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生见枪弹越来越稠密，有点担心叶挺的安全，便恳切地劝说道：“团长，请你还是先回去，让我们再察看一会。”
叶挺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毫无畏惧地面对着城墙那边站下来，迎着呼啸的枪弹，观看着那些火力点的位置。直到他根据敌人的火力部署，确定了铁甲车停放的地方后，这才从容地向旁边的军官们说道：“好了，向部队下达命令吧。”
有时候，历史真是绝妙的讽刺家：它能把梦幻变成现实，也能把现实变成梦幻；而且还常常让这二者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吴大帅这十年间风云变幻的经历就是如此。当初，他以一个小小师长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那成功的顺利确实是他连做梦也未曾料过的。然而，曾几何时，他在梦里也未曾想到过的如此迅速的惨败，竟也像最可怕的梦幻一样真实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是大帅所最看不起的那位只知荒淫享乐和吟风弄月、毫无雄才大略的南唐李后主在国破家亡之时所写的词。
然而大帅在逃离汉口时的情景，却连这种“仓皇辞庙”的工夫也没有，更不用说让“教坊”去奏什么别离歌了。大帅最后那几天的日子，简直是众叛亲离，指挥失灵，一向自诩为“吴有办法”的大帅也变成了真正的“无有办法”。
当革命军逼近武汉三镇之时，大帅令刘玉春和陈嘉谟死守武昌，令十四师师长高汝桐和湖北独立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守汉阳，只有大帅自己坐镇的汉口，尚无股肱之臣接受军令。大帅想把这一重任交给从前倚为左右臂的大将靳云鹗，让他以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又兼汉口警备司令的名义，担当防守汉口的重任。这一来是因为靳云鹗目前实力最大，沿京汉铁路从孝感到信阳这些车站上，屯聚的都是听他指挥的队伍，让他亲自防守汉口，就可以顺利地调动这些勤王之师，加强前线力量，确保武汉三镇的安全；二来大帅也已风闻靳云鹗并未捐弃前嫌，对大帅“联奉反冯”的方针仍很不满，已暗中同革命军方面有所接触，想利用革命军的力量共同反奉，并有取代大帅成为北洋直系盟主的野心，因此大帅把他放在眼前作战，也是想试试他到底有无忠心，再决定是否能对他进一步重用。不料靳云鹗已看出大帅的猜疑之心，只同意担任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坚决不愿兼任汉口警备司令之职，并派人向大帅报告他已组织好前敌总指挥部，即将亲赴前线督战，实在无法兼任防守汉口的重任，尚请大帅另选贤能。大帅本是个死要面子不认输的人，岂肯收回成命，贻笑部下？因此仍将令靳云鹗兼任汉口警备司令的头衔印在委任状上，派人连同关防印信都送到靳云鹗手里，来一个“不认账也非得要你认账”。靳云鹗也毫不让步，便拒绝出席大帅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只派一名代表将大帅送来的委任状和关防印信原封退回，再次表示决不接受汉口警备司令的任命。这时，革命军一面在猛烈进攻武昌，一面从上游渡江逼近汉阳，在龟山下面发生激战，情况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大帅的参谋长景富戎见主帅失和，众将离心，只好亲自跑到靳云鹗的住所，向他痛切陈词：在此紧急关头，如若仍然意气用事，北洋直系的事业必将毁于一旦；目前只有他尚能调动部队，再不听大帅命令，一切就都完了。景富戎最后急得含泪说道：
“大帅手谕请你去参加紧急会议！你再要不去，我就给你跪下了！”
说完，“扑通”就跪倒在靳云鹗的面前。
靳云鹗也素知大帅的脾气，现在若去参加会议，倘在会上一言不合大帅的心意，定然凶多吉少。便也急得拔出手枪来说道：“富戎兄，你这是要逼我死，我也不想活了！”说着举枪就要自杀。景富戎急忙起身抢救，两人扭作一团，跪倒在地上不可开交，身边的亲信副官和护兵们急忙将他们扶起拉开。
这时候，当高汝桐指挥十四师在汉阳与革命军进行激战的时候，刘佐龙率领湘北独立第二师突然阵前倒戈，归顺革命军；第二师架设在龟山上的重炮，也奉命将炮口从武昌方向转到汉口。第一发试射的炮弹，很快就落进了大帅驻地的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大院内，正在亲自部署汉口防御的吴大帅，急令副官处长摇电话问汉阳方面出了什么事情。那边一个湖北口音的军官漫不经心地回答：“对不起，可能打错了方向！”但电话刚刚放下，又一颗炮弹接着落了下来。大帅盛怒地亲自摇电话要找刘佐龙追问，但那边再也没有人接大帅的电话了。
紧接着，受到前后夹攻的第十四师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渡过汉水退回汉口。龟山上的大炮已使汉口的防御失去了任何作用，而革命军却在那些大炮的掩护下控制了汉水上的浮桥，迅速逼近了汉口市区。在那种情形下，大帅如不赶快逃离刘家花园，也难免变成革命军的阶下之囚了。
靳云鹗将军虽然随后也逃了出来，但一路仍然不愿同大帅照面，他只是带领着嫡系第十四师，在后面边打边走。还有十几个旅的队伍，全部壅塞在沿途车站上，等候靳云鹗下达向南或向北的命令。大帅乘坐的专车要想通过这些车站都十分不易，卫队司令只好让卫队旅乘着探道车在前面，用机关枪冲开一条血路。经过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郑州。靳云鹗到达鸡公山车站后，便部署队伍扼守武胜关，他自己又坐轿上山回到“争气楼”里去了。
吴大帅在郑州设立了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但莽莽中原，早已不是他当年在洛阳雄藩虎视时的情景了：河南的军务督办寇英杰虽然仍像刘玉春和陈嘉谟一样效忠于他，但手下的军队实力有限，而且远不如靳云鹗足智多谋、能征惯战，因此也无法担起反攻武汉的重任。而这时的河南，也名副其实地处于风雨飘摇、四面楚歌之中：东面的徐州车声辚辚，正是奉系的直鲁联军在源源南下；西面的陕西军务督办刘镇华虽然是在大帅的支持下得到的地盘，但现在见吴大帅即将失势，已开始对奉系的张大帅大献殷勤，而且他指挥下的镇嵩军已在潼关摆开阵势，似乎随时预备东出陇海路，进窥洛阳，对大帅落井下石；至于南面，更不必说，广东军的前哨已进抵武胜关，随时可沿京汉路进攻河南；而北面是他几个月前刚刚结拜的盟弟张作霖，竟也完全不顾信义，推翻了他们在北京信誓旦旦商定的“奉系军队以京津一线为界，北京仍由直系控制”的条件，不仅完全掌握了北京的防卫，而且强占了保定、大名一带直系军队的防区，还在继续南下，控制直隶全省。看那奉系军队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们是想连河南也全部囊括过去，实现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奉系将领们在“讨吴通电”中发出的“投鞭断黄河之流，走马看洛阳之花”的豪言壮语了。
面对这样的局势，大帅倒也并未气馁，仍然充满自信地向将领们表示“吴有办法”。他知道东、西、北三面的情况虽然充满危机，但如果他能反攻武汉成功，恢复湖北地盘，重振直军军威，则奉系也就必然会对他改颜相对，刘镇华也必将再显忠心，河南的局势也自然会归于稳定，直隶和保、大地区也不难重新控制了。因此，他明白局势的关键是在南方，武昌还在他的手里，有得力骁将刘玉春和陈嘉谟固守，城内尚有数万精兵，只要孙传芳的军队能迅速溯江西上，逼近鄂东，刘玉春必能开城挥师反击，将广东军围城的主力消灭于武昌城下。同时再派一员大将领兵沿京汉路直下汉口，一路并元险关要隘，汉口市区也决非战守之地，数日内当可唾手而得。
并且川东的杨森也已带兵进入鄂西，如今他沿江东下，进占鄂南嘉鱼、蒲圻一带，断绝广东军从汉阳渡江的退路，则唐生智的实力再也无法逃出包围，而内部空虚的湖南也可不战自平。因此，大帅在郑州一面重新整顿残部，筹集粮饷弹药，进行反攻的准备；一面用万万火急的电报催促孙传芳尽快发兵，同时每天编制一些告捷的电报发给死守武昌的刘玉春和陈嘉谟，告诉他们援军即将到达，以便提高士气，巩固军心。
使大帅感到安慰的是，武昌城一直坚若磐石，屡挫攻城敌军的锐气。但在南京的孙传芳大帅那里，却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对那一封封万万火急的电报竟然置若罔闻。孙传芳这个“五省联帅”的地位，本来是在吴大帅的鼎力支持下一手造成的，这几年来，他也总是忠心拥戴着玉帅，处处唯玉帅马首是瞻。但是，他现在竟毫不把多年的北洋直系盟主、现在还担任着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大帅放在眼里，对大帅接连两次派去求援的代表，他有的赶走，有的索性杀掉了。正是由于他的袖手旁观，才使广东军气焰嚣张，得以全力集中兵力于两湖，使大帅遭到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惨败。大帅在退出汉口之时，又给他发了一份万万火急的电报，怀着激愤和责备的心情向他陈说利害：
“我弟总镇长江，威加南北，试一举手，即可戡定中原，奠安华夏。今赤贼既已得志于湘鄂，势必窥赣边而通声气。应懔唇亡齿寒之戒，念辅车相依之切，虞貌前车，可资殷鉴。”
大帅虽是在危急之中，也仍然丢不下斯文架子，还要引经据典地卖弄一番文墨。
不过，孙传芳大帅仿佛也并未受到多大感动：虽然在英美两国总领事的敦促下，他向广东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出了“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撤退回粤”的通电，宣布了入赣援鄂的兵力和部署，但似乎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见诸行动。不几天后，又传来了江西守军总司令邓如琢兵败，南昌被广东军占领的消息，吴大帅的心情也更加感到焦急，同时不禁对孙传芳的愚妄和固执格外恼恨，于是又发出洋洋千字的电报，要他以大局为重，迅速统兵亲自出征。不过，大帅感到孙传芳的通电和部署对武昌城内的守军终究是一针强心剂，可以暂时起到振奋士气、稳定军心的作用，为他所筹划的反攻武汉赢得一些时间。
在吴大帅败退到郑州不久，奉系首领张作霖就特派了他手下一员大将张景惠作为代表，千里迢迢地来慰劳自己的盟兄，实际上却是来探听虚实，看看吴佩孚到底还有多大力量，以便决定奉系对南方局势应采取的方针。吴佩孚也是玩弄这种技术的老手，当然明白张景惠此来的目的。因此他便将计就计，仍然表现得闲情逸致，信心十足，似乎对重新占领武汉早已成竹在胸，一切都只待前线的将领们去实现他早已安排好的锦囊妙计了。他在书房里一面同张景惠谈话，一面仍提着毛笔在宣纸上画着墨竹。最后他又拿过几张信笺来，用毛笔龙飞凤舞地写着，对张景惠说道：“我写封信，托你带回去交给雨亭老弟。对他的关心我表示感谢，不过目前还用不着奉军南下帮助作战。我在前线还有十几万军队，足以恢复武汉，重占湘鄂，不日当有佳音传到北京。如果雨亭老弟定要助一臂之力，能从京汉线上接济一些饷弹，那一切就更没有问题了。至于北京的中央政局，可以请雨亭老弟就近主持，佩孚目前集中军旅，暂时无暇过问。不过对于保、大防地，一向为我军重要饷源之处，还请雨亭老弟训诫部下不得染指。”
大帅的这番话说完，那封信也写完了。亲随副官用过印信，立即封好交给了张景惠。当张景惠告辞出去的时候，吴佩孚站起身来向他答礼送别，又语意双关地说道：
“听说你们奉系的将领都求功心切，要想到南方来同广东军作战，我看这也不难办到。你可以转告雨亭老弟：你们有渤海舰队，可以载运队伍从海路直捣广州，我们直奉奉两军，将来就到广东境内会师吧！”
张景惠回去后，吴佩孚又仿效诸葛亮演空城计的方法，给张作霖发去一份电报：“……此间将领惑于风传，有假途伐貌之虑。弟如视兄尚有可为，请稍助饷弹听其自谋。否则可令汉卿来自取之，弟当遁迹世外。”
汉卿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少帅张学良的字。吴佩孚的这番话，软中带硬，含有与张作霖决一雌雄的意思。因此，当张景惠回到天津向张作霖复命，报告了他见到吴佩孚的情况后，张作霖也感到这位盟兄虽然虎落平阳，但手下还有相当力量，还需先看一看局势的发展，不能采取过分相逼的行动了。
但是，大帅自己制订的反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却仍是困难重重，进展很不顺利。
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对于“联奉反冯”的方针还深怀不满，完全不能体谅大帅的一番苦心。他们听到奉军提出要南下帮助反攻武汉的消息，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表现出势不两立的样子，要与奉军一决雌雄，但当大帅召开军事会议宣布反攻武汉的计划，征询谁能带兵攻打头阵时，那些将领们又都一言不发，个个如泥塑木雕一般，仿佛完全失掉了直军当年的勇猛和锐气。尽管大帅旁征博引，慷慨陈词，以古今兴亡的教训向将领们晓以利害，但那些将领都似乎变得冥顽不灵，对大帅的谕教也不像从前那样诚惶诚恐，洗耳恭听，甚至有人闭目垂头，似睡非睡，就好像听老和尚念经一般流露出不感兴趣的神情。大帅最后只得又拿出对刘玉春将军曾经使用过的激将法，愤慨地表示：既然没有一个人敢于身当前敌，那就只有我自己亲自带兵去打头阵了！那些将领们这才有人开口说话，劝大帅不必亲自出马，有何作战任务只管吩咐，部下都愿意服从命令。于是，大帅便让参谋长宣布各师的战斗任务和进攻路线，要求将领们此次一定要同心协力，督率全体官兵奋勇作战，完成反攻计划，早日会师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