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文化的理解中倾向于强调自觉的理性精神和体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文明形态，这一方面与近现代西方理性文化不断走向自觉，不断展示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具有内在的关联，因为这种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在一定意义上突出地展示出人的实践活动，即自由自觉的对象化的本质特征。因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奠基于他们的实践哲学之上的，我们从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在深层次上，按照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文化，也称为人化，指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化的自然界”，实际上被人的实践活动打上烙印的自然界，正是人的文化力量的表征，文化就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通常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即作为主体的内在性的人的主观心态的领域、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和作为结果的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领域”。这三个领域的有机结合表明了文化的实践性本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文化只有与实践相联系，只有在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当中，才能展现出其本质，即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包含着丰富的内涵：第一、人依靠对象而存在。“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第二、人的对象只有对人来说才是对象。“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第三、人与对象形成“规定性关系”。第四、这种“规定性关系”表现在人既适应对象，又“占有对象”。
马克思用对象化这个哲学范畴来阐述人类有目的对象性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而揭示劳动的实现、劳动物化为对象的事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对创造性对象化活动作了深刻的阐述，从对象化劳动、异化劳动、人的生命活动等层面深刻阐释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和界定，充分凸显文化是创造性对象化活动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类对象化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劳动的实现意味着创造一定的产品，而“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对象化表明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的、本质的力量由活动（运动）的形式转化为物质存在形式，创造出一定的客体。与对象化相对立的反向转化是非对象化。非对象化不是对象的丧失，而是对象转化为主体的活动能力，使对象由它自身存在的形式进入主体活动的形式。对象化是主体向客体的转化，非对象化是客体向主体的转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通过对象性的活动达到具体的同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只能改变自然物的形式。人在改变自然物的形式的时候，就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对象化就是人的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实现。
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动物一样与自然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直接呈现出来的对象不是人的对象，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及人的对象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可以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进行生产，而这种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人不但生产自身，而且再生产整个世界。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感性、对象性是在劳动中产生、实现和得到确证的。“人类活动的这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人只有在改造自然地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地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以扩展属人的对象化世界；另一方面，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以实现和提升自己的本质能力。毫无疑问，人的对象化活动的这两个方面证实文化的本质内涵所在。”
黑格尔对文化的理解体现在用对象化的概念来揭示劳动的本质。但是，他把劳动仅仅看作是抽象的精神活动。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自我意识是主体，它外化为客体，这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即自我意识的异化，从而把对象化和异化非历史地等同起来。费尔巴哈也曾经把对象化和异化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不过，他认为对象化的主体不是自我意识，而是有血有肉的、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费尔巴哈把对象化运用于宗教批判，认为人在宗教中将自己的隐蔽的本质对象化，因而上帝跟人的对立、分裂不过是人跟自己本质的分裂。马克思把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认为异化是同雇佣劳动相联系的一种历史性的暂时现象，而对象化则是社会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必要因素，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基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此外，马克思对创造性对象化活动的强调，超越了传统意识哲学所倡导的静态“镜式”认知模式。近代认识论主要的理论兴奋点在于知识的来源和主体认识知识能力和可能性问题。无论是经验论（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唯理论（天赋观念）还是康德的认识论都具有传统意识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特征。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意识到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感性阶段先验感性论时空观，知性阶段的先验逻辑等，但是他把知识的来源问题最终也归结为不可认识的先验认知模式。康德认识论知性阶段的十二对范畴只是逻辑运演，对其来源他没有做出回答，只是说那是属于物自体的问题。因此，他强调这一套理论具有先验的、客观普遍的性质。当然，康德的“客观”概念完全不同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物理客观。先验的东西不是某个个体的所有，它是存在于宇宙的一切运思的精神当中。康德提出先验概念是为了确保得到知识的普遍真理性，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在康德哲学那里无论是认识的对象还是认识的主体，最终都走向了不可知的物自体。所以，近代认识论哲学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都把知识看成是由一个本源性的存在派生出来的，主体和这个本源性的客观存在是二元对立的。认识的任务就是如何去真实地反映客观对象，主体和客体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种“镜式”认知模式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主体的具体历史存在，把人作为僵化的物，把主体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意义关照这些文化特征全都抛在了一边，从而忽略了文化在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关于对象化的阐释揭示了人类通过对象性活动有目的地改造和利用客观世界以满足自己需要的事实，指出了人类生产自己的社会生活、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对象性活动的特征，奠定了我们理解文化的最深刻的人本学根基。
二、文化与人的自由自觉本质
马克思从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存在物的视角，即从人的现实历史入手，把人的生命本质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决定并呈现人的“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因此，作为人特有的活动方式的实践，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自由、创造性、社会性、超越性、目的性，等等。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不仅把自然变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将其对象化在自己的对象化世界中，使之变成自己有机的身体，而且在这种活动中使自己变成真正的对象化的存在，他以自身的存在（活动）赋予自然界其他一切存在方式以意义和价值。在这里，人的理性、情感、感性、直觉、意志、意义均取得一席之地。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的实践，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对给定性的否定、超越和扬弃，因此，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成为人的全部感性世界的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来理解文化的本质规定性，揭示文化与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的内在联系，不仅深化了人类关于文化的理解，也使我们对人的存在和本质有了更为深入的把握。
1.唯物史观逻辑起点：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一切文明展开方式中最为基本的关系，是人类一切文化实践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文化创生于人与自然关系之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和自然存在有机联系，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它是“人对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更深刻的自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的一种根本的文化态度，通过实践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双向对应、相互塑造的关系。马克思强调，对象性活动的客体，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对自然界、外部世界的占有和改造来实现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人与自然又处于内在和谐统一的关系中，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都要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展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结果不应该是越来越远离自然，而应该是越来越贴近自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马克思用“人化的自然”、“人类学的自然界”来指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些概念当中，我们看到，因为有了文化，人的自觉性获得了对象性的表现，就使人与动物区分开了。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是灵与肉的复合体：主观上他为自己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条件之中。因而，“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动物虽然都在依托于自然界从事生产，但是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区别，他们是按照两种完全不同的尺度来生产的。“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从这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强调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能按类的本质看待人和对象的关系，这就意味这对对象进行再创造。动物的活动是为了满足它们肉体本能的需要，活动的尺度是自然界为它们规定了的万世不变的标准。同动物的活动只是顺应自然尺度相比，人的活动是改造的活动，这一过程是扬弃自然物给定性和继承性的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就可以把人的要求、价值和理想融入到再造的活动中，按照内在的尺度，使物向人生成。因此，马克思认为，要从实践活动的角度，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把自然不仅仅理解为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而要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文化批判对象）；同时又要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生活，把社会认作在本质上实践的，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是人现实活动的结果。这样，马克思就把人的文化创造看成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过程，即使是异化劳动，它也是人的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原因在于它以扭曲的方式凸显了文化的生存意义和内容。
在考察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我们首要强调的是，二者的关系关系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不是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只注重个别具体的人认识自然过程中的活动和成果，容易导致自然与人的对立，将自然只是作为人生存的工具和掠夺的对像。而如果以抽象的人作为主体来分析人和自然的关系，则会忽略掉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忽略作为社会的人的现实活动（即实践）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间环节。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注重从人的社会性这一根本点出发来分析人和社会的关系，强调这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社会以最佳的组织形式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