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族长的这些权力，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孝经·五刑章》讲的“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已把孝注入进法律之中。此后的法律都把对尊长的忤逆言行定为不孝、恶逆等重罪，隋朝《开皇律》把“不孝”定为十恶之条。明清律令规定：“卑幼擅用财二十贯，笞二十，每增加二十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另外，子孙别籍异财者，以不孝罪论，属十恶不赦之罪。法律直接为家长、族长管理家务提供了依据和保证。明清法律对家长的惩戒权也有所支持，除故意杀无过子孙要受处罚外，杀有过子孙则无罪。明清时期的族长，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用许多惨无人道的手段把失贞的寡妇处死，依据就在这里。另外，家长还有送惩权，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事实上，国家又把家长、族长的惩罚权无限化了。
封建统治者给予家长、族长权力，目的在于让他们履行义务，协助官府管理户口、赋役，维护社会稳定等。官府征发兵役徭役，唯家长是问。《晋书·刑法志》讲：“举家逃亡，家长斩。”家里有人犯法，也要追究家长责任。特别是家人共同犯罪，要由家长负责，《唐律疏议·名例》中叫“尊长独坐，卑幼无罪”。
六、家族繁荣昌盛的希望——家训和家法
家训，亦称作“家范”、“家戒（诫）”、“家书”、“家规”、“家语”、“家仪”、“家教”、“家政”、“家订”等，是家族中长辈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和训示，包括口头遗言和书面训示两种形式。还有一些家训存在于家谱中，名称有“宗规”、“祠规”、“家约”、“乡约”等。有的家训是长辈临死时教诫子孙的，如“遗令”、“遗书”、“遗命”、“遗诫（戒）”、“终制”、“顾命”、“遗言”、“遗训”等。总之，只要是有关教家训子的内容，都可以视之为家训。
（一）家训的产生与发展
“三代而上，教详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家训从产生、发展到成熟、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先秦到两汉是家训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早在西周时代，就有家训了。《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训诫弟弟康叔的篇章。《召诰》是召公奭训诫侄子周成王的篇章。上述“周公吐哺”是周公对儿子伯禽的训诫。《论语·季氏》记有孔子要求儿子伯鱼学诗、学礼的“过庭之训”。这些已是标准的家训了。
两汉时期不同形式的家训有三十多种，主要有刘邦的《手敕太子》、孔臧的《诫子书》、司马谈的《遗训》、东方朔的《诫子书》、杨王孙的《病且终令其士大夫俭葬》、刘向的《诫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张奂的《戒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蔡邕的《女训》，等等。这些家训还只是一些保存在子书、史传、文集和类书中的只言片语或单篇文章，篇幅也不太长。这个时期的家训已基本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包括帝王家训、女训、遗训等在内的各级各类家训的框架，为我国家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是家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由于士族官僚“重家族，轻朝廷”观念的形成，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在离乱动荡的年代，子孙奢侈腐化、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严重后果，为避免家族衰败，子孙倾覆，纷纷用各种形式的家训告诫子孙立身处世的道理，要求他们“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北齐颜之推说，当时的家训“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著名的有曹操的《诫子植》、《诸儿令》及《遗令》，刘备的《遗诏敕后主》，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王昶的《戒子书》、王肃的《家诫》、杜恕的《家诫》、王祥的《训子孙遗令》、嵇康的《家诫》、王僧虔的《诫子书》、徐勉的《诫子崧书》、杨椿的《诫子孙》、魏收的《枕中篇》、狄仁杰的《家范》，等等。
该时期的家训，有三个特点：其一，“儒术独尊”的局面被打破，玄学、佛学、道教的内容充斥到家训之中。其二，出现了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为代表的洋洋万言、独立成书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系统总结了作者自己教子的切身经验，内容涉及和囊括了教育、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方面面。它的问世，创立了我国古代家教文献的独特体裁——家训体。《颜氏家训》被誉为“百代家训之祖”，成为后世家训仿效的范本。其三，伴随着隋唐文化的空前繁荣，还出现了以杜甫的《又示宗武》、《宗武生日》，韩愈的《符读书城南》等为代表的、以诗为体裁的家训，开创了以诗歌体裁进行家教的先河。古代童蒙著作《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劝孝歌的出现，杜甫、韩愈功不可没。
宋元明清是家训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家训成熟完善的顶峰时期。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家训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我国古代家训类著作公开印行的有117部，宋元明清时期就占了110部。比较著名的有北宋司马光的《家范》、《居家杂仪》，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陆游的《示儿》诗和《放翁家训》，明朝袁黄的《袁了凡家训》、庞尚鹏的《庞氏家训》、姚舜牧的《药言》，清朝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规》、张英的《聪训斋语》、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丁耀亢的《家政须知》、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等。
通俗家训的出现，是宋元明清家训的突出特点。通俗家训多为语录体，语言通俗简短，近似白话，有的还对偶押韵，便于记诵，既教子孙，又教百姓。因此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家训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使家教的重心迅速下移到平民百姓阶层，在高深的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社会的主流思想能深入到黎民百姓之中，故家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家庭教育的范围，它不仅成为家庭成员的行为准则，而且对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增强，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家训的内容
家训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涉及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着历代家长的智慧，蕴涵了天下父母教子的心得，荟萃了大量立身处世的至理名言。既有尧舜孔孟之道，尊长师友之戒，又有“傅婢之指挥”，“寡妻之诲谕”；既有家法、家规、家禁等道德律令，又有严父慈母苦口婆心的规劝、开导；既有治生业、隆家道的方略，又有睦亲族、传子孙的诀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孝悌忠信，敦宗睦族
孝悌是传统家训教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孝悌就是要求每个人在家庭中要做到尊敬长辈，长幼有序。我们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儒家伦理教化的重点任务和宏伟目标。其中，“齐家”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修身”又是“齐家”的首要条件，因而，“孝”作为修身之本，自然成了家训的核心内容。
纵观历代的家训，从简单明了的数百字的单篇，到洋洋万言的巨著，都有“孝悌忠信，敦宗睦族”的内容。
《新唐书·穆宁传》载，唐朝秘书监穆宁“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又诫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之前，宰相韩休以训诫子侄严肃而闻名，贞元（785～805）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河东节度使柳公绰的孙子柳玭“述家训以戒子孙”说：“孝慈、忠信、笃行，乃食之醯（醋）酱，可一日无哉？”
被《四库全书提要》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大力提倡“人不可不孝”，“兄弟贵相爱”。宋人赵鼎在《家训笔录》中的第一项便指出：“闺门之内，以孝友为先务。”
明清之际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固结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气数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人人凌竟，各怀所私，其家之败也，可立而待。”父子兄弟团结就能家道隆昌，反之则家道衰败。他讲的敦宗睦族，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家和万事兴”。
孔子讲，“孝慈则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许多家训都原封不动地转述这些内容，注意培养子孙“敦厚忠信”的品格。《袁氏世范》也要求子孙诚实守信，宽厚待人，做到“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者”。另外，这种忠孝观念还常常渗透到家训著者所在的宗族当中。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大都聚族而居。因此，许多家训也往往成为大家族的族训，这就大大拓展了教化对象的范围。
2.以农为本，耕读传家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为主，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一直是老百姓千百年来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
北齐颜之推牢记颜氏“世以儒雅为业”的传统，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用大量的历史和现实的事例阐发了以儒学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耕读传家的深刻道理。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钻研技巧，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颜之推还引用当时谚语：“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他强调的实际上是一种自立自强的敬业精神，一种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生存能力。在士、农、工、商诸行业中，颜之推首推从事耕稼的农业。
在《治家篇》中他谆谆告诫子孙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菜瓜果，园场之所产；鸡猪鹅鸭，栏圈之所生。房屋器械，柴米灯油，都是种植之物。能守其业者，闭门即可丰衣足食。”“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就像孟子的“五亩之宅”一样，颜之推描绘了一个田园与庭院相结合的耕稼树艺、饲养六畜的农业经济蓝图，确立了颜氏家族的治家守业之本。
在士族门阀地主“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的时代，“稼穑而食，桑麻以衣”，只是教导子孙以农为本，治家守业的道理，“知稼穑之艰难”，不一定要真的亲自从事稼穑，颜氏子弟亲自从事的是读书治学，这是“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根本。颜之推在《勉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读书治学的作用和优越性：
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
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
读书治学本身就是一门守业传家、“易习”而尊贵的技艺，它是行道利世、修身利行、开心明目和个体品格完善的源泉，更是做官食禄的资本和途径。这是颜之推从颜氏家族兴盛不衰和南北朝时代变迁中感悟出的卓识和信念，它业已洋溢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精神。
南宋陆游《放翁家训》的观点与颜之推不同，他讲：“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杜门穷经，不应举，不求仕，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荣达，策之下也。舍此三者，则无策也。”在他看来，务农是上策，读书不做官是中策，做小官不求荣达是下策。他的《示子孙》诗，实际是一篇家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
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
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
吾家世守农桑业，一挂朝衣即力耕。
汝但从师劝学问，不须念我叱牛声。
中国古代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家族价值观，一种是出人头地，追求高官厚禄；一种是孟子说的“父母俱在，兄弟无故”。陆游属于后者。这是普通百姓最低层次的追求，亦即不求富贵显达，不求出人头地，一家老小平平安安，丰衣足食，足矣！那些遭祸端的仕宦家族，每当大祸临头、心灰意冷之际，便会与之产生共鸣。秦朝丞相李斯辅佐秦始皇成就帝业，声名显赫，到秦二世时被“夷三族”，临刑时对儿子说：“现在我想和你牵着黄狗到野外逐狡兔，能行么？”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孙奇逢的《示子孙》诗，就反映了这种价值观：
家学渊源二百年，不谈老氏不谈禅。
家贫何似为农好，富贵苟求终祸端。
堪笑庸人虑目前，自驱陷阱冀安然。
道人拈此作家诫，淡薄由来是祖传。
清代学者张履祥也主张“治生唯稼穑”，宣称“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生者”。在他们看来，只有农业才是治生之本，才是唯一的治生正道。这些劝诫虽然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安定，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但在这种浓郁的乡土意识的支配下，世世代代的农民囿于闭塞的农村，大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勤俭为本，朴素为美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指劳作上的勤奋和不懈的进取精神；俭，指财用上的节俭和生活中的淡泊习惯。勤可以丰家，俭可以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