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人类与自然之间历史的联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表达过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形态》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具体的展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34]“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并因此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把人同人的关系的历史与人同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放在一起探讨。“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生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35]“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36]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逐渐从被动的服从地位转变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的物质前提下，不断地能动地对自然界予以改造和发展。当然，外部自然界对于人仍然具有优先地位。他们指出，如果人类停止物质生产一年，便能导致自然界的巨大变化，这其中也包括人类自身的消失。然而，不管外部自然怎样地在人们手中发生巨大的变化，就一般意义而言，它的优先地位始终会保持着。他们分析到，当工具从“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时，以各个个人受自然界支配为基础的“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也就成为人们受劳动产品支配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37]。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并始终保持着外部自然的优先性。任何人都无法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排除出去。那种制造自然与人的对立，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的任何旧哲学都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关于像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这类“深奥的哲学问题”，“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类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38]。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表达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9]的观点。《形态》中，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进一步展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是在劳动实践中被改造从而打上人的烙印的人化自然，被改造了的自然又反过来使人本身发生变化，或者说，人在实践中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人本身；环境和人的改变，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记录，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的。”[40]“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1]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近代环境污染的类型、状况和危害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从工人的躯体和智慧中榨取剩余价值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工人的悲惨处境给予极大的人道关怀。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称《大纲》）中，恩格斯已经开始认识到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他认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它只是把自然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42]。恩格斯在《大纲》中着重分析了劳动、生产的作用，分析了劳动、生产同私有制的关系。他认为生产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劳动”[43]，生产过程就是自然和人这两个对立要素的辩证统一。其中，“人的自由活动”即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源泉’”。恩格斯还研究了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他指出：“私有制最初的结果就是生产分为两个对立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分为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的条件恰恰就是土地。其次，我们还看到，人的活动又怎样分成了劳动和资本，两方面怎样彼此敌对着。这样，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三种要素的彼此斗争，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支持；现在，我们还看到了私有制还使这三种要素的每一种都分裂开来。一块土地和另一块土地对立着，一个资本和另一个资本对立着，一个劳动力和另一个劳动力对立着。”[44]恩格斯在《大纲》中还开始注意“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以及人口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并注意到科学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成熟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成熟，他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形成的生态哲学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并把他们的生态观建立在成熟的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在辩证的自然观基础上，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基础上。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
《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巨著，也是一部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的伟大哲学著作，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批判、关于自然生产力思想、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关于循环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生态学批判，最早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一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对外部自然的破坏。资本具有无限积累的本性，资本积累对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物的需求存在无限增长的天然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在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废物。资本积累试图突破自然设立的时间界限，贪婪地剥夺自然，造成自然的满目疮痍。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森林，如“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也破坏了土地，盲目的掠夺欲，必然使地力枯竭。“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45]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的自身自然，即对工人健康的破坏。马克思利用当时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和《公共卫生》等官方的调查报告，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健康的破坏。在资本主义工厂中劳动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很差。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不断地损害工人的一切感官。而且在密集的机器中活动，有时会发生工伤和生命危险。资本家为了节省花费，对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设备尽量缩减，甚至对应有的空间、空气、阳光进行掠夺。因此，正像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说的，工厂是“温和的监狱”。但是，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发了自然生产力思想，充分肯定自然的价值。第一，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来源。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46]第二，自然界是整个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前提，又是劳动过程之中的自然要素。在劳动中，自然界作为独立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基础、一种环境、一种活动的作用对象；没有自然界，没有自然提供的自然物质，劳动就无法进行，人类也就无法生存下去。第三，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它提供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第四，自然条件规定着剩余劳动的界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着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土壤的肥力而变化。”[47]第五，自然条件制约着劳动生产率。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自然（如人种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资源具有决定意义；在较发达的阶段，第二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意义”[48]。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主张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内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使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受到干扰和阻碍，导致了土地贫瘠、山林荒秃、矿藏枯竭、气候恶化、河流污染、空气中恶臭阵阵等环境问题。为解决这些生态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使用者，人类应该把改良好的土地传给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了“消费排泄物”处理上的农村和城市、工业和农业之间建立合理的物质循环，“生产排泄物的利用”的用尽废料的生产理念，利用科技，减少废料等循环经济思想；提出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9]的思想。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与杜林论战的产物，它也是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部著作，《自然辩证法》一书是恩格斯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因此过去许多人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人们以往更为重视自然辩证法研究尚在进行时便已公开发表并建立起一个完成哲学体系的《反杜林论》。其实，恩格斯的这两部著作有着紧密的联系。恩格斯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由于要反击杜林的挑战，而不得不搁置“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在完成《反杜林论》创作之后，又回到《自然辩证法》的创作上来。事实上，《反杜林论》的基本哲学思想主要来自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这两部著作中，恩格斯以当时的科学发展为基础，正确解决了“人从何处来”的历史之谜，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