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与列祖列宗共事的家庙和祠堂
家庙也称宗庙、庙堂，是祭祀祖先、商量家国大事的场所。《淮南子·兵略训》说：“故运筹于庙堂之上，决胜于千里之外。”范仲淹《岳阳楼记》也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句。这里的“庙堂”，还是决定军政大事的地方。
祠堂，又名宗祠、宗庙、家庙、祖庙、祢庙、家祠。“祠”即是祭祀的意思，祠堂就是祭祀神灵的房堂。秦汉以后建在坟墓处，用来祭祀死者的享堂叫祠堂。明清时期的家庙多称祠堂。如清朝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祠堂》称：“今世士大夫家庙皆曰祠堂。”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许多有惠政的地方官，当地百姓也为他们立祠堂祭祀，如西汉南阳（今属河南）百姓为太守召信臣立祠，西汉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百姓为大司农朱邑立祠，唐朝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百姓为刺史狄仁杰立生祠。此外还有文人学子祠堂、忠勇将士祠堂、烈女孝子祠堂等，虽都称祠堂，但不是宗族祠堂，更不是家庙。
1.商周时代的宗庙
中国祠堂文化的滥觞，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祖先崇拜有着密切关系。古人祭神特别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实际上就是祠堂的前身。到了商代，祖先崇拜和祭祀有了发展，建立了初步的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但商代祭祀礼仪尚未形成定制。
西周为巩固统治，建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周朝贵族特别重视宗庙。“君子之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宗庙祭祀的规模也有严格的规定。《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天子“七庙”是指天子可以为包括太祖在内的最近的七代祖先立庙，以下以此类推。周朝庶人没有宗庙，只能在家中正堂上祭祖。这样，以宗庙为核心的祭祖礼制正式形成。中国家庙、祠堂也正式诞生，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诸侯国的宗庙并不把几代祖先放在一起，各代国君一般都单立一庙。鲁庄公父母双亡，夫人哀姜举行庙见之礼，把父亲鲁桓公的庙装饰一新。《左传·襄公六年》记载有“襄宫”，是齐襄公的庙。《战国策·齐策一》讲：“先王之庙在薛”，指的是田氏齐威王的庙。
2.秦汉以后的祠堂和家庙
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讲，秦朝“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坟墓处建祠堂开始于西汉。至今犹存的东汉嘉祥武氏祠，就建在坟墓旁。
东汉清河王刘庆的母亲宋贵人饮药自杀，后葬于洛阳城北的樊濯聚。刘庆想为母亲修祠堂，因没敢向汉和帝提出，后引为没齿之恨。
曹操受封为“魏公”，始建宗庙于邺（今河北临漳），以诸侯礼立五庙。以后，多以官品或爵位来比拟先秦时代的庙制。南朝宋郭原平服丧完毕，自己盖了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日祭祀。
唐宋时期的祠堂多称家庙。唐太宗时，宰相王珪不作家庙，四时祭于寝，被人弹劾。唐太宗不想治他的罪，亲自为他立家庙，让他感到羞愧。时人指责王珪只追求节俭而不顾礼仪。可见，唐初一定品级的官员（五品以上）必须立家庙，否则就会受到法司的弹劾。
《大唐开元礼》规定：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加始祖共计五庙。五品以上祠三庙。六品以下到庶人，祭父祖于正寝。
唐朝以来，修在野外坟墓之处的祠堂又移到了城镇。文武百官的私家之庙多集中在京城长安城内的繁华之处，以致皇帝去南郊行大祀之礼必经的天门街左右诸坊都有私庙。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诏京城不许群臣作私庙，但可在居住之处立庙。
五代时，士大夫多不建庙，四时祭祀于室屋。所以，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士大夫家庙自唐以后不复讲。
《宋史·礼志十二》载，庆历元年（1041），“南郊赦书，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立家庙”。北宋元丰三年（1080），宰相文彦博留守西都长安，始祭祀家庙。一般大臣仍然不能建庙，学者贵为公卿而祭祀先人只能备庶人之制。北宋右正议大夫王存经常以此为憾。告老致仕后，营建住宅时首先营建家庙。
绍兴十六年（1146）正月，秦桧立家庙，宋高宗赏赐给他许多祭器。赐给将相祭器，宋高宗首开先例。
南宋初的抗金名将杨存中的祖父永兴军路总管杨宗闵、父亲知麟州建宁砦杨震以及母亲都在抗金战场上殉国。杨存中累战功至检校少保，领殿前都指挥使。请求立家庙，赐予祭器。朝廷特许他祭祀五世先祖，并赐祖父的庙额为“显忠”，父亲的庙额为“报忠”。
从上述历代宗庙的演变可以看出，古代有官爵者才能立家庙，一般百姓没有这个权力和荣耀。由此可知，金榜题名、加官晋爵不光能扬名显亲，还能让列祖列宗有一个显贵的住所。
3.明清时期的家庙与毁庙、祫祭
明朝洪武六年（1373）规定，公侯品官于居室之东修祠屋三间，以祭祀高、曾、祖、考（生为父，死为考，入庙为祢）。嘉靖十五年（1536）又规定，三品官以上立五庙，以下立四庙。三品以上官“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四品以下，四世递迁而已”。要理解这些规定，先得了解古代的毁庙礼制。
先秦时期就有毁庙礼制。比方说“四庙”祭祀高祖、曾祖、祖父、先考四代，也有的是祭祀始祖，再加曾祖、祖父、先考三代宗亲，共四庙。可等这家的长辈死了，儿子成为祭祀的主人，原来的曾祖成了高祖，四庙就不够用了。于是，原来的高祖或曾祖成了“亲尽”之庙，这就有了“毁庙”制度。三年之丧完毕，因先考的神主迁入宗庙，多出了一庙。这时，将列祖列宗的神主都请出来，进行总祭，叫做“祫祭”。然后把不在庙数的神主（始祖除外）移入“祧（tiāo）庙”内，藏在祏（shí，古代宗庙里藏神主的石函）或专设的房间内，留下最亲近的先祖。祫祭每五年举行一次。上面说的“四品以下，四世递迁而已”，就是这个意思。
“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是说三品以上官所立的五庙可世世代代祭祀，不再有毁庙制度。中国人祭祖，恨不得几代、几十代的列祖列宗都祭祀。这个“不迁”终于突破了先秦以来的祭祀礼制，满足了民间厚葬久祀的愿望。这样，立庙者得以世世代代奉祀，随着子孙的不断繁衍，就出现了祭祀历代列祖列宗的宗族祠堂了。
明清徽州（治今安徽歙县）一带流传，“家必有谱，族必有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安徽黟县西递村胡氏祠堂众多，被誉为“祠堂世界”。西递村胡氏奉唐昭宗李晔之子昌翼公为始祖，昌翼公因随奶娘避唐末之乱，改为奶娘丈夫的胡姓，昌翼公的第五代后人胡仕良率族人迁到西递村。胡氏祠堂最高一级的叫本始堂，是宗族全体族人祭祀始迁祖的祠堂，也是西递胡氏等级最高的总祠堂。后因宗族人口繁衍众多，又出现从宗族分出来的、祭祀本支族先祖的支祠，祭祀本家族先祖的家祠，等等。西递村胡氏的族权思想、宗法秩序比较淡化，祠堂还作为家族内部教育子孙的训诫地。如“敬爱堂”即启示后人敬老爱幼，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作为宗祠，这里一直是商讨族事的场所，遇有族人婚嫁喜事，或教斥不孝子孙，也在这里进行。
“追源溯本，莫重于祠。”孔子认为，祭祀既是对祖先“慎终追远”的道德情感的培养，又是向子孙灌输“孝”和“恭敬”的道德意识手段。所以，家庙祠堂对培养子孙对祖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育家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塑造敬老爱幼、治学修业、立身扬名，树立奋发向上的家族文化精神，有着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