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只有通过作用于现存的一整套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之上，并通过它们作用于全部社会实践及其取向之上，作用于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能动性的背景之上，才能获得自我满足。”阿尔都塞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哲学总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现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是客观认知某种规律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而应从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双重批判的视野，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新的实践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与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都应延伸到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这是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语）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首先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即资本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它体现在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资本使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物，它自在自为地运动着，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马克思语）
资本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和自我扩张的自组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雇佣工人只是资本自我增值的工具；资本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创造了“社会因素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马克思语）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由此可见，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它是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
因此，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资本论意义上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语），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并透视出人的自我异化的逻辑，从而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了，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证明，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这表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边界，越过了政治学的领土，而到达了哲学的“首府”——存在论或本体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存在着哲学的维度，而且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阿尔都塞语）。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反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而无论是形而上学批判，还是资本批判，都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存在方式。
当代的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都表明，我们仍处在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在当代，无论是对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分析，还是对个人存在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国际交往方式的分析，我们都必须明白，资本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建制，必须领会资本的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只能是无根的浮萍。
唯物史观的创立：“双桅船”不断前进的历史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双翼的双桅船不断前进的历史。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各自的思想线索作一比较，将会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都把理性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推动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动力是什么？考察应该从这里开始。
众所周知，《莱茵报》期间的政治活动使马克思产生了“苦恼的疑问”。这个苦恼疑问的实质就是，是经济利益还是历史理性决定历史发展？马克思由此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并于1843年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活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推动这一过程前进的动力，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这简洁地表达了马克思寻求新的历史观的真正原因。
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恩格斯在英国通过考察围绕“谷物法”而展开的斗争，看到物质利益是阶级冲突、政党斗争的基础。然而，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把私人利益对国家的支配作用看作是违反“常规”一样，恩格斯此时也认为，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违反“原则”，是一种特殊情况。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也遇到了物质利益与思想原则的矛盾问题。
这就是说，在1842-1843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碰到了同一问题，即物质利益与思想原则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同的出发点；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处于相同的理论水平上，即已看到物质利益对国家或阶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在整体上仍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精神世界。
“巨大的历史感”是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黑格尔在研究法哲学时，既能搜集大量的丰富的历史材料，又能从“理性”出发去整理这些材料，二者融为一体。黑格尔法哲学这一特点，必然促使马克思进行历史研究，考察国家和法的历史变迁，同时，进行哲学批判，即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观中，运用“颠倒法”分析社会结构，认识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基础和动力，明确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运用“颠倒法”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认识到现实的主体不是理性而是人，明确指出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
在马克思进行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之际，恩格斯从事着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认识到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人类的生活、斗争和创造构成历史的真实内容。问题在于，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哲学批判，恩格斯此时的理论出发点都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私有制社会是一种人为的、无理性的社会，为了克服这种现象，过渡到自然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关键就在于唤起人们的自觉，并以人为尺度，“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恩格斯语）。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谓联璧之作，思想不谋而合。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具有相同的理论水平，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发现私有制决定阶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放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理论结构，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尺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和杠杆探究“历史之谜”，深入到了市民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成了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意味着把研究“物”的问题归结到人类活动本身的问题。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人类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
运用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历史，使马克思沿着一条独特的思想路线前进着。这条思想路线既不是布尔所说的那样，是“仍然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构想出来的”，也不是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是彻头彻尾费尔巴哈式的”。当然，马克思此时在理论上是从费尔巴哈出发的，是用“真正的人的类本质”来同现实的人的存在相对立，用“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同现实的劳动相对立。这样，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星空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太阳的单独运行轨道已经被指明，但关于整个天体运行的解释依旧通行着托勒密的理论。
1844年，当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探讨新的历史观的时候，恩格斯则通过对英国状况的实际观察和研究，对新的历史观进行了独立的探索，并得出重要结论：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此时自觉地意识到，英国的发展展示了法国和德国的未来，法国人和德国人将逐渐走向社会史的道路。通过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对比，恩格斯便把工业发展决定历史发展，经济利益决定社会生活的观点普遍化了，看作是一切达到相应发展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现象，从而在探索历史规律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844年，马克思主要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来探索新的历史观，恩格斯则主要通过考察英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探索新的历史观；马克思主要从理论上分析并在宏观上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恩格斯则主要在实际上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具体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二者可谓相映生辉。
之后，在1845年首次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到市民社会的深层结构，发现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在1845~1846年再度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科学地解答了“历史之谜”。
就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跨出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国界，越过了人本唯物主义的领土，到达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首府。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通过独特的、同时在原则上相似的道路，即经过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各自独立地掌握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在经济学领域，恩格斯先行了一步，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承受者；在哲学方面，马克思则有着更高的天赋，在唯物史观的关键问题上，对恩格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探讨，系统而完整，在整体上高出恩格斯一筹，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探讨，具体而生动，在具体观点上比马克思要精确。
我不同意宾克莱的观点，即恩格斯只是提供了具体的资料，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论文作佐证”。但是，我又注意到马克恩和恩格斯的差异。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思想具有较多的实证色彩，而马克思每前进一步都通过哲学批判。这个过程也使马克思得到了更严格的理论锻炼，使他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现实生活有着更透彻的剖析。马克思吸取了恩格斯的成果又超出了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体理论和根本观点上比恩格斯高出一筹。这不是“神话”，而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