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断言马克思的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或者社会历史理论变革，首要的一点要归结为它以实践为根基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规定。从古希腊那里开始，“认识你自己”就成为哲人苦苦思索的“斯芬克斯之谜”。然而，在人类思想史上，受人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程度的限制，不同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往往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一给定的特征，他们或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和自然存在物的某一突出特征，如理性、意志、直觉、符号、本能等；或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的某一方面，如政治、经济、自然活动、制造工具等。这里始终没有揭示出人从总体上如何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即没有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的本质结构。而马克思对哲学所作的最深刻的变革在于从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来确定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内涵，把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对象化的实践视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超越性的、开放性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而且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他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实践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活动或者认识的来源，而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或生存结构，它从总体上，即基本的存在方式上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和文化就具有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当我们断言“人是实践的存在”时，也就是说“人是文化的存在”。具体说来，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活动，之所以不是动物式的本能性自然活动或单纯的物质运动，就在于人的实践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超越自然的规定性，创造外在对象和人自身的活动。而实践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活动，就在于实践不仅包含着体现物质活动特性的生产层面，而且包含着体现精神活动和价值活动的符号层面。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用这样的语言来阐述人的类本质和对象化特征，他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显而易见，按照这种理解，文化和实践就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本质上相互关联的或者内在包含的关系。一方面，文化不是实践之外的某种特征，而就是实践的内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如果实践不内在地包含着文化和价值的规定性，人就不会超越其他动物的本能性自然活动，人的实践也就不会是具有普遍的和自由的特征的类本质活动。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的深刻理解为关于文化的理解奠定了坚实的人本学基础，而关于文化的阐发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关于实践的理解。
2.以实践为根基，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近现代的一些文化理论也试图揭示文化与历史内涵的关联，以及文明形态演变与历史发展的关联，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根本上把握了文化和历史的本质关联。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实践理解为人类个体的活动，而且把实践的展开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因此，他们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常常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和基本地位，一种观点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更加突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运动的基础性，这两种观点都把人的实践和社会运动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刻性正在于把握了二者内在的本质关联：在他们的视野中，实践并非脱离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物质条件的纯粹的个体精神活动，而社会历史运动也不是排除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纯粹物质活动，而是主客体统一的运动，历史运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层面的生成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清楚的论述，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构成要素的分析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是把社会历史结构和历史运动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展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衣食住行等日常需要的满足，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接着，他们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最重要的是接下来这一段话，在这里，人类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实践活动中生成了，“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到这里，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的实践活动已经展开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历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出，人还具有意识，但是，“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他们还特别强调，意识最初并不具有独立性，“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只是在后来的分工中，才逐渐生成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这样一来，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开始在实践活动中分化并生成现实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结构的生成的分析给我们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方面，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与人的实践活动不同的外在决定要素，而就是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过程；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和文化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现实社会运动的、被决定的要素，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是人类社会历史结构和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历史结构分析为我们准确地、深刻地把握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创新空间。首先，这一社会历史理论从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确立了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理论基点；其次，经济社会运动的实践基础和文化内涵的理解为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文化的反作用、文化的独立性、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非同步性等重要观点，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再次，关于人类社会运动实质上是人的实践的现实展开的理解，不仅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留下了空间，而且丰富了我们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内涵的理解，为深刻认识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等奠定了重要基础和坚实依据。
3.以实践为根基，多维度地开启文化建设和文化批判的现实维度。虽然几乎所有文化理论都注重文化对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影响，然而，真正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为根基的社会历史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它既在理论理性层面上回答如何理解文化的规定性，并通过文化的理解加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解的问题，又在实践理性层面上回答如何扬弃落后的和物化的文化，如何推动文化的进步并增强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积极推动作用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不需要更多的论证，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发展多维度地开启了现实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批判维度。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开展文化理论研究，他们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丰富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变化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但是，相比之下，他们的更多精力是投放在现实的文化发展问题上。例如，列宁的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和葛兰西设想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都把“文化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或新文化的培育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至于革命胜利后，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建设者，都高度重视发挥先进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和实践本质的深刻理解，把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文化培育和新文化建设视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20世纪所开辟的现实维度具有广阔的空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推进新文化建设的同时，身处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发展起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危机和现代人的文化困境的深刻的批判意识。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和异化理论出发，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的理解，对理性文化的危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都把异化理论发展成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20世纪人类实践的发展在带来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使异化普遍强化，不仅人的具体劳动产品可以成为统治人的力量，而且许多文化力量，如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等也都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因此，只有进一步唤醒人类实践的超越本性和批判精神，才能使现代人不断与文化危机和文化困境相抗争。这种文化批判理论不仅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实维度，而且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