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戚景通遗子《兵法》抗倭寇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从小受到父亲戚景通的严格教育，只要他有丝毫缺点，都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父亲问戚继光：“宋代岳飞曾说过什么话？”戚继光答道：“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国家就兴旺。”“对，你要终生记住这句话，认真读书，勤练武艺，才能为国立功，干一番大事业！”几年后，戚继光成为了一名文武双全的青年军官。这时，父亲正埋头著一部兵书，有人劝他晚年要多置办些田产以留给后代，戚景通听后对戚继光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继光吗？”戚继光答道：“要孩儿继承戚氏家风，光耀门第。”“继儿，我一生没有留给你多少产业，你不会感到遗憾吧？”戚继光指着厅堂上父亲写的一副对联：授产何若授业，片长薄技免饥寒；遗金不如遗经，处世做人真学问。读了一遍后说：“父亲从小教我读书习武，还教导我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这就是给我最宝贵的产业，孩儿从没想过贪图安逸和富贵，我只想早些看到父亲将来像岳飞建‘岳家军’一样，创立一支‘戚家军’。”戚景通听了心中十分宽慰，笑着对儿子说：“我这部《戚氏兵法》已经完成了，现在传给你，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将来你用它来报效国家吧！”戚继光跪在地上，双手接过兵书说：“孩儿一定研读这部兵法，不管将来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也不会丢弃父亲的一生心血。”
戚继光初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后任总兵官，率军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戚景通的“授产何若授业，片长薄技免饥寒；遗金不如遗经，处世做人真学问”，是父母慈爱子女的另一种途径：授业。古人有言：授人以渔而不授人以鱼。即传授子孙一种能衣食无忧的业艺、能做官食禄的学问、能抵御外侮、建功立业的本领。《南史·戴法兴传》载：南朝宋戴硕子有三个儿子，都善书好学。富户陈载有钱三千万。乡人传曰：“戴硕子三儿，敌陈载三千万钱。”如果说，遗子孙以财产是下策，授子孙以业艺就是上策。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曾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这是父母为祖孙计的明智之举。
（六）为人子，止于孝
《礼记·大学》讲：“为人子，止于孝。”父母对子女施以慈爱，子女对父母则要尽以孝心。正因为“父慈”，所以“子孝”，这是父子双方道德义务的必然要求。关于“子孝”的内容，上述孔子、孟子以及《孝经》都反复讲过，“二十四孝”还给我们树立了方方面面的榜样。然而，历史上子女孝敬父母的典型事例难以尽述，在此仅述几例。
1.孝女舍身救父
“二十四孝”讲到许多像杨香一样打虎救父母的孝子，历史上缇萦、诸娥救父，与这些打虎的勇士们相比，并不逊色。
西汉文帝时，临淄人淳于意任齐地太仓长，人称仓公。仓公自幼喜欢医术，为人治病，能决生死。后来，为仇家所告，被判处肉刑，押解到长安。肉刑是古代刺字、劓鼻、砍脚等伤残肉体的酷刑，一旦受刑，将终生无法做人。仓公无子，只有五个女儿，哭着送他上路。父女生离死别，又没儿子替父申冤，仓公心里愤懑，怒骂说：“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小女儿缇萦愤然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我父亲做官吏，齐地都称赞他清廉公平，现在他犯法应当受肉刑，我痛心的是死者不可复生，而受刑的人不可能再长出肢体，虽然想改过自新，可没有机会了。我愿意舍身为官婢，来抵偿父亲的罪行。”缇萦的孝行感动了汉文帝，遂废除了肉刑。一个小姑娘不仅救了父亲，而且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刑法改革，在当时成为震惊朝野的奇闻，并以孝女救父的佳话流传至今。东汉史学家班固作诗称赞缇萦说：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唐朝天宝年间，朝廷敕建淳于孝女祠于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直到清代犹存济南府城之内。近代演义小说家蔡东藩赋诗赞颂缇萦说：
欲报亲恩入汉关，奉书诣阙拜天颜。
世间不少男儿汉，可似缇萦救父还。
西汉缇萦救父是幸运的，遇到了个比较仁慈的皇帝，而明代孝女诸娥为救父兄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明初山阴（治今浙江绍兴）人诸娥的父亲诸士吉为粮长，遭逃避赋税无赖的诬告被判了死刑，两个哥哥诸炳、诸焕也受到株连而身陷囹圄。诸娥年方8岁，昼夜号哭，与舅舅陶山长赴京师诉冤。当时有规定，进京诉冤者必须先滚钉板才能受理。为了救父兄，诸娥毅然辗转钉板之上，几次昏死过去，终于将诉状递了上去。结果，只判一个哥哥戍边，父亲和另一个哥哥无罪释放。而诸娥终于经不住滚钉板的酷刑，伤重而死。当地人为她画像，配祀曹娥庙。
说到舍身救父母，历史上还有许多因海贼、倭寇、盗匪杀人，子女以身保护父母而死的行为。都表现了对父母的一种舍生忘死的关爱，上述业已述及，不再赘述。
2.千里寻父的孝子们
“二十四孝”中，北宋朱寿昌弃官寻母。《明史·孝义传》中，刘谨三赴云南寻父。此类孝行还多着呢：
明初安仁（今属湖南）人王溥，原为陈友谅手下将领，后投归朱元璋，任河南行省平章。没当官时，曾与母亲叶氏避乱于贵溪（今属江西）而失散，一离就是18年。一天，他梦到母亲仿佛告诉他身在何处。王溥禀明了朱元璋，来到贵溪，却找不到母亲的坟墓，便昼夜哭泣。当地居民吴海说，他母亲为贼所逼，投井自尽了。王溥找到那口井，见有只老鼠从井里出来，投入他的怀中，又跳回井里。王溥排干井水，终于找到母亲的尸体。人们说这是“井鼠投怀报信”。
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文安（今属河北）人王珣因家贫役重而逃出，20年没有音讯。其子王原多方寻父不果，遂告别母亲、妻子，离家寻父。有一天，王原渡海到了田横岛，和衣睡在神祠中，梦中到了一个佛寺，正当午时，以莎菜加上肉羹做午饭吃。这时一位老人也来到佛寺，王原惊醒过来。他把自己的梦告诉老人，请他占卜。老人说：“午，是正南方。莎根附子，再加上肉做饭，就是附子脍（父子会）。你向南方去找，父子兴许能相会吧？”王原很高兴，辞谢老人上了路。
王原向南渡过洺水、漳水，到了辉县的一座梦觉寺，王原不觉心动，似乎感觉父亲就在寺院里面。当时天色已晚，下着大雪，王原就睡在佛寺门外。天明时，一个和尚开门出来，看见他后大吃一惊说：“你是什么人？”王原说：“我是文安人，为寻父亲而来。”父亲王珣就在这座寺院内，此时正在灶下做饭。和尚进寺对他说：“你家乡有一位青年来寻找父亲，你看是否认识这个人。”王珣出来见了王原，互不认识。问清各自姓名，父子俩抱头痛哭，寺内僧人无不感动。于是，父子相伴回家团聚。
明朝云南太和（今云南大理）人赵重华7岁时，父亲赵廷瑞到各地游历，一直没回家。赵重华长大后，到官府领了路条，把自己背上写上“万里寻亲”四个大字。另外，又准备了写着父亲年龄、面貌、籍贯的寻人启事数千张，开始了万里寻父的艰难历程。赵重华千里跋涉，来到武当山太子岩，岩北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二月十二日，赵廷瑞朝山至此。”赵重华一见父亲的字迹，又悲又喜说：“我父亲果然到过此处，和我来的日月相同，肯定能和父亲相逢。”于是在父亲的字后接着写上：“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十二日，赵廷瑞之子重华寻父至此。”写完离开武当山，经历南阳，渡过淮水、泗水，回头向东，从丹阳（今属江苏）来到常州。路遇强盗，被抢劫一空，只剩一张路条。赵重华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对他说：“你父亲住在无锡南禅寺中。”赵重华急忙奔向南禅寺，果然见到了父亲。父子大哭一场，一同回老家云南了。
清光绪（1875～1908）年间，河南清丰县后士子园村刘永之，2岁丧母，父亲刘怀智被征兵役开赴陕西，辗转到新疆伊犁，孑然一身，开荒种地，有家不能归。刘永之由祖母和叔父抚养长大，24岁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一点音讯。不管消息真假，他横下心来，背起行装，踏上了万里寻父的路程。他也记不清爬过多少高山峻岭，涉过多少河湖沼泽，穿越过多少森林草地、戈壁荒漠，一路乞讨，一路询问，经半年有余，终于父子相见。然而父亲因多年来孤身一人，辛苦劳作，又加上思念家乡亲人终日啼哭，最终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刘永之靠上山打柴或乞讨换钱，为父亲治病，日夜精心侍奉，然不足一月父亲就离开了。刘永之无奈，收拾骨骸，背负父亲归葬故土。光绪皇帝特颁赐“万里归亲”御匾以彰其孝行。
王溥、王原、赵重华、刘永之等一颗孝心，不畏艰险，万里寻亲，不仅值得后人钦佩和敬重，还用自己感天泣地的孝行纠正了一种世俗的偏见：“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3.花木兰替父从军
“花木兰替父从军”，来自南北朝民歌《木兰辞》，是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民间传说。
据说，花木兰是北魏人，自小勤奋纺织。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经过孝文帝的改革，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安定。但是，北方游牧民族柔然族不断南下骚扰。北魏政权规定每家出一名男子上前线，木兰的父亲名列其中。《木兰辞》是这样说的：“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由于木兰的父亲年纪大了，弟弟年纪又小，所以，木兰决定替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十年的戎马生涯。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与伙伴们一起英勇杀敌，终于取得抗击柔然的胜利，十年后凯旋班师。皇帝念她的赫赫战功，封她为尚书郎。花木兰辞官不做，回家孝敬父母。
《木兰辞》最后一段，描绘了花木兰凯旋，给全家带来的喜悦：“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花木兰不仅行孝替父从军，还给全家带来无限的荣光和天伦之乐。
花木兰替父从军，明朝杜槐则代父抗击倭寇。杜槐是慈溪（今属浙江）鸣鹤场人。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倭寇侵扰县境，县令命杜槐的父亲杜文明组织武装抗御。杜槐以父老代行，散家财，募骁勇，奉命镇守余姚、慈溪、定海（今镇海）一线。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犯观海卫，杜槐召集群勇，击败倭寇。两年后，杜槐遇倭寇于定海白沙，身先士卒，激战一日，斩敌三十余人后阵亡。儿子替父抗倭，父亲为子报仇。杜槐的父亲杜文明又走向抗倭战场，在鸣鹤场斩杀一倭寇头目，倭寇惊呼“杜将军”。后来，杜文明也在奉化枫树岭壮烈殉国。
花木兰替父从军，杜槐代父抗倭，是古代忠孝两全的完美孝子。
4.“马班”子承父业
孔子要求子承父志：“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从孝的角度分析，“干父之蛊”，子承父业，这正体现了子女将自己视为父母生命的延续，体现了对父母的敬爱与感激之情。
司马迁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原来担任“太史令”，是当时史坛上的泰斗。
西汉武帝封禅泰山，没让太史公司马谈参加，车驾浩浩荡荡东去，司马谈被滞留在周南（今洛阳一带），忧愤而死。临终，他握着儿子司马迁的手，一边悲泣，一边告诫说：“你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曾显功名于虞夏，后世中衰。我矢志著史，可天子封禅泰山，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也。我死后，你为太史，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写出一部流传千古的史书，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父亲死后，司马迁任太史令，立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誓言，开始发愤写作《史记》。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降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将军李陵作战失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宫刑。宫刑是伤残人的生殖器官的酷刑，辱及祖先，见笑亲友，是受刑者的奇耻大辱。司马迁羞愤交加，万念俱灰，绝望地说：“亦何面复上父母丘墓乎？”几次想了此残生，但为了完成父志，忍辱负重，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这部书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成为史官继承父志，扬名后世的典范。
司马迁对自己的这段生死抉择，有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父亲的遗志，扬名显亲，就是司马迁认定的“重于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