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年初，新建的芝加哥大学董事会决定聘请杜威担任哲学系主任，杜威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因为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个系里，包括了教育学、哲学和心理学。是年秋，杜威离开了密歇根大学，开始了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他的教育思想由成型至系统化，从而为哥伦比亚大学时期思想系统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杜威赴芝加哥大学上任到1897年《我的教育信条》的发表，短短四年的时间对杜威来说却颇有意义。就是在这四年里，围绕着开办一所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一方面，杜威更为深入地探讨了儿童的心理特征，认真梳理了儿童研究的历史，并从帕克那里学习到很多办学的经验；另一方面，杜威开始从整体上更为全面地思考教育问题，《我的教育信条》便是这一努力的结晶，也是其教育思想成型期结束的标志。
一、论儿童及其教育
从现存的材料来看，杜威对中学前儿童的关注确实要比他对中学生心理状态的思考要迟一些。一般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社会气候来看，对杜威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儿童研究（child-study）运动肇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直至90年代中期渐至高潮，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另一方面，杜威自己的孩子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出世，通过对孩子的观察，杜威进一步认识了天赋倾向的重要性，因而重视儿童的早期发展。这就是杜威为什么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发表与儿童研究有关的文章的原因。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杜威有关儿童观念和思想，其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对儿童研究运动本身的研究；第二，提出自己对儿童及其教育的见解。
1.对儿童研究运动本身的研究
杜威讨论了与儿童研究运动有关的三个问题：第一，对儿童研究运动的历史进行梳理；第二，讨论幼儿园在儿童研究中的价值；第三，对现代儿童研究运动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
杜威追溯了儿童研究运动的三个历史时期，根据每个时期人们对儿童的认识的不同，杜威将这三个历史时期分别定义为政治性的、审美性的和科学性的儿童研究三个阶段。
从政治的角度看儿童，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在他们那里，儿童乃是社会组织的一个成员、社会政治结构一个构成因素。从一开始就要判断儿童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最适合的位置来进行训练，使儿童适合于理想的社会结构。教育的价值便在于为政治的需要而培养各种层次的人才。这种政治旨趣决定了他们的儿童观念。他们看到了儿童的存在，并对他们怀有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并不了解儿童的本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到了18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时代，人们不再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儿童，转而从审美的角度思考儿童存在的意义。浪漫主义者们主张远离现实社会，返回原始、回归自然。在他们那里，儿童成为一种代表着理想和美好未来的象征。杜威指出，在席勒和卢梭那里，会找到相同的观念，即过去的生活乃是被人类遗失的伊甸园，人类种族的早期历史乃是一个诗意的时代，一个充满想象力和梦幻的时代。而这个被失落的时代精神便只有在儿童的身上才可以见到。他们说：“我们不能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我们陷于诸种限制之中；但是在儿童那里，我们看到了自由、冲动和理想。而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如此黯淡、如此可怜。”[1]但人终究是现实社会的存在物，浪漫主义者们对社会生活的回避，使他们把空洞的理想寄托在儿童的身上，儿童便成为慰藉他们心灵的玩物（plaything），儿童的本质还是没有被揭示出来。
杜威高兴地指出，到了当前的世纪（19世纪），随着旧的习俗与传统——不管是物理的、自然的、社会的、工业的，还是道德的和宗教的——的不断瓦解与科学进化论的出现，人们开始用科学的眼光，把儿童视为生长过程中的一个最初阶段。人们开始研究儿童，儿童的本质正在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
杜威对在幼儿园中开展的对儿童自主性和建构性活动的研究表示了肯定。他认为，在童年时代，人的感觉和观念与表现性的活动之间的联系是最为明显的。而幼儿园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观察儿童的感知与活动之间联系的最佳场所。在幼儿园中，儿童的思想表达和活动是相对自由的，在成人的世界中，长期的训练和生活习惯会抑制人的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在幼儿园中，人们将游戏视为一种教育性因素，强调游戏的教育意义。心理学家将游戏与儿童心灵的演化和神经与肌肉系统的结构联系起来。社会学家也从社会习俗的传递和修正的角度来研究儿童的游戏。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儿童的认识。就此杜威提出，还需要比较游戏对不同年龄、性别、民族、社会环境和个性的儿童的意义。最后，杜威肯定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幼儿园的理论与实践是重要的，因为它将抽象的和普遍性的哲学理论变成具体的活生生的个案，并使得幼儿园的所有外部环境均能有助于儿童的成长。[2]
总的来说，杜威对儿童研究运动的进步意义是肯定的。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儿童研究运动中所存在的不足。杜威分析了现代儿童研究为何遭到批评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个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部分人对儿童研究的迷信。这些人认为，儿童研究运动将能够为教育提供一个新的、确定性的、积极的和科学的基础，以替代的一切具有假设性的、试验性的基础。而当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时，他们便由不假思索地崇拜儿童研究转而不加分辨地批评儿童研究。杜威认为，仅仅因为儿童研究不能提供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而指责它是不公正的。他列举科学家发现了电的原理而并不知晓其可以用于电报、电话和电灯的例子，来说明科学研究的结论只是理论性的而不是操作性的，科学家们的发现并不能直接用于儿童的教育教学中，也不能替代教师对儿童的洞察。杜威深刻地指出：“纯粹的普遍理论和纯粹的 ‘关于’（about）儿童的事实不能替代‘深入’（into）儿童本身的洞察。”[3]
儿童研究遭受批评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源于儿童研究同科学理论的分离。杜威认为，儿童研究必须依赖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加强与普通心理学的联系。在这里，杜威虽然没有明白地指出持有错误的儿童研究理论的人究竟是谁，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会知道，杜威批评的乃是儿童研究运动的发起者霍尔及其文化纪元理论。霍尔认为，儿童的成长过程乃是对人类种族发展历史的复演。婴幼儿阶段的儿童复演的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心理特征；而儿童的争斗和追逐，乃是复演远祖时代人们的生存竞争和狩猎的情境。总之，在霍尔看来，“儿童的行为特征大多是由种族进化史决定的，其行为表现与我们祖先的行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4]
2.对儿童及其教育的见解
1894年4月，伊利诺伊州儿童研究协会发出问卷，提出“你认为有哪些教育原则、方法和手段，虽然现在并不通用，却应该是根本的、权威的，并且应该应用到学校工作中去？”，杜威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并借此表明了自己对儿童及其教育的见解。杜威指出，当前对儿童认识一个根本的错误来自于教师或者家长对待儿童的习惯性立场：即他们把儿童视为某种有待于教育的、发展的、教授的或者取乐的东西 （something）。
在杜威看来，儿童总是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乃是与儿童自己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些活动是当前的、急切的并且是不需要被“引导的”“抽取的”和“发展的”。那么教育者——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的工作，乃是确定这些活动并将这些活动联系起来，并为这些活动提供合适的机会和条件。杜威把“儿童是其自身活动的存在”[5]视为教育的基本原则。
由这个原则出发，杜威提出儿童教育需要注意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观念活动应与感官的活动相结合；第二，这些活动应当遵循一定的秩序；第三，儿童乃是社会性的存在。因此，在教育上，应采取如下方法：（1）阅读、写字、绘画和音乐应该看做某一特定观念的自我表达方式。教师的任务是设法使儿童以最容易的方法自由地表达自己；（2）数是在创造活动中由测量事物而引起的，所以算术应该联系测量来教，而不应该联系数字或观察事物来教；（3）自然学习、地理和历史应该被视为儿童自己活动的扩展。例如，只有当儿童亲见地理知识可以运用于自身的行为和联系之中时，他才能够将这类知识学会；（4）要避免做精密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体力活动还是智力活动；（5）关于智力的和道德的训练，整个学校的气氛都应渗透这样的思想，即对儿童和教师来说，学校乃是他们生活的社会机构，而不是达到某种外部的目的的工具。[6]
在学校课程方面，杜威集中阐述了他对当时两种对立的课程观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教材的编写应该考虑的是社会的需要和逻辑的顺序，而无须考虑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另一些人则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杜威认为，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哲学上心物二元论在教育观念上的反映。其实，课程应该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心理性的。前者乃是就课程的内容而言，而后者乃是就编制的方法而言。
综观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教育著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杜威第一次明确而具体地就儿童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把儿童心理学原理应用在教育教学之中，作了概括性的解释。并且从儿童的本质出发，进而确定了儿童、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教师的任务，突出了生活和儿童自我展示性的活动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并力图深化人们对儿童教育的教材、儿童游戏的性质的认识。
二、《大学初等学校组织计划》
从1894年秋到芝加哥大学上任伊始，杜威便积极地为筹建实验学校做准备，这个准备一方面是办学经验上的；另一方面是拟定办学的宗旨和具体的操作计划。
在办学经验上，虽然以前杜威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所中小学的管理，但可以说杜威并不缺少相关的经验。他的经验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在其从佛蒙特大学毕业后，曾到宾夕法尼亚州南石油城的一所高中担任过两年的拉丁文、代数和科学教师；第二，博士毕业后便受聘到密歇根大学，参加了该大学组织的“密歇根教师俱乐部”，并于1887—1888年度担任该俱乐部的副主席，期间多次到中学去参观和调研，对中学教学和管理情况比较熟悉；第三，杜威从1886年起担任哲学系主任，主持管理和教学工作，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可以迁移到实验学校的管理中来；第四，为了获得更多的关于开办新式学校的经验，从1894年10～11月，杜威先后三次前往由帕克担任校长的库克县师范学校参观学习；第五，最重要的是，杜威邀请到曾担任过学区总监的埃拉·杨女士，来担任实验学校的教学监督工作；并且他的妻子、曾在密歇根州的中学担任过多年教师的艾丽斯，从实验学校创办伊始，都一直在协助杜威处理好实验学校的各种日常事务。不过，从上述经历中，我们确实没有看到杜威在管理小学方面的实际经验，这也许是在实验学校自1896年1月开办后，大约有三年时间在“尝试错误”的一方面原因吧！
1895年前后，杜威拟定了《大学初等学校组织计划》（下文简称“《计划》”）。在《计划》的篇首，杜威以“共同的问题和目的”为标题，说道：
“一切教育的全部问题在于将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协调起来。心理方面的因素要求个体能够自由地运用他的所有个人的能力；社会方面的因素要求个体熟悉他所生活的环境和重要的社会关系，以及在他自己的活动中懂得约束自己以尊重这些关系。因此协调就要求，儿童有能力充分展示他自己，但要在这样一个方式中，即实现社会目的。”[7]
接着杜威分别从社会学原理、心理学原理和教育上的应用三个方面，由普遍原则到具体操作，对实验学校的基本精神和一般的授课内容与方法做了尝试性的规定。
就社会学的原理来说，杜威尤其强调学校与儿童的生活、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实验学校乃是儿童生活的地方，上学应该被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生活无关的事情。学校生活不应该仅仅作为未来生活的准备或者为其他什么东西做准备。而且学校生活一定要尽可能与家庭生活联结起来。应当引导儿童去思考和学习家庭中的事物或活动，例如，房子及其构造；衣服及其款式、质料，食物及烹饪等。从认识家庭的关系开始，逐渐引导儿童了解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范围中更广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