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她穿着一件很好看的深红色时装，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翻着杂志。在此之前的20分钟，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来回踱步，说服自己依约赴诊而不逃走。
我到候诊室招呼她，和她握手。她的手又湿又冷，证明了方才的焦虑。事实上，虽然有两个她信任的医生大力推荐，但她还是花了两个月时间才鼓足勇气来看我。
凯瑟琳是个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长度的金发，淡褐色的眼睛。那时，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医院的实验室里做化验员，并兼做泳装模特儿赚外快。
我领她进诊疗室，穿过躺椅来到一张靠背皮椅前。我们隔着一张半圆办公桌对坐。凯瑟琳向后靠在椅背上，沉默着，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等着，希望由她来选择话题。但几分钟后，我开始询问她的过去。第一次会面，我即试图理清她是谁、为什么来看我这些问题的头绪。
在回答中，凯瑟琳逐渐向我透露了她的生平。她生长在麻省小镇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哥哥比她大3岁，擅长运动，在家中享有她所没有的自由。妹妹则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
当我们谈到她的症状时，凯瑟琳明显变得焦虑而紧张。她说话很快，身子前倾，把手肘靠在桌上。她一直都为恐惧所扰。她怕水、怕卡到喉咙，怕到连药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飞机、怕黑，更怕死这个念头。近来，她的恐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得到安全感，她常睡在大得够一人躺下的衣橱里，每晚要经过两三个小时的辗转反侧才能入睡。虽是睡了，但睡不熟，总是断断续续，很容易被惊醒。小时候常犯的梦游和做噩梦的症状也复发了，当这些恐惧和症状愈来愈困扰她时，她的情绪也就愈加沮丧。
凯瑟琳陈述这些经过时，我看得出她受的折磨有多深。多年来，我帮助过不少像她这样的病人克服恐惧的威胁，也很有信心能帮凯瑟琳渡过难关。因此，我打算让她从童年谈起，找出问题的根源。通常，这种洞察可以使人减轻焦虑。如果有必要，她的吞咽不那么困难的话，我会给她服一些抗焦虑的药，使她舒服一点。这是教科书上对凯瑟琳此类症状的标准处置。曾经我也从不迟疑地就给病人开安眠药，甚或抗忧郁剂，但现在我尽量少用了，要开也只开短期的。因为没有什么药能对这些症状的病根有所帮助，凯瑟琳和其他类似的病人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知道必定有根治的方法，而不只是把症状压下去。
第一次会面中，我尽量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她的童年推。由于凯瑟琳对童年的事记得的出奇得少，我考虑用催眠来追踪。她记不得童年有任何大的心灵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
当她竭力去回想时，才能忆起一些零碎的片段。5岁时，有人把她从跳板推到游泳池里，使她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她说，即使在那个事件之前，她在水里也从来没有舒服过。11岁时，她母亲突然变得很沮丧，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去看心理医生的结果，是接受了电击治疗，这些治疗使她母亲几乎丧失记忆。这个经验吓坏了凯瑟琳，不过，随着母亲病情的好转，逐渐恢复自我，她的恐惧也消散了。她父亲有长期酗酒的恶习，有时凯瑟琳的哥哥得去酒吧寻回烂醉如泥的父亲。酗酒也使他常对妻子动粗，于是她母亲变得更加阴郁退缩。但是，凯瑟琳只把这些事当做无可奈何的家庭纷争。
外面的世界情况好些。她在高中开始约会，她很容易和朋友打成一片，其中大多数是认识多年的伙伴。不过，她发现自己很难相信别人，尤其是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
她的宗教观念单纯而没有疑义。从小就被灌输传统天主教义理和习俗，她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它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她相信一个恪守教义和礼俗的好天主教徒，死后将得到上天堂的赏赐；否则，将会遭受地狱之苦，掌握权柄的上帝和他的独子会做最后的审判。我后来知道凯瑟琳并不相信轮回——事实上，她很少接触印度教的东西，根本不清楚这个观念。轮回是和她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完全相反的东西。她也从来没读过有关超自然或玄秘世界的小说，因为没兴趣。她安全地活在信仰中。
高中毕业之后，凯瑟琳修完了一个二年制的专业课程，成为实验室化验员。由于有了专长，又受到哥哥搬到佛罗里达州坦帕地（Tampa）的鼓励，于是她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找了一份工作，在1974年春天，21岁时搬到迈阿密。
和大城市比较起来，以往的小镇生活虽容易、单纯些，但凯瑟琳庆幸自己逃离了家庭问题。
她在迈阿密的第一年，便认识了史都华——已婚，是个犹太人，并有两个小孩，但和她以前交往过的任何男孩子都不同。他是个成功的医生，魁梧而带侵略性。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化学作用”，但这段婚外情走得坎坷而崎岖。他的某些特质深深吸引着她，使她无法自拔。凯瑟琳开始做治疗时，她和史都华的关系已到第六年，虽然时有争吵，但感情仍是鲜活的。凯瑟琳对他的谎言和操纵怒不可遏，但仍然离不开他。
来看我前几个月，凯瑟琳动手术切除了声带上的一个良性瘤。手术前她就忧心忡忡，动完手术在病房醒过来时，她更吓坏了。医护人员花了几小时才使她平静下来。出院后，她去找爱德华·普尔大夫，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儿科医生，凯瑟琳工作时认识的。他们一见如故，很快就建立起友谊。凯瑟琳可以对他畅所欲言，包括她的恐惧、和史都华的关系，以及愈来愈失控的焦虑等。他坚持要她来看我，而且不是别的心理医生——就只是我。爱德华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时还强调，虽然别的心理医生也训练有素，但他认为只有我能充分了解凯瑟琳。不过，凯瑟琳并没有打电话来。
8个星期过去了，繁忙的精神科主任职务，使我很快忘了爱德华那个电话。凯瑟琳的症状却愈来愈严重。外科主任法兰克·艾可医生几年前就认识凯瑟琳，偶尔在实验室碰面时他们还会开开玩笑，他注意到了她近来的不快乐和紧张，有几次想跟她谈谈，但都半途打住了。一天下午，法兰克开车到一家小医院去演讲，在路上，他巧遇正开车回家的凯瑟琳。把她招到路边后，法兰克从车窗里大叫：“我要你马上去看魏斯医生，别再拖了！”
凯瑟琳的焦虑和痛苦愈来愈频繁，而且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开始做两个重复的噩梦。其一，她开车经过一座正崩塌的桥，车子掉进水里，她出不来，快要淹死了。第二个梦是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不断被绊倒，可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她终于来看我了。
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我完全不知道桌子对面这个饱受惊吓而困惑的病人，会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并且让我整个人也从此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