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观念是从混沌和模糊的概念中缓慢地十分困难地凝结出来的。亚当·斯密在自己的头脑中再产生这些观念时经历了多么激烈的斗争，在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明。在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重要先驱者中，应当指出的还有理查德·康替龙、约瑟夫·哈里斯、约瑟亚·塔克尔，他们是在1 8世纪30～50年代从事著述的。
有一位作者在1738年极其明确地（在一定意义上胜过亚当·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但我们对这位作者却一无所知，因为他署名“匿名者”。17和18世纪的许多经济著作都是匿名的，其中一部分作者已被判明，但另外一些人在科学上没有起过明显作用。1738年的“匿名者”却是个例外，此人有点像艺术史上不为人知的撰写玛利亚生平或圣洁的马尔苏尔传说的作者。
让我们从这本题为《关于货币利息一般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著作中引证如下一段，为了方便读者分析比较，我们在引文右边作了注释。
“各种生活必需品之真正的和实际的价值，是比例于它们对维持人类生活所做出的贡献；它们互相交换时所依据的价值，是由生产时它们所必要的和通常耗费的劳动数量决定的，它们用来进行买卖并用来和一个共同的交换媒介物进行比较的价值和价格，是受生产时所使用的劳动数量支配的，但同时也受交换媒介物或共同尺度的数量的多少来支配。水是生活必需品，它不亚于面包或酒，但上帝赐予人类的水是那样多，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足够的水而不会有任何困难，因而一般说来它是没有价格的。可是，假设某时某地须得花费劳动来取水供应某些人需要的话，那么为供应水所花费的劳动就必须得到补偿，虽然水本身是不要代价的。因为这个道理，一吨水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地方也可能和一吨酒一样贵重。”
作者在这里说的实际上是使用价值。
分出了与使用价值完全不同的交换价值；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思想的萌芽。
看出了价格与价值的区别，并指出价格受产量或货币量影响。
这个古典派的“价值反论”，表明他们已看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
作者断然指出，创造价值的只是劳动而不是自然。在这以前好几年，还有一个人明确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他就是年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既卓越的思想家、物理学家和国务活动家，又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者之一。他的著作是《略论纸币的性质与需要》，1729年在费城发表。富兰克林继承并发展了配第的思想。为了证明纸币的用途，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就像他感到的那样）论题，即交换价值的真正源泉不是货币，而是劳动。
在阐述这一论题时富兰克林解释了劳动价值理论，并以黄金和谷物为例证，这同配第的例证是很相近的。
富兰克林比配第更接近于下述思想，即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具有均等性和共同性质。他没有发现采掘贵金属的劳动的某种特殊性质，这是他的弱点。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从创造价值的观点来看生产黄金和生产谷物的劳动没有区别。所以，他进一步指出，从在商品交换和流通中所起的作用来说，这两种商品也没有区别。他忽视了货币商品（当时是黄金）特殊的社会作用，没有看清纸币只是作为黄金的代表和替代物才能起作用，所以他把纸币简单地看做是人类智慧的发明，把纸币同足值货币分开了。
富兰克林在后来的著作中多次谈到经济问题。他没有创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也不曾详细研究过任何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
但我们不能用预先规定的尺度去对待伟大的思想家，对工作于科学萌芽时期的学者更是如此。富兰克林以其全部文化的、科学的和实践的活动，为经济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应跻身于美洲经济思想的伟大开创者之列。
随着价值论的发展，其他重要领域也有了进步。在研究配第关于雇佣工人的工资最终取决于其最低生活资料的思想时，经济学家们接近于理解这一最低限度的性质。通过人口问题的研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保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即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工资趋向于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
在解释资本及其收入的问题上，重要的进展是划清了产业利润和借贷利息的界限。约瑟夫·马希和大卫·休谟在18世纪50年代的著述中已经明确指出，在正常条件下，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商人和工业家不得不分给货币所有者和借贷资本家的那一部分。
由此可见，斯密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剩余价值，但不理解它的性质。他们所解释的也仅仅是它的特殊形式即利润、利息和地租。18世纪60年代，当亚当·斯密开始经济研究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英国就已经奠定了。
大卫·休谟1776年三四月间，当休谟知道自己病情日趋严重、治愈无望的时候，赶紧写了《我的生平》一书。此后他还维持了四个月。
该书在休谟去世后不久出版，还附了一篇短信作为序言，写信人，就是休谟几十年的老朋友亚当·斯密。信是在这位哲学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写的。休谟去世时，神志异常清醒，心情十分平静。
尽管病魔把他这个胖子折磨得骨瘦如柴，但他仍保持着乐观和愉快的心情，这是他一生的特点。
斯密的信在政治经济学上起过特殊作用，从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休谟早已有了无神论者的名声，去世时也决不是一个信神的基督徒，斯密同这种偶像崇拜也是不沾边的。
宗教迷信者攻击的浪潮向死去的休谟和活着的斯密猛烈袭来。
前不久出版的《国富论》起初只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引起关注。围绕休谟和斯密所掀起的争论，对斯密这个谨慎小心和谦虚质朴的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突然袭击，但它却引起了公众对斯密《国富论》的注意。这部著作一版再版，十年后成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圣经”。
在另一种意义上，休谟为斯密开辟了道路。在一部篇幅不大的出色的论文集中，休谟似乎对斯密以前的古典派反对重商主义的某些成果作了一个总结，它对斯密准备《国富论》起了重要作用。
大卫·休谟1711年生于爱丁堡一个不富裕的贵族之家，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不得不很早就自谋生路，主要依靠的是他的文笔。28岁时出版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使他此后成为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休谟的哲学后来博得了不可知论的名声。他断言人的感觉是人类关于物质存在的知识的最重要源泉，但是这个外界存在（即物质）本身，他认为原则上是不能认识的。休谟主义试图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问寻找一个中间地带，但是由于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因此势必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休谟批判宗教，在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的哲学也为“调和”宗教与科学开了后门。
休谟的著作起初并不成功，他写得太复杂了，于是他着手在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的概论中将自己的思想予以通俗的解释。此外，他又转向了社会哲学，政治的和经济的著作使他取得了最初的成功，而多卷本的《英国史》又使他在欧洲获得了声望。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休谟是以托利党支持者的姿态说话的，该党是土地所有者（保守的资产阶级归附于它）的政党。作为一个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具有“贵族灵魂”的人，休谟不喜欢“辉格党人式的愚昧无知”，鄙视小店主的粗鲁和清教徒式的呆板，而伦敦那些腰缠万贯的富翁则被他叫做“来自泰晤士岸边的野人”。
休谟在巴黎呆了多年，当英国大使馆的秘书。他在巴黎社交界赢得了很大声望，成了法国许多启蒙学者的朋友，特别是达兰贝尔和杜尔哥。后来休谟在伦敦还从事过外交方面的工作。他的晚年是在爱丁堡度过的，那里有他的许多朋友——学者和文学家。
休谟的经济著作包含不少有趣的思想和观察。例如，他显然最早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用现代经济学的话来说，即在价格由于流通中货币量增加而上涨的过程中，存在着“滞后”现象；他还特别指出，在所有商品的价格中，“劳动价格”即工资的提高是最后的。对这些重要的规律性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在纸币通货膨胀条件下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过程。
休谟在当时最充分地发挥了这一思想：金银通过自然的方式分布于各国之间，而各国的贸易差额最终会自发地趋于均衡。自发均衡的思想是整个古典派的特点，但它在休谟那里得到了有力的表述。休谟正是以此为基础来批判重商主义及其人为地吸引和保持贵金属的政策的。贸易（更准确地说是支付）自然均衡的思想后来由李嘉图所发展，在谈到李嘉图时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
然而，在休谟那里正确的观察是同对货币的错误理解相联系的，这种理解与劳动价值论是相抵触的。休谟同法国人一样，通常没有一个价值论，这也许是他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哲学的反映。
在政治经济学上，休谟首先是作为货币数量论的创始人之一闻名的。休谟和持类似观点的其他一些人，从所谓价格革命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在16～18世纪期间，金银从美洲大量流入欧洲，商品价格水平随之逐渐上涨，按休谟的估计，价格平均上涨了三至四倍。他由此得出了一个有名的结沦：大量的货币（贵金属）使价格相对地上涨了。
表面现象迷惑了他。要知道，这全部过程必须按另外一种方式才能理解。富矿的发现减少了采掘贵金属的劳动，从而减少了贵金属的价值。既然货币价值相对于商品来说下降了，那么商品价格也就提高了。
休谟认为流通中的足值金属币无论多少都行，而货币的“价值”（简单地说是商品价格）则是在流通过程中当商品遇到货币时形成的。
其实，货币（金属币）和商品都是带着已被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所决定的价值进入流通的。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流通中所能容纳的只是一定的货币量；如果过多，便会流向国外或储藏起来。
纸币则是另一回事了。它们不可能退出流通领域，单位纸币的购买力取决于纸币数量（以及其他因素）。如果纸币发行量比流通中所必需的足值金属币数量多，则纸币便会贬值，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休谟在考察金银时实际上描述的是纸币流通现象。
休谟的功绩在于他引起了人们对下述问题的注意，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中是很重要的：什么决定流通必需的货币量？
货币量如何影响价格？在货币贬值情况下，价格形成的特点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