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产出思想的主体身上则只看到一个虚假意识的承担者，他是在现实，即生产过程的外部，进行沉思的。否则，在另一个方面，只要思想融入到正在发生的现实之中，它本身作为变革的过程之中的一个要素，马克思也就承认思想的价值；也只有在此时，它才成为（无条件地）历史的生产者。作为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科学，它成为一种独特的强有力的力量，反过来对于生产和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它属于创造历史的主体，属于由意识所产生的历史。
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本的主体绝对不是精神，而是人，是经济的和社会的人。这也不是那个同样抽象的人，像在费尔巴哈那里那样，人是一个单纯的类存在，而且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他通过历史而变化着——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尚未被发现、尚未被解放的存在。
因此，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的过程，于其中一方总是纠正和改变着另一方，主要发生在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中和之上，该基础——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上层建筑是相同的；它发生在利益的社会领域中，而不是在观念的神圣的领域中。马克思解读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就好像尽管黑格尔有一套唯心主义的学说，他已经提出了如此的唯物辩证法：《精神现象学》的“伟大成就”首先是“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接下来，最主要的，“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因此，绝对知识的自我产生已经让位于人通过工作的自我产生；精神的独立的自我发展（人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甚至在黑格尔那里也是一个费力的过程）已经让位于真实的历史。它只以物质的辩证的形式存在，充满着阶级斗争，“人的解放”仅仅存在于终点——它尚未达到。
黑格尔以维吉尔的Anenied中的一句稍作变化了的引文来结束《哲学史讲演录》：“Tantae molis erat，se ipsam cognoscere mentem”；“认识自己的心灵是那样费力的事”。马克思则总是把这个负担解读为不仅仅是理智的，即使他和黑格尔一起都把德尔菲神庙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看作是人类历史的主题。尽管如此，他绝对无意把自我—知识仅仅界定为（和黑格尔左派一起）“自我意识的哲学”。自我知识成为非直观的，成为劳作着的人的自我知识，他在自我知识中既把自己看作商品，他是通过异化而成为商品的，也看作是一个创造价值的主体，他通过革命的行动而超越那强加在他身上的商品的性质。在马克思这里，这是对德尔菲神谕的实践贯彻——通过走向实践而超越异化。正是这异化使得生产的过程以及由它所决定的对人的关系的知识都被尽可能地转化为天命，转化为物化的、不可认识的命运。
因此，辩证法必须学会不成为强加在事物之上的程序。即使是黑格尔本人也无意如此，因为他不赞成任何与内容相脱离的方法论；即使是在比较周围的关于知识的理论中也不是这样。然而，黑格尔却把他的辩证法展开为纯粹唯心主义的，只要它涉及国家和人民，它总是根据一个先验的逻辑的标准来处理。
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绝不是一种他据之以重新操纵历史的方法，而是与历史本身相等同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中已经存在的集体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所导致的危机：所有这些在当代社会中所产生的矛盾都不是后来被方法论地引进物质之中去的，都不是一种能够被轻易地改正的表面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教导的，它们属于关于其本质的辩证法。它是与社会的矛盾，已经发展至极端形式，正在迈向自身的消解——而不是在某种涉及现实的书中的某事，在书中精神可以得到满足，但与此同时，在那个被考察的国家中，一切却还依旧。一切旧的事物都将不再保持原状，相反，由于革命的辩证的知识的生产力，完全有可能达到更新的和更好的事物：这将由于关于物质本身的现实的辩证法而成为可能。它将由于这样一种物质条件而成为可能，在该条件之下，没有任何一块石头将保持原状，在该条件之下，通过认识着和行动着的人，这样的人是物质的最根本的形式，我们将有可能用可移动的石头建构起一座房屋，或一个家园——简而言之，即建构起旧乌托邦主义者们所说的“为人的世界”。
为了使得世界朝向这个方向前进，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和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世界必须是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是的东西——一个物质的过程。所有的范畴和各种各样的领域（法律、艺术和科学）仅仅在现实之中发挥作用，该现实在历史中是被革命化了的。它们是这样一些存在的方式，它们并不构成一个恒常的封闭的系统，而是相反，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领域”（法律、艺术和科学）从来就没有独立的生命或绝对的主权——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
关于自然也是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历史中介（中介的本质）：“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可以被划分为自然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但是这二者却不能被分离开来；只要人存在着，自然的历史与人的历史就存在于相互决定的关系之中。”
在所有这些方面，最主要之点一直是，已经被以脚立地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再是直观的。在普遍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处于主—客关系之中的主体被规定为处于能动的活动中的，真正有生产力的。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到处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反直观的动机既针对着旧的唯物主义，也针对着黑格尔。在他关于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德谟克利特忽略了“能动的原则”。与此完全一致，他因此责备费尔巴哈提出了一种仅仅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一种太过客观主义的唯物主义。在费尔巴哈那里，比在黑格尔那里要严重得多，对现实，仅仅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当然是在黑格尔那里，“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最终，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绝对不是完全没有“主观的”或“加强的”因素，正如反黑格尔主义者基尔凯戈尔和谢林从他们的“实证的”唯心主义的角度所猜测的那样。马克思在与劳动过程的关系中强调黑格尔辩证法中主—客关系的存在；他宣布，主体，在黑格尔那里是非常抽象的，但作为一种物质的力量不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仅仅存在于决定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但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由于他的劳动，也是这些关系的生产者和变革者。马克思认为世界不是一种机械的宇宙喧闹，在它之中除了外在的必然性之外，别无任何其他的意义，马克思使得一种历史的进化的人道主义存活着，这种人道主义来源于莱布尼兹，经由黑格尔而传给他。在他的人道主义中，整个世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启蒙的开放系统。它的核心是人，被客观的异化的人，以及处于不再被异化的事物中间的人。
这就是黑格尔在马克思中的生命。一种新型的社会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而不是那个在后黑格尔时代在精神上已经衰退了的社会。
二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老年黑格尔派认为，任何事物，只要把它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都是可以理解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批判一切，到处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合理的而加以赞扬。”
“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是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的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统治者和国家的政治的、文学的和神学的行为。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想与感觉、灵魂与肉体、自身与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神圣家族》）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首先，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其次，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为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post festum）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神圣家族》）
“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愤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
“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莱茵报》）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张双利译）
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2.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3.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