾空而来，于阗国王亲来礼拜，然后将像运至国中，途中夜宿时，金像忽然不见了，派人寻找，金像仍回原处，所以就在这里起塔造寺，洒扫供养。人若某处患病，就用金箔贴在佛像相应位置上，就会痊愈。”
后人在此像旁造的佛像和佛塔多至数千，敬献的彩幡也可万计。魏国时的彩幡占半数以上，幡上用隶书写着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等，可见三国时中原汉人在塔里木盆地的活动是很频繁的。
宋云一行在于阗国受到国王的接见，“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
自于阗国又至叶尔羌河上游的朱驹波国（即子合国，今叶城县一带），该国“人民山居，五谷甚丰，食则面麦，不立屠煞。”这里的人不食肉，风俗语言与于阗相似，文字则使用印度波罗蜜文。
在翻越葱岭时，宋云一行首先来到高山王国汉盘陀国（即渴盘陀国，今塔什库尔干）。“自发葱岭，步步渐高”，“汉盘陀国正在山顶。”城东有孟津河（即今塔什库尔干河，叶尔羌河之一源流），东北流向疏勒国境内。“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宋云也记载了葱岭上的毒龙池，印证了法显的相同记载。“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法显、宋云所记毒龙系为传说，但他们描述葱岭独特的自然风光，却是一致的和真实的。
宋云自公元518年冬季自京师出发，走了整整一年，于公元5 19年冬季终于到达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古天竺诸国。
宋云、惠生一行在天竺诸国游学五年，于公元522年返回洛阳，各撰“行记”一部，留下了古代塔里木河流域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宋云之后，以“唐僧取经”著称的，是河南人玄奘法师。
此后，西行取经求法或出任使者而著述西域者源源不断，纷至沓来。著名的有新罗（朝鲜古国）人慧超著《往五天竺国传》、陕西人悟空著《悟空人竺记》、《通典》作者杜佑族子杜环著《杜环经行记》、河北沧州人贾耽著《贾耽四道记》、河南人高居诲著《高居诲使于阗记》、河北大名人王廷德著《西州使程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