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是羊倌）胡同出来的。70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门好像是座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扬柳。当然，样子全变了。90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小学的崇实（今二十一中），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又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一一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牛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我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1910一1917）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锯盆锯碗的”。
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姑朵）大甜螺丝”，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呼呼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一一有时还挺长。像“硬面一障悖”，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买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
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一一老爷一一太唉太一一有那剩菜一一剩饭一一赏我点儿吃啵。”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一一”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置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就能卖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置几个模子，黄土合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用黍秸糊个屁股帘儿。
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粪堆旁边逮蛐蛐一一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
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养在泥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合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40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80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1993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