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物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即成为“为我之物”。换言之，实践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语）。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人们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这样一种矛盾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二者处于双向运动中；人通过实践在不断改造、创造人类世界的同时，又不断改造、创造着人本身——他的肉体组织、思维结构和社会关系。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应该说，在各种矛盾关系中，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关系“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致使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论与辩证法遥遥相对，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咫尺天涯”。而马克思哲学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实践深入而全面的剖析，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使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吻合”起来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因此也结合起来了。
我注意到，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有其一席之地。但问题在于，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仅仅是作为认识论的范畴而被阐述的；在认识论之外，即使提到实践，也只是一种应酬式的热情。实际上，在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中，实践的权威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体现在认识论之中，而且搏动于自然观、历史观以及辩证法之中：在自然观中，实践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历史观中，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的本质，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二位一体”的基础，实践消除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在辩证法中，实践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分化和统一的基础，而且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实践使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间达到了真正的和解；在认识论中，实践构成了认识的基础，“实践反思法”构成了马克思的认识论的根本特征，并填平了一般认识论与历史认识论之间的所谓的鸿沟。
正因为实践具有本体论或世界观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去理解人类世界，或者说，把“对象、现象、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唯物主义”。实践是马克思哲学之魂。只有把实践作为主旋律导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宏伟的交响乐中，它才能表现为美妙的和谐。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全局性、根本性的定义，它所要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换言之，实践的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感到需要重新审视、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我不能同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三点概括：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在我看来，这种概括只是说明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而没有说明新唯物主义本身的特征，即没有看出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或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引用了《神圣家族》中的一句话，即“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引，因为它把马克思对霍布斯思想的复述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见解，把马克思批判的观点当成马克思赞赏的观点。马克思之所以要复述、批判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是因为这一观点集中体现了旧唯物主义，尤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忽视人”甚至“敌视人”（马克思语），认为“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在我看来，这一误引并不是偶然的疏忽，它实际上表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已经混淆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或者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被误读的马克思。
实际上，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或物质第一性只是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它并未构成马克思唯物主义本身的特征。确认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基础，这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或者说，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实际上，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之初就提出，要建构一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这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物质”，更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马克思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和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遮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语）。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马克思的巨像之前，真正体验到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现代唯物主义”。
当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即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并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本身时，就标志着哲学的转轨，即从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日趋“现实的生活世界”，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用雅斯贝尔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中的那个实在”。即使是后现代主义也并非专司“否定”、“摧毁”，实际上它非常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力主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的对立，并试图从人的创造活动出发给“人”一个新的定位。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承担了在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任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杰姆逊的名言了，即马克思哲学为我们确定了对待“后现代”的“恰当立场”。
从内容而不是从表现形式看，就整体而不就个别派别而言，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运行都是以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主题转换为方向的。海德格尔指出：“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这一观点颇有见地，它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现代哲学的关系。在我看来，不管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派别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马克思的确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者和现代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并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
以上，就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认识。
显然，我的这种认识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不同于“常识”。问题在于，熟知并非真知，而常识既“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同时又“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由此造成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人们最熟悉的往往又是他们最不了解的。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自“工农兵学哲学”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人所共知，已成为一种“常识”。然而，我却认为，马克思的形象在这种“常识”中被扭曲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最大误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常识往往窒息思想的发展，我不能“跟着感觉走”。于是，我重读马克思，并得出了上述不同于“常识”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我的这种认识完全恢复了马克思的“本来面目”，这种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因为我深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合理性，深知我的这种认识受到我本人的知识结构、哲学修养以及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但是，我又不能不指出，我的这种认识的确是我15年来上下求索的结果，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这里，我力图“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派”，它志在改变世界，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重读马克思不能仅仅从书本到书本，从哲学到哲学史，更重要的，是从理论到现实，再从现实到理论。换言之，应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重读马克思。哲学当然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始终停留在“阿门塞斯的阴影”之中。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不能忘记同当代中国的现实进行“对话”。所以，我深切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期望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走上理论的制高点，走进当代中国现实的深处。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
理论联系现实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为了理解和把握现实，必须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而为了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又必须接触并深入现实。同时，在联系现实的过程中，哲学不应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现实的附庸或仅仅成为现实的解释者。“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而是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方式。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深入现实，又要超越现实，预示未来。哲学不仅仅是猫头鹰的黄昏晚飞，更应是高卢雄鸡的晓唱。
在理论联系现实的过程中，我充分体验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深刻感受到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不可超越性。而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在当代不可超越，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抓住了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形成一个思维整体，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是因为马克思哲学关注的问题，以及一些以萌芽或胚胎形式存在的观点契合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使这些以萌芽或胚胎形式包含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问题凸现出来，并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予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使之上升为成熟的观点，并同马克思哲学中原有的成熟观点融为一体。
可以看出，我重读马克思的工作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即理论与历史的结合、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就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就是诗一般的语言，铁一般的逻辑；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就是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我真诚希望，我的哲学研究能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我的确希望，我的哲学研究能为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有希望的新视野。但我也深知，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深知我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的不足。我衷心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与指责，但不想宽容出自恶意的攻击与嘲讽。对于后者，我的答复只能是：
“我要忠实地停留在我自己的世界上，我就是我的地狱和天堂。”（席勒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