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到任后一年多时间里第三次参加葬礼了，所以不那么紧张。教堂庄严肃穆。牧师讲话后，亲友们纷纷自由发言。迪格夫人为人和善，人缘很好。她的朋友和邻居对她的逝世都表示深切的悼念。迪格的一个儿子也讲了话，回忆了母亲对他的教育和培养。母亲平时对待朋友和邻居都很友善，但是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一次，因为他考试成绩不好，母亲追着要打他。虽然当时他很不理解，但现在了解了母亲当时的“良苦用心”。讲到这里，我也很有同感。
我代表使馆向迪格捐款100新元。夫人生前是护士，迪格按照她的遗愿，把所有的钱捐给了“护士基金会”。
参加完葬礼，我又随友协的车子回使馆。一路上，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因为几天前，我给迪格打电话时，他正好在园子里干活。迪格夫人挣扎着起来去喊迪格，她一下子摔在了地上。我总认为这也许加重了她的病情，心里感到很内疚。我闭着眼睛坐在车上，朦朦胧胧中吟得一首小诗：
负疚心不安，闻耗更悲伤。
倥偬数百里，美景无心赏。
悼言赞孟母，宾朋衬芳心。
深山觅遗踪，犹闻伊馨香。
据迪格回忆，路易和迪格的亲爷爷约翰·艾黎于1857年从爱尔兰移民到了新西兰。他和一位名叫萨拉·沃德的英国籍姑娘结了婚。他们生有3个子女。迪格的父亲行老大，路易的父亲是老二。为了和毛利人争夺土地，他们的爷爷参加了新西兰历史上有名的塔那朗基战争。
迪格比艾黎小23岁。当艾黎参加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回来时，迪格还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毛孩子。路易性情温和，经常和这个“跟屁虫”玩耍。
迪格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很艰难。二次大战爆发时，迪格正在高中念书。他参了军，部队被派到斐济驻防。后来因为他家的男孩子都入了伍，父母没有人照料，所以迪格就复员回到了新西兰。实际上他没有打过仗，迪格为此还感到十分遗憾。迪格复员后当上了邮电所的职员，后来他有了一个6口之家。一个小职员要养活这样一个家庭不容易。好在新西兰是一个福利国家，迪格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一个个都有了工作。
开始时，迪格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1988年，艾黎在北京逝世，迪格作为亲属应邀来中国参加葬礼。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情使他深深感动。回到新西兰后，迪格决心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努力工作。他到处作报告，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路易·艾黎的故事。不久，他当上了新中友协塔那朗基分会的主席。此后他更加全心全意地工作。在他担任主席的7年时间里，他共做了50多场演讲。他经常给我写信索要《中国建设》、《北京周报》、《中国妇女》等英文刊物，散发给学校、俱乐部和他的朋友们。由于他的努力，塔那朗基分会从14名会员增加到80多人。
迪格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这可能与他原来当邮递员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一个邮递员，一个管户籍的警察，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不过，认识他的人有八九成只知道他叫“迪格”，如果你要问他们谁是“乔治·艾黎”，也许他们会耸耸肩，然后两手一摊说：“不认识。”迪格虽然文化不高，但对“关系学”还挺精通。为了搞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曾经试探着和迪格商量能不能在新普利茅斯举办一次展览。我原以为这个老头不一定有这么大的能耐，孰料不出几天迪格来了电话，要我在一周内准备好展品。时间是紧了点，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和夫人匆匆忙忙从库房里整理出一套贝雕画和一套棉花画，还弄了一套中国风光图片和很多宣传品，加上刚从国内寄来的儿童画满满地装了两大箱。为了免除运费，迪格还交代他一个开长途大巴的朋友专程到使馆门口接我。他还嘱咐把我夫人带上。我说她的车费不能报销。他轻松地说，他有办法。
傍晚时分，车子开到了新普利茅斯。迪格已经在车站等候。他把我们拉到了自己的家里。他希望我们住在他家。虽然我这次是因公出差，房费可以报销，但一想，住在他家，一方面可以节省费用；另一方面，我作为主管友协工作的文化官员，多接触老百姓的生活，对于了解民情增进友谊不无好处。所以我就同意了。
从外表看，迪格的房子很不起眼，但一走进去，里面还挺大，卧室就有五六间。多年来，他的孩子们像小鸟一样飞走了，一个近80岁的孤老头守着这么大的房子，其孤独和寂寞是可以想象的。他说，他家住过很多中国人。我们被安排在最大的一间里住。
第二天，迪格把我们拉到一个购物中心去布置展览。他告诉我，在知道我想搞展览后，他时时留意。后来，他了解到，这个购物中心的一间铺面因为商店易主要停业一星期。在得到这个信息后，迪格一分钟没耽误就去和经理商量，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说动了经理，同意免费提供。
分会几十名会员已经在那里等候。迪格把我们介绍一番后，大家就开始了工作。为了不损坏墙面，我们得把展品布置在纤维板上。迪格已经借了几十块板子。纤维板很重，每块足有百十来斤。而会员们大多是年逾古稀的白发人，他们硬是把这些板子从一楼抬上了二楼。这种精神实在叫我感动不已。
经过一个上午的紧张工作，展览布置完毕。下午，迪格请来了新普利茅斯市的市长为展览开幕。市长是位女性，看上去很精明能干。她对我们夫妇去该市访问表示欢迎，同时，对我带去这样一个精彩的展览表示感谢。她说：“多年来在新普利茅斯市很少看到这样的展览。我相信，我市的市民们通过这个展览一定会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我也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市长和分会为展览的成功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展览办在商场内，观众络绎不绝。人们对中国秀丽的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人民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有一些访问过中国的人兴奋地和我谈起在中国的见闻，没有去过中国的人看了展览后也想去这个神奇的国度看看。突然，一群小学生来到我身边，要我为他们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于是，我问了每个人的名字，然后翻译成中文，用软毛笔写在卡片上。谁料想这一写竟收不住了，孩子们排起了长长的队。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那里就没有起来，弄得手酸背痛。以后的几天，每天要写几百个名字。虽然很累，但看到孩子们高兴的样子，我的疲劳和酸痛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展览顺利地结束了。那天晚上，在迪格家搞了一个小型PARTY。会上，迪格拿出一兜子零钱和两张车票。他把车票交给我，把钱给了分会的财务主管。我对迪格变戏法似地弄出车票和零钱感到惊奇。原来，他在展厅门口放了一个捐款箱。他说，这是新西兰的习惯做法。以前他为中国的大熊猫，山丹的培黎学校都蓦过捐。我仿佛猛然间醒悟过来，他再三叮咛我带些过期的贺年卡，是他设的一个圈套！他真是一个“老顽童”！
中国美食家
乔治·艾黎除了“迪格”这个外号外，他还有一个外号叫“中国美食家”。不过这个外号只是我和夫人之间说说而已。我们每次住在他家，他一定要我们在家里起火。他不但可以坐享其成，而且又可以吃到可口的中国菜。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美食家”。
相处久了，我和迪格有了很深的感情。几天不通电话就有些想念。他年近八秩，又有糖尿病，其孤独可想而知。有时侯，他一病几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无人照料，无人看望。每次我打电话，他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高兴起来，一聊就是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1996年7月，迪格来电话说，他要过78岁生日，希望我能去新普利茅斯玩玩。当时我工作很忙，不可能为了他的生日专程去一趟。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很容易就做了，我用宣纸写了一个“寿”，给他寄了去。不几天，老头来电话说他收到了珍贵的礼物。
第二件事说起来话长。在新普利茅斯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宁波餐馆”，以往我们去都要在餐馆打打“牙祭”。在新西兰，父母过生日，子女请他们“DINE OUT”（搓一顿）已经算很孝顺了。我于是给宁波餐馆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在迪格生日那天做一碗“寿”面，他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TAKEAWAY”（外送）。钱由我来付。后来，餐馆来电话说，迪格吃-了面有点手舞足蹈，因为他自己的亲生3=女都没有给他过生日。想不到倒是使馆的外交官又是祝寿又是请他吃“寿”面。餐馆的老板也受了感动，叫我不要寄钱了，这碗面由他们请客了。
1996年的国庆过后，我又去新普利茅斯办展览，因为这次展览规模大，所以我偕夫人还有厨师小倪和夫人，开车去新普利茅斯。小倪是上海人，中等个子，方方的脸盘。他的手艺很好，从大使到各级外交官无不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