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学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属性的基本物质生成的，这五种基本物质的运动变化，构成了整个物质世界，因此，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一样，也是我国古代用以认识世界、解释宇宙事物发生变化的一种哲理。它与阴阳学说结合，渗透到医学领域中后，则主要阐述了人体脏腑的功能活动，以及与自然界有关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法则。这促进了人体内外环境相互统一的整体观念的形成，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通过对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抽象概括，逐渐形成了五行的理论概念，所以五行的特性，虽然来自木火土金水，但实际上已超越了这些具体物质的本身，具有更广泛的涵义。
《内经》运用五行学说，将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事物和现象，包括人体在内的各种脏腑组织、器官，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按其不同的性能、作用等来推演和归属事物的五行属性。并用以解释和说明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以及人体在生命运动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如在《素问》中的《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五常政大论》、《气交变大论》和《五运行大论》等篇中，均有关于五行归属的论述。五行与五脏（肝、心、脾、肺、肾）、五体（筋、脉、皮、肉、骨）、五窍（目、舌、口、鼻、耳）、五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五华（爪、面、唇、毛、发）、五声（呼、笑、歌、哭、呻）、五变（握、厥、哕、咳、栗）、五神（魂、神、意、魄、志）、五志（怒、喜、思、忧、恐）等人体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相配。五行与自然界中的方向、季节、气候及某些生物的特性等相配，则有五方（东、南、中、西、北）、五时（春、夏、长夏、秋、冬）、五气（风、热、湿、燥、寒）、五化（生、长、化、收、藏）、五色（苍、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臭（臊、焦、香、腥、腐）、五音（角、徵、宫、商、羽）、五性（喧、暑、静、凉、凛）、五德（敷和、彰显、溽蒸、清洁、凄沧）、五政（疏散、明曜、安静、劲切、凝霜）、五令（宣发、郁蒸、云雨、雾露、霜雹）、五变（振发、炎烁、骤注、肃杀、凛冽）、五灾（散落、燔焫、霖溃、苍落、冰雪）等。此外，五行还与五虫（毛、羽、倮、介、鳞）、五果（李、杏、枣、桃、栗）、五实（核、络、肉、壳、濡）、五畜（鸡、〔犬〕、羊、〔马〕、牛、马、〔鸡〕、彘）、五谷（麦〔麻〕、黍〔麦〕稷、稻、豆）、五数（八、七、五、六、九）等相配。可见《内经》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及人体广泛按五行进行了归类。见下页表。
《尚书·洪范》篇曾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内经》则在此基础上把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把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火；把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把具有清洁、肃降、收敛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金；而把具有寒凉、滋润、向下运行的事物均归属于水。事物经过这种属性归类，便形成了《内经》五脏理论的核心。也即把人体的各种组织和功能，归结为以五脏为中心的五个系统，以此来阐明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性及其与外环境之间的统一性。
五行学说对事物属性的归类，并非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以五行之间的相生和相克来探索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还以五行之间的相乘和相侮来探索和阐述事物之间协调平衡被破坏后的相互影响。这即是五行生克乘侮的主要意义。
相生就是相互促进、相互资生的意思，五行学说认为自然界中各种事物在其运动、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和联系着的。《素问·六微旨大论》明确指出：“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
行一步，君火治之。”这就说明了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以它来解释四时寒暑变化，《素问·脉要精微论》则说：“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忿，指秋气清肃；怒，为冬气凛冽。春暖为夏暑之渐，夏暑为春暖之盛，故春木之暖资生夏火之暑。秋忿为怒冬之渐，冬怒为秋忿之盛。故秋金之忿资生冬水之怒，这就是木生火，金生水的含义。
相克即是相互抑制、相互制约的意思，也是事物在其运动、发展、变化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另一种表现。《素问·六微旨大论》说：“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这里“承”即“克”，五行相克的次序则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素问·宝命全形论》中也形象描述了五行之间相互制约以保持平衡的关系。说：“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由此可见，五行的相生相克如环无端，维持着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所以《素问·六节藏象论》则归纳为“五运之始，如环无端。”
相生相克示意图：
由于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和相克的关系，故五行中的任何“一行”都存在着“生我”、“我生”和“克我”、“我克”四个方面的关系。
“生我”和“我生”，也可比喻为“母”和“子”的关系。“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所以五行中的相生关系又可称作“母子”关系。如以火为例：由于木生火，故“生我”者为木，由于火生土，故“我生”者为土。这样木为火之“母”，土为火之“子”，也即木和火是“母子”，而火和土又是“母子”。
“克我”和“我克”，又可称作“所不胜”和“所胜”。“克我”者即是“所不胜”，“我克”者是“所胜”。再以火为例，由于火克金，故火的“我克”者为金，也即“所胜”者为金；由于水克火，故火的“克我”者为水，也即“所不胜”者为水。
五行学说认为，相生相克是事物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也就不能维持正常协调下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必须是生中有克，克中有生。如火的“克我”为水，木的“我生”为火，而火又能制金。木的“克我”为金，木的“我克”为土，而土又能生金。《内经》就是以五行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强调了任何一个事物都受到整体的调节，而维持着相对的平衡，所以《素问·至真要大论》就说：“五行之政，犹权衡也。”
《内经》指出，事物的相生相克是相反相成的，如果二者中任何一方失常，都会导致生克动态平衡的破坏，而出现不正常的相克现象，这就是五行的相乘、相侮。
相乘，就是以强凌弱的意思。五行中的相乘，是指五行中某“一行”对被克的“一行”克制太过，从而引起一系列异常的相克反应。主要有两种情况，当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过于强盛，对被克制的“一行”克制太过，造成被克“一行”的虚弱，由此引起了五行之间生克制化的异常。如木过于强盛，则克土太过，造成土的不足，即称为“木乘土”。而当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虚弱时，对它“克我”“一行”的相克就显得相对增强，使其本身更加虚弱。如木并不过于强盛，但由于土本身的不足因而形成了木克土的力量相对增强，使土更加不足，即称为“土虚木乘”。
相侮，是指五行中的某“一行”过于强盛，因而对原来“克我”的“一行”进行反侮，故反侮也叫做反克。如木本受金所克，但在木特别强盛时，不仅不受金的克制，反而对金进行反侮，所以称为“木侮金”。此外，也可由于金本身的十分虚弱，不但不能对木进行克制，反受木的反侮，就叫做“金虚木侮”。
相乘相侮示意图：
显然，相乘相侮都是五行中某一行的太过或不及，致使制约超过了正常限度，使事物之间失去正常协调关系的反常现象。《素问·六节藏象论》中的“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胜受病，所不胜薄之也。”以及《素问·五运行大论》“气有馀，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的论述，就是对五行生克乘侮及其相互关系的很好说明。
五行学说的具体应用
五行学说把人体的五脏、五（六）腑、五体、五官、五华等脏腑组织分别归属于五行，并以五行的特性来阐述五脏等的生理功能。如木性可曲可直，有生发的特性；故肝气喜条达，有疏泄的功能。火性温热，有炎上的特性；因此心阳有温煦的功能。土性敦厚，有生化万物的特性；故脾有运化水谷，输送精微，营养五脏六腑和四肢百骸之功，为气血生化之源。金性清肃、收敛，则肺具清肃之性，肺气有肃降的功能。水性润下，有寒润、下行、闭藏的特性，所以肾有藏精，主水液等功能。
五行学说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说明五脏的功能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木生火就是肝生心，如肝藏血以济心；火生土就是心生脾，如心阳以温脾；土生金就是脾生肺，如脾化生水谷精微上输以充肺；金生水则是肺生肾，如肺气肃降下行以助肾水；水生木即肾生肝，如肾藏精以滋养肝血等。这种五脏相互滋生的联系，就是五行相生理论的具体应用。
正常的功能活动除了五脏之间要有相生的联系，还必须要有相克的联系。故《素问·五脏生成》篇说：“心……其主肾也”；“肺……其主心也”；“脾……其主肝也”；“肾……其主脾也”。这里的“主”，就是指制约，也即相克。肾水能制约心火，故肾为心之主。如肾水上交心火，可防止心火上炎。心火能制约肺金，故心为肺之主。如心火的阳热，可抑制肺气清肃太过。肺金能制约肝木，故肺为肝之主。如肺气清肃下降，可制约肝阳上亢。肝木能制约脾土，故肝为脾之主。如肝气条达，可疏泄脾气的壅滞。脾土能制约肾水，故脾为肾之主。如脾的运化可防止肾水泛滥。可见这就是五行相克理论对五脏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阐述。
五行学说把人与外界环境、四时五气以及饮食五味等的联系，都用五行属性归类法来加以阐明。如《素问·六节藏象论》写道：“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能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生，神乃自生。”《素问·宣明五气》篇也说：“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总之，五行学说应用于生理，就在于说明人体脏腑组织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性。
《素问·六微旨大论》说：“亢则害……害则败乱，生化大病。”所谓亢害，则是无所制约的妄动。它包括相乘相侮两个方面，指出了病理情况下脏腑间的互相影响和疾病的传变规律。
相乘是相克太过为病，如以木和土的相克关系而言，由于木的力量过强，而使被克的土受到过分的克伐，就称为“木乘土”；如土本身虚弱而不能任受木的克伐，以致出现克伐太过的病理现象，则称为“土虚木乘”。这二类相克太过的原因虽然不同，但其结果均可导致一方太过和一方不及。其他还有“金乘木”、“土乘水”、“水乘火”、“火乘金”等。
相侮即是相克的反方向所致的病，如以金克木的关系而言，在正常生理情况下，肺金的清肃有制约肝气、肝火上升的作用，故称金克木。但在肺金不足或肝的气火上逆情况下，即可出现“左升太过，右降不及”的肝气、肝火犯肺的反克病理变化。另有“土侮木”、“水侮土”、“火侮水”和“金侮火”等。
运用五行学说的生克乘侮来解释五脏疾病的传变过程，《内经》在多篇中进行了讨论。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中以外感病为例进行了描述。“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弗治，满十日法当死。”显然，这里的肺传肝，即金克木；肝传脾，即木克土；脾传肾，即土克水；肾传心，即水克火。但是，《内经》又强调了在疾病情况下，鉴于病邪的性质、患者的禀赋及各种疾病本身发生发展规律上的差别，指出疾病的五脏传变，也并非完全按照五行的生克乘侮以次相传。为此《素问·玉机真藏论》中又说：“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
由于五行的相生关系还是“母子”关系，故在病理情况下，常有“母病及子”或“子病犯母”的传变。如肾属水，肝属木，木能生水，故肾为母脏，肝为子脏，肾病及肝，即是母病及子。又如肝属木，心属火，木能生火，故木为母病，心为子脏，心病犯肝，即是子病犯母。
生克乘侮的理论也可用来预测疾病的转归。如《素问·藏气法时论》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贵贱即是盛衰，更贵更贱也就是五行各有盛衰，由于其盛衰的不同，故五脏六腑之间，甚、成、败、死、生都能由此而判断了。《素问·玉机真藏论》也说：“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
《灵枢·本脏》篇指出：“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这是因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内脏有病时，功能活动的异常变化便能反映到体表相应的组织器官，出现色泽、声音、形志等诸方面的异常。由于五脏、五色、五音、五味等都归属于五行，所以五行学说也可在诊断上应用，《素问·移精变气论》就载道：“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故知其要，则色脉是矣。”如五脏在面部各有其所属的区域，各区域所表现出的色泽，就是五脏精气的反映，故能判断疾病所在脏腑及其性质。如《素问·举痈论》中就有“五脏六腑，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的论述。《灵枢·五阅五使》篇也说：“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
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论还能够指导辨证立法及临床治疗。治疗时除对本脏病的处理外，根据脏腑之间生克乘侮的关系，对太过者则要泻之，不及者则予以补之。这就是所谓的“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后世在此基础上，更是确立了“补土生金”，“滋水涵木”，“壮水制火”，“扶土抑木”，“补火生土”，“佐金平木”，“金水相生”，“泻南补北”等行之有效的具体治疗方法。此外，五行学说对针灸和心理疗法也起有指导作用。如针灸学上的井、荥、俞、经、合五个穴位，就分属木、火、土、金、水。治疗时可根据不同病情，按照生克乘侮来选穴。在心理疗法方面，《内经》根据悲、恐、怒、喜、志五种情绪与金、水、木、土、火五行相配的特点，提出了用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的情志疗法。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这里“五运”即“五行”，可见《内经》把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阴阳和五行虽是各有特点的两种学说，但都是彼此应证，互为作用。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阴阳和五行学说都存在有局限性，尤其是五行学说的局限性更大，如五行归属中的某些牵强附会，生克乘侮中的机械和硬套等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但这些不足与五行学说对祖国医学发展所起的作用相比，则显然是次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