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杭州，这是一个被叫做天堂的地方。但是自从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家之后，迄今六十年，大概只回去过四五次。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浙江一直被北洋军阀卢永祥、孙传芳等所控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又出了蒋介石、陈立夫、戴笠，我的旧友宣中华、张秋人相继遇难，我就失去了和故乡的联系。
解放后我在上海和北京工作，但也只回去过两次。1954年我随谭震林同志到浙江视察，住了一个多星期。我曾到杭州艮山门外严家弄去探视过我的故居，但这所房子已在抗日战争时期烧毁，解放后成为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农场。我也曾到市内和湖滨去寻找过青年时期的旧游之地，但除了大街上的石板路变了柏油马路之外，相隔三十余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60年我再次到杭州，那时从市容到工业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连“方裕和”、“孔凤春”之类的百年老店的招牌也已经看不到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又是二十年了，是不是我对故乡失去了怀念之情呢，那也不是。太平洋战争后，我从香港回到柳州，一天晚上有意摆脱了同难的朋友，独自想到江边去摭拾一些过去的回忆。这一夜月黑无星，灯光黄淡，渡浮桥，中途索然思返，忽然听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絮语，那是十足的杭州上城的乡音，于是想起了李白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诗句。当晚我便写了一篇《忆江南》的散文。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文化大革命中被“监护”的时期，我常常梦见我出生的旧屋、，不仅房子结构和陈设，连某一块地板已经朽折，某一处墙壁已经剥落，甚至我幼年在后院的一棵桔子树上捉金龟子的情景也历历如在目前。因此我想尽管离乡日久，故园之情恐怕是终生难以切断的。
浙江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是丝绸之府。汉代以来，中国就以丝绸闻名于世界。而中国的丝绸，主要出产于浙江的杭嘉湖三府。本世纪初，杭州就有了规模不小的“纬成”、“虎林”两家新式丝织厂。后来都锦生从日本回国，又别出蹊径，开办了另一个丝织厂，专织西湖风景和人像的丝织装饰画，是全国惟一的外销产品。从这一点看，浙江的轻纺工业，在本世纪初就有了相当的基础。
浙江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可以全面发展的好地方。农业方面，从粮、棉、油、麻、丝、茶到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各样俱全。在我的童年，在杭州乡下还可以看到两人合抱不住的香樟树。绍兴、萧山一带，十月间可以看到一片片火一般的红叶，这不是枫叶，而是乌桕，而桕子却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但是，1960年，我到绍兴、萧山去的时候，乌桕已经很少，据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被砍伐了的。至于渔业，浙江除了有一个舟山大渔场之外，淡水鱼也十分丰富。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解放初期，华东局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浙江去复查土改成分。后来工作组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其中说：贫农的成分，可能划宽了。因为他们看到贫农家吃的是大米饭，而且还有鱼虾等等。陈毅同志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一个很有风趣的批示：“二杆子！你们用西北边区的眼光去看浙江，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不仅浙江这个鱼米之乡，连我们四川的贫农，也是吃大米饭的。”也许有人会说，浙江的牧业不过是养猪和家禽吧，那么，为什么会有“湖羊”这个闻名全国的品种呢？
过去，有人把“文弱”这个词加在浙江人身上。我认为浙江人文则有之，弱则未必。一姑且不讲远古的越王勾践之类的事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个用鲜血和生命闯开：广辛亥革命途径的，不正是鉴湖女侠秋瑾吗？大家知道，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苗圃和摇篮，那么，我们必然会想起蔡元培先生，假如北大没有这位开明的校长，就不可能有《新青年》杂志和“五四”运动的大批骨干。“五四”运动时期，除北大外，南方有两个最革命的学校，一个是湖南第一师范，另一个是浙江第一师范。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先生是浙江“五四”运动的最热心的支：待者。他和廖仲恺先生齐名，是坚决执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近年来，每年有成千上百的外国朋友要到绍兴去观光，他们要看的不是禹王陵，而是鲁迅的故居。去年秋有几位日本朋友要去富阳参观，他们的目的不是到富春江观鱼，而是为了要去看一下郁华、郁文（达夫）的双烈碑。听说这块碑在“四人帮”时期被砸烂了，因此我只能婉言推拒。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很自豪地说，全国性的两个文化团体的名誉主席，都是浙江人：一位是全国文联的茅盾，他是乌镇人；一位是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胡愈之，他是上虞人。当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可以开出一大批浙江著名人物的名单。我只举两个人的名字，二三十年代国内外著名的大数学家陈建功，是绍兴人。现在为我国国防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是杭州人。
解放以来，浙江在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不必讳言，由于缺乏经验，我们也走过了不少弯路。我们不懂得扬长避短，50年代末期，我们不从事浙江所长的轻纺工业，以至连丝纺工业也落后于江苏、四川，而偏要在煤铁两缺的浙江去大办钢铁。特别是十年浩劫时期，浙江名副其实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1975年冬，我听一位从温州来的朋友讲到当时的情况，真使我不相信浙江这样一个富裕的地方竟会败坏到这种程度。但是，付出了学费，还是会得到报偿的。三中全会以后，浙江起了很大的变化，工业上去了，农业也上去了，出现了认真落实政策、坚定而稳妥地实行八字方针的可喜景象。尽管过去的破坏十分惨重，但是，我们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和勤劳智慧的三千几百万人民，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浙江不仅可以让一批农民先富起来，而且可以成为全体人民都富起来的省分。这是一个远离故乡六十年的乡人的祝愿。
198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