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货栈就是信息站
范蠡作为我国商人的“鼻祖”，在商业经营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总结他成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十分重视发挥情报在商业经营中的作用。他认为，商战也是打仗，打仗要侦察敌情，既然经商如同用兵，那么，了解各地的情况就成为首先要做好的事情。因此，他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来搜集情报。不仅在各地设置了很多的分支机构，而且还亲自出去调查，获得了很多的情报和信息。
他经常教导儿子们：“商战，与用兵略同，遇上对手时，要知彼知己；平时要下更多的工夫，要了解双方所有的人和事”。就是在经商大本营的选择上，他也很注意信息的通畅，经过比较选择，他认定了定陶是一个好地方，定陶位于天下中心，是与各诸侯国八达之地：定陶的东北面是湘水和济水河，与齐国相邻；西面是卫、晋两国以及周都洛邑，西南是宋、蔡两国；东南是吴越之地，信息的流通十分方便。
由于他很注意对信息的利用，因此，他也是根据信息的变化来灵活的调整经营项目，或山货、海货、食盐、生活用品、军需物资，随时而变，由于他信息流畅，抓住了买卖的好时机，主动经营，因此能富甲天下。
他曾经自己亲自去考察，了解信息。他先去宋国，再到楚国的北方，紧邻周王朝的郑国，周天子的帝都洛邑，黄河之北的晋国，其中还包括邹国、卫国等小国家，一路上，他搜集了很多经商方面的信息，了解了邹国的货源大部分来自鲁、宋等国；离开邹国，范蠡继续南行，在黄池做完商业考察后，直奔东周帝都洛邑。在洛邑作了市场调查后，范蠡就去拜访周天子，观赏了居天下四宝第一的砥厄。随后，范蠡离开洛邑在孟津乘船北渡黄河，一路考察，到了汾水之滨的晋国国都晋阳。考察了市场后，范蠡又去拜访晋国国君。在这次的旅行考察中，他还寻找机会，做成了结绿、玄黎（宋国、梁国散失多年的国宝）这笔一个人一生中都难得有机会碰上的生意。
此外，范蠡派人到附近的蓬莱及齐鲁以东各地考察年景和商业贸易情况。他自己还亲往齐国详勘商道，每到一处，他都要了解那里的社会现状、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物价产地及供需量。西施也亲自到临淄销售丝织品，了解丝织精品的市场行情。回到海滨后，他们根据在各地掌握的市场信息，把自家生产的各种皮货、熊掌、熊胆、鹿茸，海鲜、珍珠、绢、纱、绸、缎、食盐等用车运出去销售。为了不放空，白花运费，返回时再捎运海滨所需要的工具、金属等物品。由于他们的山珍海货、丝织品质量好，价格便宜所到之处往往供不应求，很快被抢购一空。
在鲁国泅水之滨的曲庐，范合派定几个家人留守那里，作为在鲁国经商的一个货栈。以后他又相继建立了商丘、克州、单国、曹国货栈。他以货栈为联系纽带，把朱公家与各诸侯国工商业户联系起来，这就铺通了商道，结成了稳固的进货。其中，曲庐、商丘两处货栈最大，分别向鲁、宋两国国都供应着大量货物。曲庐货栈是对齐、鲁等国经商的货物总栈；商丘货栈，不仅商丘百姓从这里可以买到天下各国的货物，北方各国的商贾则可以从这里投运南方的货物。后来生意又从齐、鲁、宋一带，扩大到晋、燕、越一带。
又过了不久，范蠡认为中原各国已安宁几年，估计一二年后，一些国家就难免有内外战事，军需物资很快就会出现很旺盛的需求。因此应多贩运储存一些钢、锡、犀革、箭竹、筋角、象齿等货物。当这些东西贩回来的时候，各国的关系就已经开始恶化，他趁楚、宋等国竞相备战之机，大做军需生意，南方的铜、锡、犀革、矢羽等十分好销，一次即可获利3000金。几年下来，仅陶邑积累的家产就有数万金之多，再加上各处货物、房舍、车马、奴仆，家资有十多万。此后他又改做粮盐生意。因为各诸侯国的又一轮战争已经开始，秦晋之间有战争，齐楚之间有战争，楚越之间小战也不断，此时已经不是备战时期了。混战期问，各种生意都难做。数月之后，齐楚战争结束，各国安宁下来，朱公把各地被战争破坏的货栈恢复起来，改建仓禀，经营粮盐，把所有能调度起来的粮食、食盐都投人市场，并派两路人马分别在晋、楚、宋大量采购日用货物；到海滨大量采购粮食、海盐，以满足战后市场之需求。就这样，朱公来到陶邑后，又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闻名天下的善于经商理财的大富翁。
事实证明，范蠡通过调查确实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商业信息。如在胶东各国的调查中，获得了从海滨贩盐的信息，农业大丰收、粮价大跌的信息，在临淄的调查中，获得盐价比胶东各国高四倍多的信息。通过调查发现日照镇是一个东西便宜、物产丰富、商贾云集、钱币很多、值得投入金银的地方，还发现了海滨是一个置业的好地方，临淄、商丘、曲阜、陶邑是经商的好去处等。有了市场信息，才能在营销中及时调整商品，获取利润。
【感悟中华商魂】
商场如战场，商业经营如同领兵作战，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赢得胜利与如何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道理相通。在战争中，情报搜集工作对战争的胜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样，在商业经营中，能否应对商场变化做出正确决策，信息搜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指出，军事、政治、经济、地理、作战性质、国际援助和主观指导能力七个因素的对比较量决定战争胜败。在商业竞中，也是多种因素制约竞争成败，仅仅了解自己和竞争对手的信息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要了解的是经济信，如商品供求状况、经济景气状况等。范蠡正是抓住了商品随时而变的特点，掌握买卖时机而获利。第二，要了解社会文化背景，如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范蠡在考察时会注意各地风土人情。第三，要了解地理环境，如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经商大本营的选择就是范蠡在考察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决定的。第四，要了解军事和政治环境。范蠡通过对军事形势的正确判断，大做军需生意。
战场上“谁与争锋”，商场上“我主沉浮”。范蠡重视信息搜集成为古代商贾的成功案例对古今中外商业经营都有借鉴作用，做好信息搜集工作是商业经营的基本法则。
徐润：信息致富
徐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他在宝顺洋行工作期间，重视情报的搜集，综合各方面的信息，为洋行获取了丰厚的收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宝顺洋行以买办为先导，很快就在烟台、天津、牛庄、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地设立了分行，徐润通过班轮传递书信，与各分行买办保持定期的联系，将分行买办在各口岸搜集的有关本行业的经济情报以及市面新闻、时局变动、年成好坏等消息汇总后向大班一禀报，同时将大班的指令传达至各分行。北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口岸的开放，使位处中国中部和长江人海口的上海跃居更加显要的进出口贸易中心的地位，上海各大洋行及其买办的地位也随之上升，成为统领各口岸分行的总行和总买办。徐润实际上已成为宝顺洋行的总买办，担负起了更加重要的职责，他的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上海及周围地区，而是经常受大班指派远赴各口岸开拓局面，这为他获取经济情报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宝顺洋行进出口贸易和轮运业并重，生意日益兴隆。进口货物中除西洋货以外，还有从南洋等地运来的檀香、苏木、沙藤树皮、胡椒等，销往各地；出口货物除生丝、红绿茶外，还有棉花等。宝顺洋行还将贸易活动扩展到了日本的长崎、横滨、神户、相馆等埠，运去西洋花布、中国色布以及南洋的檀香、苏木、胡椒等，运回海带、洋菜、鱿鱼、虾干等日本货，在上海销售，大获其利。所以徐润上任后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广泛搜求日本的经济情报，为洋行提供商业信息，以进一步扩大对日贸易。徐润利用来往于中日之间的每班轮船与日本商界通信联系，了解市场信息和各类货物的交易行情，这一使命对他经营自己的商业也非常有利。
由于他熟悉日本的商业、金融等各方面状况，故能针对中国市场的缺失，适当引进日本货品。如当时江浙一带所流通的货币不少是私人所铸“烂板”铜钱，质量十分低劣。徐润知日本所出的宽永铜钱，系紫铜所铸，字样清晰，质量远超江浙一带的私铸铜钱，便力主从横滨贩运宽永铜钱来上海，前后共贩进63.5万余文，然后向各地推销。起初人们少见多怪，不愿使用，半年之后，人们越来越感到此钱比国内私铸铜钱要好，遂广为应用。此时私铸铜钱每千文值银五钱，宽永铜钱却每千文值银七钱3.4分，如此核算下来，徐润从中赢利数万两。
为了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宝顺洋行还在日本长崎等埠设立了代理机构，来获取经济情报。这个时期，宝顺洋行上海总行和北方、南方、长江各口岸分行以及在日本的代理行，每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数千万两，在各洋行中首屈一指，可谓盛极一时。作为宝顺洋行的总买办，徐润从其经手的一笔笔进出口生意，按上海洋商总会所规定的3％的比率提取佣金，积累起相当可观的财富。
【感悟中华商魂】
不管是“情报经济”抑或“信息经济”的出现都反映了“情报”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情报学”的“经济化”现象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虽然信息经济学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但是早在古代我国已有利用经济情报的实践。
如何利用经济情报获取有用价值是现代企业需要掌握的一门管理艺术，社会的不断发展赋予了情报更丰富的内涵，企业越来越需要专业化和现代化的信息搜集处理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构建信息管理平台，设立“信息高速公路”，设置“中央情报局”等方式来搜集情报，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海尔、联想、中国电信等国内大企业都建立了完善的情报机制。
徐润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充分利用已有的各地分行渠道搜集行业情报，并建立了有效的信息搜集与反馈机制，通过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科学地分析，从而获取有用价值，为扩大对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商战就是信息战，只有获取足够的情报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把握更大的商机或避免巨大的损失，才能不被淘汰出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在商业领域仍然适用。
张荣发：情报中心在纽约
张荣发，台湾长荣集团的董事长，带领长荣集团从一家小的运输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大船舶运输公司，在总结其成功经验的时候，他认为，“无论经营什么行业，知己知彼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所谓“知己”，就是不仅要对自己企业的实力进行真实的评估而且要针对自己企业的不足，不断地加以改进，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所谓“知彼”，就是对市场要做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准确预测航运发展的趋势，为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
如何知已？张荣发说：“做老板要多看、多学才能有把握。”“做老板不是光叫人家去看，而是自己要去看，才能告诉底下的人怎样做，才会有点子，这样的老板才做得起。”张荣发自从创业之日起，就非常注意信息与情报的收集和分析，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立了航运界一流的情报部。
长荣公司的总部设在台北市，而他的情报部却设在万里之遥的纽约，张荣发对此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认为，纽约是美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之一，是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中心。除了美国的航运公司外，各国的航运公司都在这里建有分公司、办事处，航运界人士汇集，同时纽约地处两个时差区交界处，必然对航运情况反映敏捷迅速，消息灵通，是搜集航运信息和情报的理想场所，基于这些考虑，张荣发决定将公司的情报部设在纽约。
设在纽约的情报部，平时除了从数以千百计的各国报纸杂志、航运界人士报告中搜集消息以外，还要搜集国际经济、同行状态、航线变更、运费措施、有关法律以至政治动向等多方面的情报，正是根据这些情报，张荣发和他的公司对世界航运业的瞬息变化都能了如指掌。
情报部投人的人力不多，但很“精悍”：一般的执事人员都是学士以上的专业人员，而且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情报的搜集、甄别和分析等每道工序管理十分严密，一份情报经过每道工序，必须要有执事人员的签名，这样层层把关，最后到张荣发手中的，是一张既准确无误、又简单明了的情报。
1972年，长荣公司的情报系统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一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即将来临，张荣发接到这个情报就当机立断，把公司所有的船改为柴油机船，投入到新开辟的中东至加勒比海的中南美航线运行，不仅提高了燃料效能，又节约了30％的燃料费用。结果，在随后的全球石油大危机中，成功的避免了油价飞速上涨带来的巨大损失，并凭借着这种比较竞争优势，夺取了其他船公司的很多生意，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还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效益，这些都是长荣公司注重收集情报带来的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