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也不管统治者清明也罢，昏庸也罢，都会根据自己的统治意愿和需要，建立起一套选拔官吏的制度，来构成和完善各级官僚队伍，使其成为自身统治的得力助手。这种选拔管理的制度成为古代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管是何种社会形态，对“官”的选择都有其相应的标准，比如以才能授官，或以孝选官，或通过考试选拔，或才能、品行兼顾，等等。那么先秦时期的选官制度是怎样的呢？“孝”在选官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先秦时期的选官制度可以大致分为史前期（原始社会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阶段。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只有依靠集体劳动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当时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必须由部落成员以民主的方式共同选举，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试用，得到大家的公认后，方能确立为接班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禅让”制度。在确立了部落首领后，如果不合众人之愿，也可以立即罢免。由此可见，这时候的氏族部落本身就是最民主的组织形式。
据史料记载，唐尧的哥哥挚，曾是部落联盟的酋长，但由于他为人不善，引起了部落成员的不满，最终被罢免，并推举尧接替了他的职位。其实从这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那个时候不管是部落首领还是首领之下的其他官职，事实上并没有享有特殊的优待，或者是拥有超越其他人的特殊权利，他们与普通民众一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心尽力地领导人民同大自然以及其他部落的敌人做斗争。简言之，他们既要有才有德，又要有“为人民服务、甘愿吃苦受累”的奉献之心。
可以说，“禅让制”乃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原始社会的历史缩影，并不是凭空虚构和想象的。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人财富的不断增多，原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观念逐渐被“私”的观念所取代，传说中尧、舜、禹禅让时凸显出来的种种矛盾，其实已经透露出了这种信息。最终“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逐步确立起来。
夏、商、西周是我国的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贵族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各级官吏都是由国王、诸侯、大夫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将土地相应地分封给臣民作为食邑，世代相传，这种制度被称为是“世卿世禄”制度。但是此时，仍然有从社会底层选拔贤能的情况。《史记·殷本纪》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伊尹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人，他听说商汤是个非常贤明的君主，就想向他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但是却得不到进见的机会。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伪装成商汤妃子有莘氏的奴隶，作为厨师见到了汤，并向他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商汤听后深受触动，认定伊尹是治国的贤才，想要重用他。但是伊尹已经避居到乡下去了，不想到朝中做官。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商汤三番五次地前去聘请，最终伊尹被他的诚挚感动，欣然从命。伊尹被拜为国相后，勤勤恳恳，辅佐商汤发展经济，训练军队，最终助汤灭夏。商王武丁时，继位三年不问政事，把朝政交给手下的大臣，以便有充足的时间去察访贤才。在武丁深入民间寻访贤人时，发现了一个名叫傅说的奴隶，非常有才能，便想任其为相，治理国家。但是在当时直接把一个奴隶破格提拔为国相，势必会遭到贵族们的反对。因此，他便借做梦为由，画了傅说的一张画像，派人去寻找。最终，在傅岩找到了做版筑工的傅说。傅说被提拔后，励精图治，使商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除此之外，周文王时重用姜太公吕尚，武王继位后，在吕尚的帮助下，灭商建周。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在“世卿世禄”之下，依然有选贤任能的存在。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纷纷加入到争霸的行列中。这一时期，比较大的诸侯国有齐、晋、楚、秦以及后起于东南沿海的吴、越等，那么这些诸侯国如何才能在争霸当中占据优势并立于不败之地呢？当然，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经济都是争霸的必要条件，那么还有没有更重的筹码呢？管仲曾说：“君王不能成就霸业的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不知贤能；二是知道贤能但却不去任用；三是任用贤能却不信任他；四是贤能之人与卑劣小人并用。”从管仲这段话中我们不难领悟到，在那个大国纷争的动荡年代，如果能正确地选任贤德之才来辅佐国家的话，无疑给自身的成功加上了重重的砝码。因此，当时各国都非常注重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选贤任能制”。
齐桓公时，接受鲍叔牙的建议，任用管仲为相，在管仲的治理下，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国。人们在赞颂管仲贤能的同时，对鲍叔牙识才和荐贤的高尚品格也大加赞扬。可以说，如果没有管仲、鲍叔牙等人的齐心辅佐，齐桓公想要成就霸主地位没那么容易。
西方的秦国在平王东迁后才受封为诸侯，比起中原的其他诸侯国较为落后，但由于秦国地处西陲，受到西周奴隶社会宗法制度的束缚较少，因此更容易吸收新鲜的东西为己所用。秦朝的国君非常注重选用贤能的官吏。秦穆公时，听闻百里奚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可惜怀才不遇，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穆公立刻派人打听百里奚的下落，得知他在楚国放牛。穆公与大臣们反复商议计策，最终决定用五张黑色的上等羊皮来赎回百里奚。而百里奚来到秦国后，又向穆公推荐了蹇叔，同他一起辅佐穆公。由于秦穆公重用贤才，发展生产，国家很快便富强起来，雄霸于西方。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之间战争频繁，为了增强国力，在动荡之中保持并发展自身的势力，各国都“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这一时期的“士”，成为社会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跻身于各国政权的中心，甚至能够决定大政方针，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世家大族垄断官职的局面。这种“量能授官”的方式，为各国招揽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或擅长谋略，或处事果断，或敏于审时度势，或精于军事训练，不管具有哪一方面的才能，也不管走到哪一个国家，他们都有可能受到重用，得到高官厚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疑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绝佳历史机遇。
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一时间“养士”蔚然成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成语“毛遂自荐”就与平原君有关。平原君赵胜，以善于养士著称，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又派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危在旦夕。平原君受命出使楚国求援，说服楚王出兵抗秦。平原君想在自己的三千门客中挑选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随行。挑了十九人，最后一个却怎么也挑不出来。这时，毛遂自我推荐，赵胜不屑一顾，但还是决定带他去试一试。来到楚国后，毛遂以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楚王出兵相救，而平原君亦尊毛遂为上客。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数不胜数，可以说，各国通过这种方式，在扩大自己势力的同时，也将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推向了极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选官制度，无论是“禅让制”，还是“选贤任能制”，基本上都对德和才有着较高的要求。（当然，战国时期有时候过于看重“才”而忽略了“德”）乍一看，似乎这几种选官制度与“孝”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并没有明确提出要“以孝选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进去仔细地想一想，却能从中感受到“以孝选官”思想的萌动。可以这么说，先秦时期的选官，在看重德行方面与后世的“以孝选官”并无差异。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但是这种重德行的选官思想却为后世的“以孝选官”提供了范例，起到了榜样示范的作用。
一、虞舜以孝赢天下——禅让制中隐含的“孝”
在《尚书·皋陶谟》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这段话的大意是，作为官员不能只顾自己的私欲而贪图享乐，而应该兢兢业业地为百姓服务。各种各样的职位都不能任用那些不称职的人，因为所有的官职都是上帝设立的，怎么能让那些无所作为的人来代替上帝行事呢？皋陶所讲的这段话，体现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选拔官吏的标准，如廉洁奉公、勤勤恳恳、忠于职守等原则。虽然这些话可能也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从中大致也能了解到“禅让制”之下选官的主要依据。
舜，传说中的武帝之一，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舜的父亲名瞽叟，是个盲人，没有知识，脾气顽劣。他的生母名叫握登，很贤德，但不幸早亡。他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娶，所娶的继母为人嚣张，其异母弟象更是狂傲骄纵。舜的父亲、后母、异母弟采用多种手段，刁难他，排挤他，甚至想要置他于死地。舜的后母借口谷仓的仓顶坏了，让舜修补，结果他们却从谷仓下纵火，妄图烧死舜，最终舜手持两个斗笠做翼跳下才得以逃脱。还有一次，后母命令舜去掘井，舜在掘井的时候，瞽叟和象却下土填井，企图将舜闷死在井中，幸得舜掘开地道，才捡回了一条命。尽管面对如此恶毒的谋杀，舜却丝毫不计前嫌，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亲和后母，对待弟弟也非常友善、慈爱。相传舜的孝行感动了天帝，以至于舜在历山耕种时，大象替他耕地，小鸟代他锄草。舜以其宽厚、仁爱、孝顺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更成为“二十四孝”之首。
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极负盛名，而他正是以孝行而被人所颂扬。舜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那个时候的部落首领是唐尧。唐尧在晚年的时候曾询问“四岳”（即四个部落酋长），谁可以继任部落首领的职位。四个人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够，无法胜任首领的职务。尧便询问在民间是否有隐伏的贤德之人，四方酋长便告诉尧说：“在民间有一个处境困苦的人，名字叫做虞舜，他受尽了父母和弟弟的虐待折磨，但依然坚守孝道，以孝行和善心来感化他们，在民间的名望很高。”舜于是被推荐为尧的继承人。但是在原始社会，即使被确立为继承者后，仍然要对他的德行进一步考察，如果有不合人意的地方，随时会被罢免，这体现出原始社会的民主，选举权和罢免权是属于部落全体成员的。
舜在被考察期间，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来进一步考察他的品行。结果，舜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并且一如既往地侍奉父母，爱护弟弟。不仅如此，舜到历山去耕种，到雷泽去捕鱼，总是把最好的土地和水池让给别人，自己用最差的地方。他以自己的谦让、宽容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他所在的地方慢慢兴起了礼让之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和谐。尧非常高兴，进一步让舜参与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四方宾客。结果，舜将百官治理得井井有条，远方的诸侯宾客也非常敬重他。通过一系列的考验，不仅显示出舜高尚的道德品行，更显示出他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经过三年的考察，尧对舜的表现非常满意，便正式将首领之位禅让于他。
就现在看来，舜所处的时代是上古时期，这时候尚没有文字记载，因此舜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后人特别是儒家附会的结果，毕竟儒家学说重视孝道，而舜的传说也恰恰是以孝著称，因此他的人格形象恰好可以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但不管是传说也好，事实也罢，从舜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拥有美好的品德，特别是“孝行”，对其个人的影响有多么大。虞舜不仅以其孝行赢得了天下，更因其“至孝之心”而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可以说，舜作为中华孝德的始祖，成为了道德的化身，缔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
二、“才能”固重要，“贤德”不可抛——选贤任能制下的“孝”思想
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而“禅让制”中所蕴含的就是“选贤任能”的观念。尧因舜的孝行感天动地而禅位于舜，舜又因为禹有贤德之才而让位于禹，这无不体现了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懂得重用贤人，让他们带领着人们战胜自然灾害、为谋求生存而奋斗。夏启废弃了禅让制度，继承父位，从此建立起了“家天下”的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始社会时人人民主、平等，而是有了等级差异。事实上，在奴隶社会时期，主要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奴隶主贵族掌握着一切特权，当然包括选拔官吏的权力。尽管如此，“选贤任能”的观念依然存在。能否识别贤才并且为己所用，与统治者本人的眼力和开明度有很大的关系，正所谓千里马也需要有伯乐来识，才能施展其才能。因此，贤能之士能否一展才华，一鸣惊人，就要看能不能遇上“伯乐”了。
先秦时期最提倡“选贤任能”的当属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周天子势力衰微，思想文化上面临着礼崩乐坏。随着旧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崩溃，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新的思想便纷纷出现了。为了在争霸中有更大的胜算，强化自己的统治，各诸侯国便着手把大量的贤能之士拉拢到自己的统治阵营中，使其成为争霸战争强有力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