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各个历史时代相比，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整合。其最深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导致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存在方式的重大改变。人们通常习惯地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几个主要领域。由于人类分工状况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原因，这几个领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相互关系和地位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前工业社会或前市场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一般呈现为“领域合一”的状况。这种合一或是表现为人类初始自在的血缘文化、宗法氏族体系和自发的日常经济活动的未分化状况，或是表现为自然经济条件下以政治的强制统治为核心将各个领域通过臣属关系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情形。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分工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走向了“领域分离”。各个领域之间的强制性约束关系开始消解或减弱，不再存在着某一支配和统治所有其他领域的中心领域，各个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独立和自律。不可否认，这种领域分离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比较大的驱动作用：分工的合理化和效率的极大提高、依据契约原则的法治和政治民主化的确立，等等。当然，这种领域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虽然不同社会领域之间已经取得了相对独立性和自律性，但是，传统决定论的思维定势影响着人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在理论和策略上人们还常常按照决定论的方式来处理各个领域的关系，因此，才出现了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等不同的社会历史理论构架。
在信息化时代，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或动向开始出现：目前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之间似乎出现了重新“一体化”的趋向。当然，这种新的一体化趋势不是回到前市场经济时代的自在的“领域合一”状态，不是通过确立某一领域的中心地位或取消各个领域的自律性或相对独立性而把社会各个领域强制性地纳入一种集权的一体化之中。这是一种全新的一体化，是在尊重各个领域相对独立性和自律性、尊重合理的社会分工原则前提下通过自觉的文化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有机的一体化。其中，文化不再是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外在的、相对独立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而是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机理和图式。这是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时代，而促使这一文化整合和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因素是人类全方位地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信息化无疑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但是，当这种技术以前所未有、不可估量的速度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和人之生存的一切层面时，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般的技术和手段的地位，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一种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因此，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信息化时代最深刻的变化是生存方式，即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是最能展示文化的整合力量的方式。由于文化的新的整合方式和新的自觉，文化的力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例如，在信息化时代，经济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知识含量和理性内涵的急剧增大，价值选择、文化设计已经成为所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导致交往的全球化，导致交往主体的空前平等与自主选择，主体间的跨文化交往和商谈伦理的日渐突出，优化的政治文化、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的文化冲撞中取得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使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成果从创作到使用（消费）空前普及和平民化，导致了政治的非神秘化和公开化，导致了哲学等精神活动领域的非神圣化，等等。
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在传统理解的经济领域和文化的关系上尤为明显。应当说，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社会的重大进展之一便是以信息化为背景的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与无所不在的影响，以及由此催生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一方面，环绕着大众传媒而膨胀起来的文化从传统的贵族特权转变为渗透到大众生活之中的平民化文化产业；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日益超越了纯粹工具加工活动和直接的交换活动的特征。摆脱直接性使用价值束缚的理念、价值、形象、想象、追求、希望、策划、设计、广告等体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要素开始从传统经济活动的外在附属物转变为内在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出发点和主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传统的界限或外在性开始消失或模糊，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
对于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趋势，许多理论家有深刻的体验。例如，波德里亚关于物的符号化、消费社会、仿真现象的批判都从一个特殊视角透露出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特别的整合力。他早期在《物的系统》中就分析了目前新的物的世界与传统的物的世界的区别。他通过日常生活中物的世界的一些重要变化，如物品的个人化特征的消隐和物品功能的多重化等，指出现代社会中物的符号化，人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与符号的关系。在分析大众传媒时代的消费社会时，波德里亚进一步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正如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都限定在符号系统关系之中，波德里亚也认为商品的所指已经变得与它们的具体用途无关，而是由它们对整个商品和符号的系统的关系来决定。波德里亚分析道：“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与作为符号的物和商品发生关系，与他人发生关系，通过解读消费世界的符码（code）而进入社会系统。波德里亚还曾提出著名的仿真（simulations）概念。他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仿真时代，在这里，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仿真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与此相对立，后现代的仿真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符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剧增，它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与此相关，波德里亚使用了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内爆（implosion）。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形象或仿真与真实之间、符号与经验之间、信息与娱乐之间、影像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均已内爆，均已模糊或消失。在仿真时代，传统的表象和真实的关系、符码与模型和物的关系均已被破除，不是表象反映真实，而是模型构造真实，不是物决定模型而仿制，而是符码与模型决定物的构成，构造着真实。因此，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之中。我们这里无法进一步展开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和仿真时代的深刻分析和批判，但是，这些锐利的分析的确加深了我们对于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以及通过文化整合而出现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体化趋势的认识。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社会通过文化的运行机制而一体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明显。
由于社会诸领域的“再一体化”和相互融合，社会的主导型、中心化的宏观权力逐步分化为非中心化的、弥散的微观权力（例如，微观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从而使社会的控制机制由几种宏观权力的彼此冲突或相互博弈逐步让位给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差异化共生。因此，在信息化时代或者在后现代的背景中，构成社会运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要素除了宏观的政治权力或者宏观的经济力量外，越来越多地大量涌现出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权力，例如各种相对自律的公共领域、非政府组织、边缘群体、社会微观结构和层面上的微观权力，以及以符号、形象、符码、仿真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经济的经济权力和渗透到所有社会领域和层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权力。一般说来，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真实与符号（符码）彼此渗透的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或者微观政治结构，既可能为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提供空间，也可能使理性对人的统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对这种控制机制的抗拒和改造往往同样需要各种多态化的、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的多维反抗，而无法沿用传统的宏观政治变革模式。与人类社会现实的这种深刻变化相适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模式也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变，从而使近现代的自觉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理论不仅聚焦于历史内在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而且通过微观政治和文化机理的分析和批判而成为透视当代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的理论研究范式。在文化自觉不断增强的进程中，各种自觉的文化理论的不断发展构成了近现代人类思想演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二节 关于文化的多维理论视野
近现代哲学人文学科关于文化的自觉的理论反思在深层次上是近现代不断增强的文化自觉的产物和表征，而直接的缘起则与人类开始研究自己的文化起源密切相关。对于文化的自觉的思考和研究首先从人类学家，即文化人类学家开始，逐步过渡到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然后才进入哲学家的视野。19世纪后期，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文化开始成为文化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过田野考察和实证研究对文化现象所作的描述和阐释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此后不仅文化学和人类学一直是文化研究的主力军，而且历史学、哲学价值论、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以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都以某种方式把文化纳入自己的理论研究视域之中。
由于文化自身内涵和活动方式的丰富性，同时，由于不同学科研究文化问题的范式和视角的差异，在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很多差异。虽然文化及其作用已经引起各个学科的普遍关注，但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形成关于文化的普遍的、公认的定义或界定。人们在使用文化概念时，常常有着不同的所指。有时我们用“文化”来代表文学、艺术等具体文化形式，有时用以概括传统礼俗、风俗习惯，有时用来指谓思想理论或价值观念，等等。A.L.克鲁伯和克赖德·克拉克洪1952年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中，通过深入而广泛的引证与研究，列举了他们所能查阅数百位理论家的各种文化定义。他们把关于文化的定义划分了不同的组别：第一组“描述的”（descritptive）文化定义有20种；第二组“历史的”（historical）文化定义22种；第三组“规范的”（normative）定义25种；第四组“心理学的”（psychological）定义38种；第五组“结构的”（structural）定义9种；第六组“遗传学的”定义40种；第七组“不完整的”（incomplete）定义7种，总计竟然达到161种文化定义。
在中外学者关于文化的各种界定中，有些理解影响较大，例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把文化归纳为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著名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关注文化的兴衰生灭，以及文化对于生命的内在本质联系，把文化看作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哲学人类学把文化理解为人超越自然，又补充人的自然本能之不足的“第二自然”或“第二本性”；德国学者卡西尔把文化界定为人所特有的，展示人之本质的符号系统；中国学者胡适和梁漱溟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和“人类生活的样法”；有的学者倾向于把文化限定为语言、习俗、道德、信仰等自在的行为规范体系；也有的学者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有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知识等自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应当说，各种文化定义既彼此差异，又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一般地比较哲学文化定义的优劣，而是基于人们对于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功能、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文化的作用等重要问题的理解，提炼出几种研究文化问题的主要理论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