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小说并不以思想胜，却又自有其深刻之处。老舍曾说到自己不长于思想〔12〕，这不是自谦。但他对于中国“城市化”的文化忧虑又绝不浅薄。也只有一时代的精神文化的代表，一时代优秀的知识者，才能自觉分担时代痛苦，并自觉地承担未来。有趣的是，当上述文化主题在文化热中被作家们强化的时候，不少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却意别有属，把兴趣中心移到非批判性的文化呈现上了。这里又有两代作家因所处不同时势而有的不同心态，构成另一有趣的对照。
无论老舍还是后起诸家，他们的作品当着被放在以发掘地方风情为旨趣的某些“乡土小说”中间时，越发表现出文化意识的成熟。自老舍作品起，京味小说就不满足于搜罗民俗的表层开发，集注笔墨于平凡的人生形态，最世俗的文化：人伦关系，从中发现特殊而又普遍的文化态度、行为、价值体系；同时由北京人而中国人，把思考指向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现。故而它们所写者实，所及者深。不是个案、特例的堆积，不是文化博物馆，而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现实的文化内容。往往是，平实才更能及于深刻。在平实处，在日常行为、日常状态的描写中，即有“风情”，即富含“风情”；即有民俗内容，有民俗的最为深广的文化背景。
在具体描写中，出于上述意图，他们注重表现生活中那些较为稳定的文化因素：实现在生活中的文化承续性。对于北京，最稳定的文化形态，正是由胡同、四合院体现的。在这一方面，当代作家中陆文夫的趣味最与京味小说作者相近。正如老舍笔下的胡同文化是为有清一代旗人文化熏染过的，陆文夫所写苏州小巷文化，也是一种被士大夫文化熏染过的“平民文化”。北京文化即使在胡同里，也见出雍容的气度；苏州文化在小巷里，则依稀可见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只不过都已斑驳破败，像是花团锦簇的旧日风华的反光。
老舍聚集其北京经验写大小杂院，写四世同堂的祁家四合院，写小羊圈胡同；刘心武写钟鼓楼下的胡同和形形色色的胡同人家，甚至在《钟鼓楼》中以近一节的篇幅考察四合院的建制、格局，和积淀在建筑形式中的文化意识、伦理观念；陈建功写辘轳把胡同，写豌豆街办事处文化活动站……当代北京固然正崛起着成片的新建住宅区，但这种所在往往严整而缺少情调。〔13〕情调不可能一下子冒出来。情调是文化的积累。构成胡同情调的小零碎，是经年累月才由人们制造出来，积攒起来的，因而成为了最具体实在的“文化”，具体亲切到可供触摸的情调、氛围。这种胡同，也才足以令作家们寄寓乡土感情〔14〕，当着被作为审美对象时使作者获得成功。
体现着稳定形态的，因而也必是那些胡同居民、四合院的新老主人们。而在胡同间，京味小说作者又有自己的选择，有他们更为熟悉的范围。凡有限定，即成局限；但没有限定，也就没有任何一种风格。值得留意的是，京味小说作者无论新老，似乎都更熟悉那种胡同里的老派人物，老派北京市民，写来也更从容裕如。老舍笔下最称形神兼备的，是如祁老人（《四世同堂》）、张大哥（《离婚》），以及《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牛太太，《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公公、大姐夫，《茶馆》中的王利发、常四爷们——老北京的标准市民。邓友梅更令人惊讶不已。这位中年作家所最熟悉也最感兴味的，竟是陶然亭遛早的北京老人，以及八旗王公贵族的后人们。你想不出一个当过劳工、进过部队的山东汉子，打哪儿来的那一整套关于旧北京、北京人、关于旗人生活的知识，〔15〕和笔底下那份“乡土感情”的。至于汪曾祺，他的写《云致秋行状》、《安乐居》，也如写《故里三陈》，无论为北京为高邮，那都是他“烂熟于心”的世界。当着面对这种世界时，也就表现出他素有的极优雅纯净的审美态度。陈建功写《找乐》里的一群胡同老人，与其说出于熟悉，不如说出于兴趣吧；这兴趣却又是京味小说作者彼此相通的。上述选择不能不说由于对象形态的稳定性。至于某种文化性格（如旗人），更因近乎文化化石，令人有可能从容地研究、品评。汪曾祺本人就说过这种意思。〔16〕这又令人想到京味小说对于题材的要求，京味小说既经形成的形式，既经公认的审美规范，作为其成熟性标志的既有文学传统，为审美创造设置的限制。形式越成熟，越具有内容的规定性。形式的成熟往往也由它的限定性，它的严格的适用性来标志。你自然想到，扩大包容不能不改变形态。于是，那个题目适时出现了——“扩大”与“改变”会否在某一天取消了京味小说本身？
通俗小说中有写“世情”的一派。京味小说往往既重人物，又重世态。也有的当代作品使人感到较之人物似更注重世态。〔17〕当然，一般地说“写世态”很难被认为特点。现代小说或许没有不写世态的。社会生活也无所不是世态。世态不同于事件，它强调的是空间形象而非时间过程。较之写重大历史题材、以揭示“意义”为指归的一类小说，以及专注于儿女柔情的一类小说，京味小说中确有更丰富的世情、世相的展示，并因而造成相应的结构特点，比如注重横向的空间铺展。以邓友梅作品情节的单纯，也往往枝节繁生，随处设景，如《那五》的写小报馆、“书曲界”黑幕。老向《故都黎明的一条胡同儿里》铺排胡同人生相，似漫不经心，意只在“铺排”。老舍写于建国后的《正红旗下》，对于旗人社会的诸种制度、礼俗、家族关系，以至旗人与汉、回民族的关系，无不写及，几近于“旗人风习大全”。在别的小说结构中或许会被作为闲笔、令人以为冗赘的，对于这种结构、创作意图，却正是“主体”。在这里世态即“人物”。为了集中地铺展世相，京味小说还往往采用舞台化布局，使诸多生活形态汇聚于同一空间互为衬映，如《四世同堂》、《钟鼓楼》的写一条胡同。创作构思与作品结构又造成对于人物描写的特殊要求。老舍“三言五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18〕，而不总像“性格小说”那样反复描摹、层层敷染，也方便了世相更多面、更广泛地呈示。京味小说，尤其中长篇，通常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品类繁杂，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世相即人，即人的生存状态。以人物汇集“社会”，追求社会现象、人生形态的无所不包的丰富性，正出于对于世情、世态的兴趣。因注重世态而又有描写中的铺张，选材的不避琐细，有情节进行中的种种“过场戏”、小穿插，和人物设置上的因事设人，以至人物随事件起讫。就这种小说的艺术要求而言，“过场戏”非但不多余，小穿插的意义也决不“小”，人物的随事起讫亦不足为病。欣赏这种小说艺术，又赖有古典白话小说的审美训练。
除上述种种外，造成这批小说中的“京味”的，还有小说家对北京特有风物、北京特具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注入的文化趣味。〔19〕于此京味又表现为具体的取材特点。《骆驼祥子》（老舍）、《那五》（邓友梅）、《找乐》（陈建功）写天桥，《七奶奶》（李陀）写隆福寺庙会，都写得有声有色。足称邓友梅小说中一绝的，是《烟壶》的写德外“鬼市”。〔20〕作者在那小说里由“人市”写到“鬼市”，写“鬼市”上奇特而又传统的商品交易方式，令你如亲见亲闻地渲染出“灯光如豆，人影幢幢”的诡异气氛。此外，还有澡堂子（《钟鼓楼》、《烟壶》）、小酒馆（《安乐居》、《找乐》）、戏园子（以《那五》所写为最生动）。
构成“古城景”的，主要是人事。比如作为北京特有人文景观的北京人的职业和职业行为。京味小说作者普遍注重人物的职业特点、职业文化对于性格的渗透，而且表现出极为丰富的有关知识。传统职业本身就含蕴有传统文化，积极参与了人格塑造。为老北京所有的较之他处似更为繁多的职业门类，又积久而散发出北京市民特有的生活气味，以至于那职业名称、职业活动方式（包括商贩的叫卖方式），都因之而“风光化”了。比如《我这一辈子》中的裱糊匠；《四世同堂》中的棚匠（搭天棚的）〔21〕、“窝脖儿的”（为人搬家、扛重物的）、“打鼓儿的”（收破烂的）；《烟壶》、《寻访“画儿韩”》中“跑合的”（买卖的中间人）；《找乐》中撒纸钱儿的（为人出殡的）、“卖瞪眼儿食的”（卖饭馆里的残羹剩饭）；《钟鼓楼》中的“大茶壶”（妓院杂役）；以至《那五》、《找乐》所写作为旧天桥特色的名目繁多到匪夷所思的行当，行当中人千奇百怪的行为方式。〔22〕这里正有最浓郁的市井风味。
于是，写这城的作者们，又近乎一致地，发展了一种最与北京风格谐调的趣味：知识趣味。由城厢市肆到衣食器用，有时近于知识堆积，却又令人觉察到作者本人的陶醉，他们对所写事物的由衷喜爱与赞叹。《红点颏儿》（韩少华）写鸟笼，写鸟、养鸟的学问，笔致备极工细；《烟壶》则由鼻烟而鼻烟壶而制壶工艺，介绍不厌其详——非关作品主旨，诉诸认知，构成特殊的阅读价值。不同于《正红旗下》的写旗人文化，这无疑是一些游离性的构件，浮出于情节、人物之上的“文化”，却又因这看似游离、独立，丰富了作品的结构形态。文学本难“纯粹”。不掺入审美趣味以外的别种趣味、小说意识以外的其他意识的“纯小说”、“纯文学”，是让人无从想象的。
同一种内容，在老舍，或许只是寻常世相，在与他同时的读者，亦是不必加注的经验材料，而在当代作者与读者，则是古董，是文化化石。因而描写与接受中，又各有不同心态。本来，北京满贮着的，是历史，是掌故，是种种文物。这在京味小说作者，自是分上该有的宝贝，因而细细道来，态度有时不免近于收藏家的摩挲古玩。有关《烟壶》的知识，到了邓友梅写《烟壶》时，已成为“掌故”，熟于这掌故的作者自然会把玩不已。这种趣味却是前代作家那里不大有的。对此也很难简单地论优劣，不妨作为不同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影响至创作心理与创作设计的例子。
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不但由有关文学传统中发展出上述知识趣味，而且表现出追索渊源的浓厚兴趣。说世态，尤其说风俗，往往追本溯源，务要打“根儿”上说起。这里或许有世事沧桑在京城居民这儿培养起的历史意识、时间意识？具体“趣味”又因作者而互有不同，比如邓友梅作品的注重情趣，与刘心武作品的某种文献性、资料性。刘心武在其《钟鼓楼》中，考察北京市民的职业状况和行业历史、从业人员的构成，举凡营业员（“站柜台的”）、三轮平板车工人、旧中国的职业乞丐（“丐帮”），以及有关人员解放后的职业流向，如数家珍，较之老舍对北京洋车夫状况的介绍，更追求社会学的精确性。老舍着重于人物的职业性格、气质，也即“职业文化”。他总能由形及神，由外在状貌达到内在精神，对于有关材料，不是作为事实材料，而是作为小说材料处理的。刘心武则诉诸解说、分析，表现出有意的“研究”态度：北京市民职业考，或北京市民职业分布及演变研究，一派庄重谨严的科学论文文体风格，是“非小说”的社会考察，而不是结构化的小说内容。同书还以类似态度考察北京人的“婚娶风俗”及四合院的建制、历史沿革。即使对于人物，刘心武也会显示出类似态度，比如“北京人心态研究”，且通常都追究到人物的身世、经历，以及环境的变化等等——一种求解的热情；却又会因单一的历史追究而致浅化。因为世间的事物并非都能由历史考察中求解的，而“解”也通常非止一个。
这种对科学性的追求，这种研究态度，在老舍绝对是陌生的。老舍作品少“学问气”、“书卷气”，少有剥离了审美的历史兴趣。他的“历史”即活的人生形态，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是教科书或史著中的历史陈述。即如对于四合院，老舍感兴味的，只是其中人的生活形态、伦理秩序，尤其由这一种生活格局造成的人际关系特点，胡同、四合院生活的特有情调等等。凡此又不能仅由四合院，而要由整个北京文化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