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时代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梦想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并相信它会在地球上出现。这些人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现实采取批判态度，往往还同这种现实作过斗争，成了英雄和殉难者。在反对当时社会的斗争中，他们对其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出于改造社会的设想，这些人又描绘和论证了更合乎正义与和谐的制度。他们的思想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并对这门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15～18世纪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发挥，这些著作的科学与文学成就是各不相同的，其命运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前提，19世纪上半叶才是它们的经典时期。
资产阶级关系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引起了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和深入的批判。同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富人和穷人、专横的力量和无权者之间的冲突还是更一般的形式，因此也还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现的条件。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来源之一，它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中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从伯爵到乞丐昂利·圣西门1760年生于巴黎，在法国北方祖传的城堡中长大。他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热爱自由和坚毅的性格在这位年轻贵族身上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13岁时拒绝首次进圣餐，宣称他不相信宗教的神秘，也不愿披上伪善的外衣。他的另一个特点——坚信自己负有崇高的社会使命——也使亲属们感到吃惊。据说，圣西门15岁起就吩咐仆人每天清晨用这样的话唤醒他：“起来吧！
伯爵，还有伟大的事业要由你去做！”
伟大的事业远未到来之前，圣西门暂时还不能不按照贵族惯例入伍服役，过了三年枯燥无味的戎马生活。脱离这种生活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799年圣西门20岁时以法国志愿兵的名义，作为帮助殖民地起义的法国考察团的成员被派赴美国。
圣西门作为一名英雄回到法国，很快就获得了上校军衔。锦绣前程展现在这位年轻的伯爵面前，但是军队里无所事事的生活不久就使他感到厌烦。在游历荷兰和西班牙期间他俨然成了另一名新人，一名探求新奇事物和幻想的人。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迥非寻常的才智和能力，也还没有找到真正的使命，只有幻想的事业才是他的出路。他在荷兰参加了为远征英属印度而进行的海军军事考察，他在西班牙提出了一个连接马德里和大海的大运河计划。
由于受到百科全书派和美国革命的影响，圣西门热情地欢迎1789年的革命。他在大约两年中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活动，然而只是在“地方的范围内”：他住在靠近祖传庄园的小城市。他对放弃庄园不感到懊悔，他还正式声明放弃伯爵称号，并且改名为公民包诺姆（庄稼汉）。
1791年公民包诺姆的生活发生了急剧转变，初看上去又是一次奇怪的转变。他去巴黎投身于土地投机的生涯。土地投机事业在这个时期发展到很大规模，这同拍卖国家没收的贵族和君主的财产有关。他挑选了在西班牙认识的德国外交官列德尔伯爵做他的伙伴，投机事业的成功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期望。1794年圣西门已经很富有了，但是这时候雅各宾革命的法网落到了他头上。反革命的热月政变使他面临杀头的危险。圣西门被监禁了大约一年后获得自由，重被允许搞投机事业。1796年圣西门和列德尔的财产合计约有400万法郎。
但是，投机事业的前程在此却突然中断了。列德尔在恐怖时期曾明智地躲到国外，而这时回到巴黎，声称他有权拥有他们的全部财产，因为事业是在他的名义下进行的。经过长时间的争议，圣西门最后不得不满足于由列德尔付给他的15万法郎赔偿费了事。
醉心于自然科学伟大成就的圣西门，又以他惯常的热情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他把剩下的财产用于维持家用，还宴请巴黎的大学者。几年间他遍游了欧洲。大约1805年他终于宣布他的钱已所剩无几，落到了贫困的边缘。
圣西门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中就包含着很新奇的思想，这部作品
是《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其中有改造社会的乌托邦计划，尽管只是在萌芽和模糊不清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但在这个篇幅不大的作品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圣西门把法国革命看做是法国三大主要阶级之间的斗争，即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斗争。恩格斯说：“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第二，他很有远见地简述了科学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
圣西门在谈到学者时写道：“考察一下人类理性的发展史就可以看到，人类理性的几乎全部杰作都应当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而且常受迫害的人。而当他们成了院士之后，便都差不多安于院士的席位了，饱食终日；即使仍在写作，也只是战战兢兢，发表一些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的真理而已。”另一方面，他又谈到通往真正科学之路上的障碍：“他们往往一开始就偏离自己最重要的观点，因为他们不得不为维持生活而奔波。他们是多么缺乏经验，缺乏为发展自己的观点所必需的阅历。有多少机会使他们失去了他们能够全面发展工作所需的合作者。有多少宝贵的思想由于得不到支持、鼓舞和报酬的滋养而流产了。”圣西门号召学者们起来反对保守势力，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站在领导地位上。他呼吁：“数学家们！因为你们站在最前列，所以请带头行动起来吧！”
这些话足以说明圣西门的文风了：热情、动人，有时慷慨激昂。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人类命运的担忧。
导师
圣西门最后二十年的生活充满着贫穷、斗争和紧张的创作。由于没有了财产，他什么工作都愿意做，有一段时间在当铺中当誊写员。1808年他的第二部著作问世：《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
1810～1812年间，圣西门的生活贫困到了极点。他写道，我把一切东西都卖掉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饮食只有一点面包和水，工作时屋里没有生火。然而，处境越困难，他工作越顽强。
正是在这些年中他最终阐述了对社会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成熟的著作。
圣西门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小册子曾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在这本小册子中，圣西门第一次提出了他喜欢的一个命题：“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我们的后头，而在我们的前头。”他后来的活动都用在论证这一点上了。
圣西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好转，在他周围出现了一批学生和信徒。另一方面，他把关于和平改造社会的说教转向说服“头面人物”——银行家、工业家、商人，企图引起他们的注意。圣西门能够出版自己的著作了，他的声誉日隆。富裕的追随者们接济着他的生活，使他得以全力投入紧张的写作。
但是，在生活与著作中，圣西门仍然是个造反者、理想主义者，是个热情奔放和狂热的人。结果，曾经资助他出版了一些著作的银行家和富翁公开地同他划清界限，并且说圣西门欺骗了他们，辜负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此后不久，圣西门被控告犯了侮辱皇家成员的罪，因为他在《怪事》一文中声称，如果万一皇家成员被人用神秘的方法不露形迹地干掉了，或者整个贵族、高官、神甫等人都被干掉了，那法国也没有什么损失；而如果埋没了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工匠和手工业者，则法国遭到的损失可就大了。幸好，法庭（有陪审）宣告圣西门无罪，法官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滑稽可笑的说法。
如果说这是圣西门生活中的一个悲剧性插曲的话，那么他在1823年3月企图自杀，就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了。他在留给朋友的遗书中谈到人们对他的思想无甚兴趣进而使他对生活深感失望。
可是，在枪伤（打瞎了右眼）治愈之后圣西门又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工作，并于1823～1824年间出版了他最完整的、加工最精细的著作《论实业制度》。1824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的写作中，企图为未来的“实业社会”提供一种新宗教。圣西门于1825年5月即《新基督教》问世后不久去世。
圣西门主义圣西门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14～1815年间。圣西门这一时期的著作包含着对科学和学者的崇拜，以及十分抽象的人道主义。圣西门的社会经济思想还只是一点萌芽。
圣西门最后十年是第二个阶段。他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系列成熟的著作。他坚决拒绝承认资本主义是自然和永恒的制度，作出了它必然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论断。在这个新社会制度下，人们之间的合作将取代对抗与竞争，这种取代将经由“实业制度”
和平发展的道路来实现。在“实业制度”中，尽管还保留着私人所有制，但封建的和寄生的资产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力将被取消。圣西门越来越倾向于捍卫最大多数人和最受压迫阶级的利益。
圣西门认为，他所在的社会有两大基本阶级：游手好闲的私有者和勤劳的实业家。在这个观念中包含着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阶级对立的奇特的混合。他认为第一个阶级包括不参与经济过程的大土地所有者和食利者，在革命和帝国时期出现的军事和司法官僚也属于这个阶级，其余的人都是实业家，他们（包括家属在内）约占法国当时人口的96％。圣西门说，从事着各种对社会有益活动的这些实业家包括：农民和雇佣工人、手工业者和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学者和艺术家。圣西门认为私有者的收人是寄生性的，而实业家的收入则是劳动的果实。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表述，可以说，圣西门所说的第一个阶级的收入包括地租和借贷利息，第二个阶级的收入则包括企业红利（成全部利润）和工资。由此可见，圣西门还没有认清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或者，无论如何，不认为这种对立是主要的。这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初法国社会各阶级尚未发展，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企图使自己的全部理论服务于一个目的：把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联合起来，对社会实行和平的逐步改造。圣西门并不反对私有制，而只是反对滥用私有制。他也不预期要在未来社会消灭私有制，而认为能够对私有制实行一定的社会监督。
从圣西门去世到1831年，他的学生们的著述、宣传和实践活动构成了圣西门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它的最盛时期。
圣西门主义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因为它事实上要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按劳动和能力进行分配，建立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和计划。这些思想在1828～1829年间公开出版的讲义中得到了最充分最系统的阐释，这些讲义是由圣西门的学生巴扎尔、安凡丹和罗德里格在巴黎宣讲过的而后来以《圣西门学说释义》书名出版的。
学生们对圣西门关于阶级和私有制的观点赋予了更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不再把实业家看做是统一的一致的社会阶级，而是说工人遭到了所有者的剥削，一切重担都落在了工人身上。他们说工人“在物质上、精神上和道德上都受到了剥削，就像过去的奴隶一样”。企业资本家在这里也“享受到了剥削的特权”。
圣西门主义者把剥削同私有财产制度联系起来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各种缺陷中，他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危机和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原因。诚然，这一深刻思想还未被某种对危机机制的分析所证实，但已构成了他们最重要要求的一个理由，这个要求就是通过取消《遗产继承法》来严格限制私有财产。他们认为唯一的继承者应当是国家，国家再把它作为生产基金，按照信用委托书租借给企业家。这样企业领导者就变成了全社会的委托人，私有财产也就逐渐转到了社会手中。
圣西门主义者的新思想还在于，他们试图在旧社会内部发现未来社会制度的物质基础。按照他们的想法，社会主义的产生应当是生产力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他们还在资本主义信用和银行系统中看到了未来有计划组织生产的萌芽。虽然这些深刻思想后来变成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性质的“信用幻想”，但是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社会主义应当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大银行机构进行社会核算和对生产的监督与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这是天才的猜测。
在圣西门及其信徒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他们对政治经济学主要范畴的专门解释。他们没有分析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没有分析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规律性。有时他们满足于采纳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概念，但是主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是沿着原则上不同的方向，为着不同的任务而发展的。他们在经济科学上的功绩在于，反对了资产阶级古典派和萨伊学派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自然性这个基本教条，这样，关于这个制度的经济规律性问题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新的任务摆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面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的矛盾是什么？它为什么而且应当让位于社会主义？圣西门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他的大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