Л.П.布耶娃（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部主任）：哲学的人道化
杂志就哲学界一些尖锐而亟待解决的问题组织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都同哲学在我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哲学与生活及以后发展的前景的联系方式有关。我支持杂志在组织讨论时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社会哲学在注释和宣传经典命题的框子里待得太久了，恭维和适应现有存在形式的倾向在哲学家本人身上发展得太厉害了。现实社会过程一年比一年尖锐，而哲学提出和分析问题的水平却明显地跟不上，这是哲学发展中的怪事。的确，近年来社会的精神生活活跃起来了，人们道出了不少有趣的思想，提出了许多问题，然而这些思想和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理论形式，也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证。假如我们陷入“钟摆式的心理”，从不久前对我国哲学较之过去和以后的所有各种哲学的优点、成就的盲目赞美，走到另一个极端——同样盲目的自我菲薄——也是错误的。应该说我们的哲学著作已指出了重建和净化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指出了理想和现实、言语和实际、决策和决策的实现之间积累起来的矛盾，以及重建哲学自身的需要。但是，人们提出问题时的尖锐程度和不妥协性往往与已成熟了的现实矛盾的尖锐程度不相适应。由于最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内心的书刊检查官”，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哲学思维之中。
我常常回想起在改革前几年和一位作家兼批评家的谈话，以及这位作家兼批评家对哲学家的严厉指责。我们当时谈到了理想和不断衰落的追求理想的力量。我的这位论敌并不反对理想的科学可证性，他说：“我或许可以同意这些理想的实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逻辑必然性。但我不愿意在这个被哲学家们如此抽象而无个性地描述的社会中生活，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太单调、太乏味了。”不管这些责备是多么逆耳，其中确实包含着很多真理的成分。我们那些往往没有经验材料支持的抽象逻辑公式，实际上脱离了丰富多彩、充满矛盾的生活。因此，我们实质上使社会丧失了发展的源泉，更不用说个性了。对统一的这种理解实质上排除了存在和发展的多样性，然而这种理解竟成了一个教条，阻滞思想发展的机制就是由这样一些教条构成的。这再一次证明，哲学思维不仅已开始失去自己的解释性，而且开始失去自己的建设性和现实的价值取向。而没有这一切，哲学很难在科学思维的范围内立足，也很难成为对现实起作用的世界观取向。现在确实出版了不少这样的著作，这些著作简直就像穆斯林在表明自己“无限虔诚”时所发的誓语。
意识到社会哲学思维发展中的危机状况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对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哲学摆脱各种教条主义和看风使舵的恶习是完全必要的。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苏联哲学发展中的理论财富，以便确定需要“抛弃哪些遗物”，把哪些遗产发扬光大。近年来哲学文献的数量急剧增长，但文献的数量与其质量、信息量却明显地不相称。连哲学家自己都说：“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写，但没有一个人在读。”克服这种状况对于哲学认识自身是很重要的。尽管几乎三分之一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被打入了“亡灵册”，我们仍然远远没有脚踏实地地和批判地思考苏联哲学发展所走过的实际道路。
在此应该指出，我们对“人的因素”在哲学自身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和对该因素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一样地不符合实际。结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所有的外国哲学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但对苏联哲学却不能这么说。假如封面上不署作者的名字，那么我们的许多著作由于被引文和别人的智慧围得风雨不透，根本看不出谁是作者。这实在令人惊异，但我国哲学的这个“顽症”甚至还得到表彰，因为作者“一字不差地”报告和宣传了经典作家的思想，没有丝毫的“自作主张”。个性和鲜明的个体性由此而在哲学著作（谢天谢地，还不是所有的哲学著作！）中销声匿迹了。哲学自身发展中的“人的因素”获得了抽象而无个性的特征，在社会哲学中尤其如此，因为在社会哲学领域犯错误或“堕入”某种“主义”的危险比哲学的其他领域大得多。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的“大脑”多年来已经从哲学科学最尖锐热烈的地段“流失”到了最抽象、最远离当代事件的领域。多年来我们没有苏联哲学文选，出版人物传记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应该为谁“作传”，根据什么原则评价“贡献”，这不是偶然的。人们通常只注重官衔或“学衔”，但它们并非总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成就和哲学研究中人的因素。
在社会问题领域，教条主义、怯于思考、唯官是从、照本宣科以及“无限的热情和乐观主义”，已经成为哲学思维发展中极其明显的趋势。如果再加上哲学家们自己对哲学思考的理解，那么哲学政论、时论、对现实事件的思考以及哲学对话等销声匿迹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在哲学家自己的理解中，哲学思考不必以经验材料为依据，也不以同现实及对现实的思索的直接沟通为最重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源泉，在他们看来，哲学思考只需与哲学史或诸种具体科学的“思维材料”打交道。哲学家对现实存在的生动研究曾经使经典哲学大为丰富，它过去一直是推动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工作，使之具有现实性和永恒性的源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开始不再把“重大的意义”理解为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思考，而是把它理解为尽可能囊括更多作者和问题的多卷本巨著，也就是所谓“从量上”来理解。
目前迫切需要批判教条主义，使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这一需要的实现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不想面面俱到，只想提一些我认为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首先要谈的是“人的问题”目前在哲学中所占的地位。这个问题目前所处的地位不仅与马列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不相适应，而且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理想和目的不相适应。在“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问题可以说暂时还以“扬弃的形式”存在，作为抽象的主体和在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出来的意识而存在。至于规律和范畴的表述，那么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作为事例出现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这里，人或者“消融”在生产力中，或者“消融”在各种同一性中，只是在结尾处才出现了社会和个人相互作用的章节。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断增长，人的个性潜力和能动性愈益必不可少，现代哲学应该适应这种情况，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人的面貌”。人道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对哲学重建的要求是对人与世界、自然和人自身的关系的人道主义化的社会要求的反映。目前无论在哲学认识中，还是在各门具体科学认识中，对人的作用和“人的问题”的比重必然要提高的意识正在加强，这是令人欣慰的。
不仅对哲学来说，而且对各门科学的发展来说，这都会改变社会及认识的情境，或许还会创造出新的科学范式和模式，在这种范式和模式中，人将成为优先的和普遍的认识对象，成为优先的和普遍的活动目的。这时，研究的重心可能要从作为客体和“物中之物”的人转到作为主体的人。研究人的创造潜力和能力，以及人的主观力量和通过社会条件使主观力量能动化的途径的领域，将获得特殊的意义。新的范式会改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对人学的建设性实践观点要得到加强，各门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保护功能”也会提高。人和自然界一样需要保护。正是人和人的福利应该比今天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成为科学效能的现实价值尺度。这些需要使科学的伦理方面的发展、科学进步及其成果应用的道德指向具有现实意义。
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包括同对客观状况决定人的发展的庸俗唯物主义理解相联系的教条主义观念。迄今为止，这常常表现为存在对人的“设计”，这种存在没有给个性潜力的自由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留下任何余地。直到现在，具体科学和哲学都偏重于注意某些客观系统——科技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等——向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因此，对人的培养尤其以最大限度地使人适应这些“系统”的要求为目标。然而，最大限度地使人适应现存“系统”的要求，不仅限制了人自身发展的动因和人的创造潜力的实现，而且因减低了人的因素的推动力而束缚了系统本身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现实矛盾。另一方面，反向的运动，也就是这些系统对人的需要、利益、能力的适应，即系统的全面人道主义化，是同样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客观条件的促进作用就会减弱，人的能动性也会降低。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不能把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起作用的机制同人的因素的推动力、人的能动性程度、人的自觉性、选择方向、决策和实现决策的手段及方法的正确性割裂开来。此外，关于客观条件在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较之人在客观条件的建立和改变中所起的作用更具决定性的这种近乎呆板的解释，也是在哲学思维中流传极广的教条。这个教条广泛地渗入了群众的心理，引起一种“在精神上等待坐享其成”的特殊现象。由于在许多方面对社会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物”和“人”的辩证法揭示得不够，出现了在宿命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周期性摇摆。
应该特别谈一下对包括科学、意识形态、哲学的发展在内的社会精神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国家管理的机制所起的作用。这方面的情况并不像一味正面肯定国家的活动的哲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简单，这个过程是充满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时期，特别是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变形，不可能不对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的面貌产生充满矛盾的影响。国家发生的那些变形，曾经是阻碍物质和精神生产发展的机制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对国家政权结构中发生的过程作任何批评都曾是哲学著作的严格“禁忌”，把国家看作理性本原及其有科学根据的力量的绝对体现的黑格尔观点，实质上占了统治地位。在逻辑理念中或许是这样，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原则在实现过程中并不排除矛盾和不同的实现程度。被神圣化了的国家观常常取代以历史和经验材料为依据的哲学研究，这些国家观把现实看得过于简单了。例如，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同一的，因此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也是同一的这样一种观点，直到不久前还被奉为绝对真理。生活证明不是这样，但我们还没有弄清其中复杂的辩证关系。对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来说，表达国家、部门和社会利益实现的程度和方式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有一种无言的要求，要人们简单地把国家利益奉为至上，使哲学或科学的研究不去论证和证明自己的真理性。这导致政治和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变了形：哲学实质上不加证明地为一切政治决策辩护，而政治也不把哲学当作制定决策时的可靠助手，因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只是为政治决策作注释和进行辩护。
（张凡琪译）
H.B.莫特罗什洛娃（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部主任）：反对教条主义辩护功能的复活
正直的哲学家今天对这样的事实，即我国哲学明显脱离人民和祖国文化的那些对实际复兴现代人生命活动和精神起重要作用的力量，不能漠然置之。我国哲学家刚刚开始公开地和负责任地讨论这种疾病的表现和原因。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对我国哲学命运问题作出大胆的分析。时代要求我们显示出勇气，进行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不应受教条和公式的束缚，不应向某个个人、单位或某种局势卑躬屈节、顺从俯就。
如果认为教条主义哲学是脱离生活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它是根深蒂固的，如个人崇拜、践踏法制、经济停滞、精神道德蜕化等便是它的生命之根。这些社会现象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它们进行论证、辩护，甚至歌功颂德，这种意识形态还把自己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今天，当我们把这些现象老老实实地、公开地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受到那些积习已深的教条主义者和对造成我国哲学落后负有责任的人的反对。不信你触动他们之中某个人试试，你马上便会听到他们的反驳，说你给我国整个哲学、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抹黑”。对我国生活和我国哲学的发展，当然不能用一种颜色来描绘。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要知道，教条主义者本人就深陷在黑暗之中，他们为反对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个性而结帮搭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