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哲学看成哲学
哲学不是万能的，它一定有所能有所不能。如果要开刀动手术，当然要找大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医学。可病人是人，完整的人，不但要知道他生了什么病，还要知道是什么人生了病。枚乘的《七发》就是非常富于哲理性的寓言故事。吴客很高明，他知道得病的是楚国的太子。他说，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纵耳目之欲，伤血脉之和，所以会得病。而且这种病无药可医，只有讲哲学，做思想工作才能解决问题。吴客对太子大讲哲学，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用要言妙道来说服太子，结果不药而愈。哲学不是医学，但医学不能没有哲学。其他同理。炒菜要掌握火候，种地要不违农时，做衣服要量体裁衣，这之中都有哲学问题。但哲学只能管它应该管的东西，而不能管它不能管的东西。哲学只能发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具体知识，但可以指导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哲学用之得当就有大用，用之不当则无用。“哲学无用”论的错误正在于它要哲学做它做不到的事，而不让它做它应该做的事。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超越自己的范围，全能全用包治百病的灵药从来都是江湖的骗术。
真正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哲学的作用。例如，爱因斯坦就看到专业化的局限，强调哲学的作用。他说，由于知识的增长，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医学也是如此，可是，这里专业化有一个天然的界限，如果人体的某一部分出了毛病，那么只有很好地了解整个复杂机体的人，才能医好它，在更复杂的情况下，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病因。因此，对于医生来说，普遍的因果关系的知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爱因斯坦从哲学中看到的是整体、是全局。整体观全局观正是哲学的重要之处。
哲学思维是人所独有的，它支配人的行为和思维方法，因此一个人的哲学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宰这个人的一切。所以了解一个人的哲学，往往可以了解这个人。西方有个哲学家说过一段深刻而风趣的话：“我认为一个人最实际而又最重要的依然是他的宇宙观。一个女房东在估量一个房客时，知道他的收入固然重要，但重要的还是知道他的哲学。对一个行将与敌人作战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力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敌人的哲学。”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知己知彼，就包括了解对方主帅的性格胆略和思维方法。一个人的想法、做法超不出他的眼界，而眼界从根本上说，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要永远注视现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关键是正确处理哲学与现实的相互关系。哲学与现实的脱离，哲学作为纯理性的思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它始终处于范畴、概念的体系之中，成为一个现实的阴影王国。这种哲学当然不符合力图改变现状的无产阶级的需要。
当马克思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时，他就在为博士论文准备的笔记中批判了这种倾向。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已经讲到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他说，在古代“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马克思还说：“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1]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发挥了这一思想，强调哲学的实践性。他说：“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2]
在讲到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马克思分析了由于青年黑格尔派以黑格尔哲学为旗帜而产生的哲学与现实的矛盾，他说：“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3]
后来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反驳海尔梅斯对哲学的攻击时明确指出，哲学必须与自己时代的现实相接触。马克思在批评以往哲学的缺点时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马克思还说：“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4]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脱离时代，无论它多么玄妙，多么诱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属于哲学垃圾，或者至多是不结果的花。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必须与自己的时代相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在发表于《德法年鉴》的文章中关于哲学与人类解放的相互关系，关于哲学是“高卢报晓的雄鸡”的论断，都是对哲学与现实关系的最好论述。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35、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258页。
[3] 同上书，25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哲学方法的特点
哲学方法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能直接取自任何一种自然科学。黑格尔非常强调这一点，他曾经说过，哲学方法不可能取自任何一门较低的学科，例如它不可能直接取自数学。这说明哲学的方法作为一种普遍方法，必须以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依据。哲学的方法当然可以吸取其他学科的成就，但不能搬用，而需经过提炼。
哲学方法的特点是理性的方法，它借助抽象思维能力，凭借一些最普遍的范畴和概念，以便从个别进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真正分析事物应该依靠理性。尽管我们并不排斥非理性的认识作用，并不排除直觉、顿悟的作用，但哲学方法论的本质是理性的方法，而不能依赖原始的直觉、一时的感受，更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
饮食男女中的哲学和艺术
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本性，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种社会现象。至于两性关系的形式，如婚姻家庭，同样也不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饮食男女中存在的哲学和艺术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问题。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另有人一本正经地表示同意，其实是有意贬损。以两性关系为主线是所有爱情小说的共性，可谁也不能说小说是性的艺术。因为真正的爱情小说的本质不是性而是以两性为基础的爱，是以性爱为轴心揭示社会状况和道德观念。恩格斯1888年4月写给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对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称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恩格斯也指出哈克奈斯的不足，即没有通过小说反映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极度的努力。恩格斯还以巴尔扎克为例，说明他通过描写“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从而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1]。
吃饭当然重要。之所以重要，正如恩格斯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2]。任何一个稍通文墨的人用不着大学问都能读懂这些话。马克思的理论决不是简单归结为吃饭，而是从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的生产中发现社会运行的规律，即人们在生产中如何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构成社会的基础，每一个社会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如何发生矛盾，如何导致革命，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规律，等等。这一整套规律性的论述岂是吃饭二字所能概括的。吃的重要性可以说古已有之，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政治家治国的格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历史观上坚持唯心主义。可见，吃饭与唯物史观是不能画等号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82、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流行哲学与哲学的流行
大凡科学很难成为流行的东西。历史上从来没有流行物理学、流行化学、流行生物学或者别的什么流行科学之类的东西。某种迷信，某种时尚，或某种思潮可以成为一时的流行品，但不会持久，大都是过眼烟云。真正在人类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对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具有推动作用的是科学或包含科学内容的东西。哲学就属于这一类性质的思想理论。
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哲学思想的骄傲，那时大家辈出，群星灿烂，可黑格尔仍然感到哲学受到冷落，很是不满，他在19世纪初期有过两次关于哲学的著名讲演，一次是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史的开讲词，一次是1818年10月22日在柏林大学讲授逻辑的开讲词。在这两次讲演中，黑氏对哲学的重要性做了精彩的论述。
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史的开讲词中，批评当时德国思想界对哲学不重视，他说：“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到自身。”黑格尔对德国哲学复兴寄予很大的期望，认为“把哲学从它所陷入的孤寂境地救出来——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是接受我们时代的较深精神的号召”。黑格尔还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他说：“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中成长的，我们应该赞羡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两年后在柏林大学讲授逻辑的开讲词中，黑格尔再次重复他在海德堡大学讲的思想，但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大学里加强哲学教育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大学是大学的中心，对于一切精神教育，一切科学和真理的中心，哲学，必须尊重其地位，优先培育。”
“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说的当然是牢骚话，可也是实话。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大哲学家，生前落拓贫困、寂寂无闻者并不罕见，可他们对民族精神，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是贴切的。历史上的哲学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践性和群众性，主要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里，又过于艰深晦涩，难以推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根本不同，我们把这种不同称之为哲学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特点是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知识分子走向群众，从书本走向生活。马克思主义并不轻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轻视书本，而是把它们同实践、同群众、同生活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历来的哲学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流行哲学，但它必须面对实践，掌握群众，它掌握的群众越多越能发挥它的作用。因此，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锐利的武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它的立足点是现实，是正在从事的改造现实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是文化遗产，而是现实的政治和思想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这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永远是当代的。
哲学既要可爱又要可信
王国维先生关于哲学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所说的可爱不可信的哲学是指叔本华、尼采等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而可信不可爱的大概是指孔德、穆勒等的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王国维先生的分类和评价当然可讨论，但他说的可爱与可信分家之事在哲学上是屡见不鲜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