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与现代性所进行的前提性反思，对深化发展伦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有利于克服目前发展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应该说，揭示造成发展问题的原因，寻找走出发展困境的方法，是发展伦理学的一个基础内容。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家，比如，古莱、可思波、克拉克等，都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古莱认为，现代技术、现代生活方式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是形成饥饿、贫困等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26]；可思波认为，人们没有形成正确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造成发展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27]；克拉克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应该说，从技术与生活方式、理念、制度这三大要素出发分析现代性的问题，确实抓住了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问题在于，当古莱希望通过技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生活时，他所倡导的技术与生活方式，其本身正是以西方征服文化为底蕴的、资源浪费型的、不可持续的技术与生活方式；当可思波倡导“以人为本”时，其所理解的“人”是以西方人为标准、蓝本；而克拉克所理解的现代民主制度，也就是美国式民主。面对目前西方发展伦理研究所存在的深层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一元论色彩，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无疑有助于人们发展伦理学文化态度的自觉化，有利于发展伦理学确立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以深层文化平等为内容的真正合理文化态度。
其二，哈维兰对现代性本身所进行的文化批判，有助于发展伦理学的学科定性真正深层化。应该说，目前的发展伦理学虽然对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比如发展代价的分配问题、发展差距的合理性问题、发展责任与发展权利平衡性问题等——都进行了反思，但这种反思往往缺少一个基础向度，对现代性本身、现代性本身的合理性、现代性本质的多样性，进行前提性反思。这个向度的缺失，使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在本质只是一种如何更好推进、普及已有现代性的学科，而没有成为一门对现代性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文化批判、前提性反思的深层发展伦理学。也就是说，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仍然是在“现象论”层面研究现代性，而没有从“本质论”层面研究现代性。我们认为，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现代性伦理学，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是发展伦理学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内容。哈维兰对现代性理解问题上的西方独断论的批判，对现代性本身合理性、问题性所进行的文化批判，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基础理念、科学定位的深层化。
（三）全球发展公正性、文化调适与发展伦理学
在哈维兰看来，解决当代发展问题，需要一种系统化、全球性的思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全球伦理、发展伦理。“除非人类对‘全球社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加现实的理解，否则就无法解决那些对其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28]为了解决发展问题，“文化价值和动机，以及社会制度，都需要有一些大的改变。对个人利益、物质主义以及明显的生产、获取和消费的看重，是世界富国的特点，它们需要被抛弃，转而提倡一种更加人性化的自我形象和社会伦理”[29]。“这要求大大改变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及其物质主义的消费取向”[30]，确立一种生态化、公正、平等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理念。具体而言，在哈维兰人类学视野中，解决发展问题、建构合理的发展伦理，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克服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等文化一元论、文化自我中心论。哈维兰认为，文化自我中心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对形成社会认同、增加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一个社会要有效运转，必须拥有这样一种观念：它的行为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不管其他文化的行事方式如何。这就使个体对他们的文化传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忠诚感，他们还从文化传统中获得心理支持，这种心理支持把他们与其群体紧紧地联系起来。在那些个人从群体获得自我认同的社会中，种族中心主义对个人的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31]但文化自我认同需要一个限度，文化认同不宜走向文化自大，更不能走向对其他文化的否定与歧视，走向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太易于被当成是一张特许状，允许人们谴责其他文化低等，从而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削别人。”[32]
这样，走出以西方中心论为主体的文化一元论，克服任何形式的种族自我中心论，建构一种历史具体化的文化多元论、文化相对论，就成为解决当代社会发展问题，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基础选择。在哈维兰看来，建构以多元文化共存为内容的全球发展公正性，是走出现代化问题陷阱的根本途径。“一个单一、同质的世界文化并不必然是未来的潮流”，“有人把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一个社会中存在不止一种文化——视为人类的未来状态。文化多元主义是指在同一个社会或多民族国家内具有不同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人们的社会和政治互动。理想中的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抛弃偏执、偏见和种族主义，倡导对其他公民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尊重”[33]。超越各种形式的自我中心化，倡导、建构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发展公正性为内容的新的文化态度、文化价值观念、新的发展伦理，是解决当代全球发展问题的必然文化选择。
第二，克服消费主义文化理念，确立以“调适”、“共生”为基础与导向的文化创新观。以更多、更好消费为目标的西方进步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主义、征服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征服主义，非理性的假定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的无限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的期望值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机会”[34]。哈维兰指出，以基督教等征服性宗教为基础的西方消费主义，已经导致了太多的问题。“西方工业化社会接受这样一条来自《圣经》的断言（在《古兰经》中同样能找到）：他们是地球上所有有生之物的主宰，他们有责任去征服它们。”[35]当人们追求无休止的征服与消费，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合理关系的冲突甚至断裂。
正如可思波所指出，消费主义的最根本问题是物质主义，是意义的丧失、“内部的空虚”[36]，人们不知道消费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消费。在哈维兰看来，再次明确发展的文化意义，回归文化创新的真正本质——共存与调适，是解决诸多发展问题的价值观起点。在哈维兰看来，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文化创新、文化变迁，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与变迁都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当这种变迁与创新在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承受限度之内，有利于人与自然、不同文化主体的共存时，这种创新与变迁才是可持续的、有意义的。针对人们对发展、创新理解上的对立主义、征服主义倾向，哈维兰实质上主张以“文化调适”代替“文化创新”。所谓“调适”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同文化体共存为基础和目标的文化变迁。因为，在哈维兰看来，创新、“变迁并不总是调适性的”[37]，“调适，不论它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性的，都表示对当地特殊环境的较好契合”[38]。这样，在哈维兰那里，树立一种新的以“共存”、“调适”为标志，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为内容的文化创新观、文化进步观，就成为解决诸多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伦理基础。
第三，确立一种系统性、过程性的问题解决理念。哈维兰认为，人们应对发展问题策略上的第一个问题是“非系统性”。虽然，人们日益认识到生态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贫富差距等当代社会重大发展问题间具有系统性关联。但在实践应对策略上，人们却往往采取所谓专业化、孤立化的办法解决问题。应对策略上，“有一个困难是：直到今天，人们还往往认为这些问题是孤立的、与自己无关的”[39]。人们往往“将主体孤立起来看待，而对一个专家能力范围之外的其他相关趋势不予涉及”，并“倾向于把某人自己所属文化的希望和期待投向未来，干扰必然提出问题的科学客观性”[40]。人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所谓的专业方法应对发展问题，但“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在解决现存问题的时候，文化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新的问题”[41]。
人们应对发展问题策略上的第二个问题是“非过程性”。人们在认识社会发展的成就时，往往错误地认为，“今天看起来好的趋势总会一直好下去，并且有可能无限期延伸到未来”[42]。而人们认识社会发展问题时，又往往看不到环境与文化生态、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常常会使问题发展趋势出现辩证的转机，甚至使过去的问题在具体条件下转换为有利的趋势。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哈维兰倡导一种全面、系统、过程化的解决思路。他认为，面对全球性的复杂发展问题，需要一种“全面的视角”、“长期的历史视角”，既要“擅长看到各个部分如何相互配合构成较大的整体”，又要“能够把短期的趋势放在比较长期的视野之下来看待”；同时，还要不断探索、掌握、“熟悉应付各种各样问题的各种供选择的方法”[43]。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建构更趋合理的全球结构、文化生态。
哈维兰以文化调适、全球发展公正性为目标，以“系统性、过程性”为特点解决当代全球发展问题的文化人类学思路，对发展伦理学认识、推进其核心目标——全球发展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作为对全球发展进行问题反思、意义确认、合理性建构的一门新兴学科，揭示发展公正性的价值内涵是发展伦理学一项基础性工作。但目前发展伦理学往往从传统伦理学已有的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理念出发，反省目前的全球发展存在的问题，而相对忽视从文化生态、社会实在的规律性推进这个层面揭示全球公正性的社会存在论、社会规律论内涵。哈维兰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文化生态、文化调适本质所进行的独特揭示，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明确全球发展公正性的社会存在论内容。同时，其以文化生态为方法论视野，对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提出的系统、过程化思路，也有利于人们探索更加全面、科学的全球发展公正性推进策略。
（四）文化态度、文化反省与发展伦理学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伦理学意蕴，不仅表现在具体的知识论、观念论层面，而且表现在哈维兰对发展本质与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深层成因、克服发展问题的路径等问题的具体揭示，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发展是什么，什么是合理发展，如何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等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更表现在态度论、价值论层面，表现在其所内含的自我反省式文化态度，对发展伦理学的深层构建、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所以，应该从基本价值观、文化态度这个层面，更本质地揭示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伦理学意蕴。
在哈维兰看来，文化人类学“不仅纠正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谬误，而且致力于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所有民族，它对人的本质的阐明超过哲人的所有反思或实验科学家的所有研究”[44]。文化人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门在“所有科学中最具解放性的”[45]的学科，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批判意识。总体而言，这种文化批判精神，表现在两个向度。一是“对外”，对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具有的价值观、文化态度、文化视阈——比如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进行批判，并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阐述、确立更加合理的文化态度——比如全球发展公正性。“‘批驳’差不多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精神，质疑北美和欧洲的优越性，是人类学家一直擅长做的重要事情。”[46]二是“对内”，对自身具有的观念假设、态度前提不断进行批判，以获取对人的更本质、更全面理解。“文化人类学家专门研究人的观念、价值和行为”[47]，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坚持对其假设的批判意识，不断根据新的数据来源检验其结论，他们能够获得对人类行为的有效理解”[48]。
文化人类学之所以能够日益为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所接受，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生命力，在价值论这个层面，正源于其所具有的这种双向文化批判、文化反省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批判与文化反省意识，文化人类学将不复存在，从根本上失去生命力。具体而言，作为一种整合性的文化态度，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批判、文化反省意识，由具体的整体意识、比较意识、多样并存意识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