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魏晋以后官吏管理制度中的孝
自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实行科举制以来，不再专门选拔孝子为官，但孝仍是官员升迁的依据。武则天时的韦嗣立、韦承庆兄弟，虽不是因孝出仕，却是因孝被武则天重用。当时，任凤阁舍人的哥哥韦承庆因病离职，武则天对弟弟韦嗣立说：“你父亲曾说：‘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你兄弟任职以来，果如父言。我任命你为凤阁舍人，让你们兄弟自相替代。”遂让韦嗣立接任了哥哥凤阁舍人的职务。在武则天时，哥哥韦承庆三次任天官（吏部）侍郎，官至宰相。弟弟韦嗣立由兵部尚书升任宰相。朝廷的重要官位凤阁舍人、天官侍郎、知政事、黄门侍郎等成了韦氏兄弟的专利，一会儿哥哥做，一会儿弟弟做，弟兄二人“前后四职相代”，“父子三人皆至宰相”。一门贵盛，有唐以来，无与伦比。
魏晋以来虽无选拔孝子为官的制度，却有不孝子被罢官严惩的规定。
东晋元帝时，世子文学王籍之在为叔母服丧期间结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期间嫁女，都遭到丞相司直刘隗的弹劾。
北魏步兵校尉拓跋嵩为叔叔服丧期间出外游猎，孝文帝大怒，下诏说：“嵩不能克己复礼，以鹰鹞取乐，有如父之痛，无犹子之情，便可免官。”古代叔父如父，侄子犹子，服丧期间游猎，就是不孝。
《隋书·郑善果传》载：郑善果的从父郑译“事后母不谨”，隋文帝赐《孝经》以羞辱之，郑译的儿子郑元也以不孝闻，“士丑其行”。
《新唐书·李渤传》载：李渤的父亲李钧任殿中侍御史，以不能养母而被终身免官。李渤深为父亲羞耻，与哥哥李仲刻志于学，隐居庐山而不出仕。父亲不孝不仅断送了自己的仕途，还让儿子羞于出仕。
《新唐书·柳公绰传》载：唐朝河东节度使柳公绰的孙子柳珪要升任右拾遗，给事中萧倣、郑裔绰反对说：“柳珪不能事父。”结果不仅柳珪的右拾遗泡汤了，原来的官职也给废了。柳公绰家法严整，为唐朝士大夫所崇尚。
唐朝招讨府掌书记于公异，当官后不回家探望后母。唐德宗诏赐《孝经》，罢官归田里。卢迈因举荐于公异不当，也被罚俸禄两个月。
《唐律疏议》规定：有父母、丈夫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服丧期间，忘哀作乐，徒三年。明朝顾炎武的《日知录》记载：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滑州（治今河南滑县）掌书记孟升隐匿母丧，大理寺依法判为流放，而唐明宗以“孟升身被儒冠，贪荣禄匿母丧而不举，渎污时风，败伤名教，十恶难宽”，赐孟升自尽。可见，朝廷对官员不孝处理得极其严厉。
官员在为父母居丧期间稍有越礼行为，也要遭到严惩。《日知录》载，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四月，京兆府原法曹陆赓的儿子陆慎余与哥哥陆博文，居丧期间穿着华丽的衣服过坊市，饮酒食肉。宪宗下诏，各杖四十，陆慎余流放循州（今属广东），陆博文赶回原籍。十二年（818）四月，宰相于頔第四子、驸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丧期间，与进士刘师服宴饮，于季友被削官爵，笞四十，流放忠州（治今重庆忠县）。刘师服笞四十，配流连州（今属广东）。于頔以训子不严而被削官阶。唐德宗时，监察史皇甫镈因居母丧期间游玩，被贬官为詹事府司直。
对官员服丧期间嫁娶的不孝行为，惩罚也极其严厉。唐宣宗时，进士杨仁瞻的妹妹出嫁，母丧期间纳聘，被贬为康州参军。唐明宗时，原州司马聂屿丧妻不到半年，又成婚，又不奉养母亲，数罪并罚，被赐死。
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沈王佶焞奏请，父亲康王在世时，为弟弟永年订婚，娶潞州民李刚女。妹妹长平郡主嫁给李磐，未及成婚而父王去世。现在，父王的丧事已进行了两年的大祥之祭，阴阳书上说，明年弟、妹结婚不利，请准许今年择日嫁娶。礼部侍郎邹干反对说：“三年之丧，礼之大者。禁止丧服之内成亲，律有明文。沈王、郡王、郡主父丧未终婚嫁，断不可行。”沈王佶焞贵为朝廷王侯，而且只是申请，并没真的居父母丧婚嫁。尽管如此，朝廷还是把辅佐沈王的长史治了罪。
由此可见，官员犯不孝罪，轻者被罢官，重者被处死。甚至是稍微有一点不孝的念想，也严惩不贷。自隋朝到清朝的法律，都把“不孝”列于“十恶之条”，是十恶不赦之罪，官员当然更不能例外。
3.齐桓公、高贵乡公亲近不孝子的惨痛教训
《孝经·圣治章》载孔子语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的人，要让他爱别人是不可能的。同样，对父母不孝，就可能对君主不忠。
春秋时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宠爱易牙、竖刁、启方三个佞臣。齐相管仲有病，告诫齐桓公远离这三个小人。齐桓公说：“易牙烹子给寡人吃，还不忠诚么？”管仲说：“疼爱儿子是人的天性，不惜烹儿子以讨好国君的人，没有人性，能忠于国君么？”齐桓公又说：“竖刁阉割自己亲近寡人，还不忠诚么？”“自爱其身也是人的天性，对自身都忍心阉割，又何爱于君主？”齐桓公又说：“启方为了奉侍寡人，父亲死都没回家服丧，对我还不忠诚么？”“连父亲都不孝、不爱，岂能忠于君主？”齐桓公只好远离三人。于是，管仲下令把三人赶走了。
不久，管仲死了，齐桓公三年食不甘，心不怡，连日常政务都懒得处理了，叹息说：“仲父（管仲）太过分了吧？”又把易牙等三人召回身边。
不久，齐桓公病倒了，易牙、竖刁等趁机作乱，堵塞宫门，在齐桓公卧室周围筑起高墙，隔绝内外，每天以齐桓公的名义发号施令。齐桓公卧床没人照顾，有一宫女偷偷翻墙进来探视，齐桓公可怜地说：“我饿。”宫女无可奈何地说：“我无法搞到吃的。”“我渴。”“我无法弄到水。”接着，宫女述说了易牙等人作乱的情况，齐桓公老泪纵横，说：“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齐桓公被活活饿死后，尸体在床上停放了67天，腐烂生蛆，惨不忍睹。其中的原因及隐喻的道理，不言自明。
西晋尚书令贾充被认为是不忠不孝。说他不忠，是因为他背叛曹氏旧主，卖身投靠司马氏，唆使成济杀高贵乡公曹髦，背上了弑君的骂名。贾充的父亲贾逵官至豫州刺史，受曹操、曹丕、曹睿三代恩遇。曹丕称赞贾逵是“真刺史”，布告天下以贾逵为楷模。魏明帝曹睿、高贵乡公曹髦都曾到贾逵庙中祭祀，一再下诏褒奖，修整庙宇。曹魏诸帝对贾家可谓皇恩浩荡，可就是这个逆子贾充成了司马氏篡魏的元凶。说他不孝，是因为他违背母训。贾母重节义，多次大骂成济是弑君的乱臣贼子，竟不知道主谋就是自己的儿子。贾充前妻李氏贤惠，贾母多次让他迎进家门，他都不听。贾母临死，贾充问母亲有什么嘱咐，贾母愤恨地说：“我让你迎媳妇李氏进门，你都不肯，还问什么？”直到咽气，不再说一个字。
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不孝子就一定是叛逆之臣，战国时的吴起就是一个例外。
战国时期卫国人吴起是著名军事家、改革家。离家求学时，割臂出血，与母亲诀别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再回卫国！”后拜曾参为师，母丧不归。曾参是个大孝子，见他母丧不归，便把他赶出师门，断绝师生关系。白居易《慈乌夜啼》诗讲：“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其实，吴起不是“其心不如禽”，他是个一切都不顾的“功名狂”，杀妻求将，为士卒吮疽，最后为变法献出了生命。他把建功立业的价值放在母亲、妻子和自己的生命价值之上。与上述那些贪恋权势，不忠不孝的叛逆者不可同日而语。
自古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如果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孝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凡事不近情理者，鲜有不为大奸慝者。”试想一个唯利是图，没有基本的爱心，连自己父母亲都不孝顺的人，能够指望他对国家民族尽忠吗？
（二）落实孝道的“丁忧”制度
“丁忧”指古代官员有父母亲属丧，辞去官职，谢绝人事，在家居丧。有时因官员身寄国家之重，如大战在即或正在交战的将帅，有重要政务在身而别人又无法替代，朝廷急需孝子留任，或守制未满而召回朝廷任职，称为“起复”。“起复”出仕后，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称作“夺情”、“夺哀”、“夺丧”。
《礼记·曾子问》有“金革之事无避”的说法。“金革”指战争，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孝子因急于王事，父母死可以不解官居丧，穿着黑色丧服继续在战场上为国效力，叫做“墨绖从戎”，也叫“金革夺丧”。
1.汉文帝以日易月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载：“汉文帝临崩，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按：天子之丧，吏民尚齐衰三月，今易以三日，故后世谓之以日易月。”说的是汉文帝临终遗诏，把天下吏民应该为皇帝服丧三个月改为三天，后世叫做“以日易月”。由于汉文帝“以日易月”，有“短丧之诏”，究竟官员该不该辞官为父母服丧，朝廷没有明确的法令。
西汉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薛宣为丞相，弟弟薛修为临淄令。后母随弟弟薛修居住。薛宣想迎后母到长安，薛修不让。后母死，薛修辞官守制。薛宣认为，三年丧服“少能行之者”，兄弟因意见不合而反目。结果薛修真的服丧三年，薛宣却没服丧。汉哀帝即位后，博士、给事中、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申咸指责薛宣，不供养母亲，不为母亲服丧，薄于骨肉，前几年因不忠不孝免官，不应该再以列侯在朝廷供职。此事闹得不可开交，薛宣的儿子薛况雇凶手斫伤申咸，结果，薛况流徙敦煌，薛宣免为庶人。
这实际是一场为官者是否应该辞官为父母服丧，不服丧者有没有资格封侯、位列朝廷的争执。可见当时朝廷还没有对丁忧不离职的处理措施，如果不是薛况雇凶伤人，薛宣即便是遭到指责，也不会被免官。
东汉始把经典中的“金革夺丧”扩大为“政务夺丧”，由武将推延到文臣。东汉太尉赵熹请求为母服丧，汉明帝不许，派使者为他除服。太仆邓彪请求服母丧，“诏以光禄大夫行服”，也就是在光禄大夫任上服丧。桓荣的儿子桓郁、桓焉请求服母丧，汉章帝诏桓郁“以侍中行服”，桓焉“以大夫行丧”，都属于夺情起复。
因为有不服丧的先例，东汉邓衍不服父丧，汉明帝虽鄙薄他的为人，但朝廷没有服丧定制，也无法治他的罪。
到东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诏“长吏不为亲服丧不得选官”，有的官员提出，州牧郡守应当例外。邓太后死，汉安帝又取消此令。到汉桓帝又重申，不久又取消。
所以，汉代官员的丁忧不是很严格，很少有人为父母服丧三年。赵翼《廿二史札记》曾追述汉代的丧服，“两汉丧服无定制”，“行不行仍听人自便”，“臣下丁忧，自愿持服者，则上书自陈，有听者，有不听者，亦有暂听而朝廷为之起复者”。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爆发，情势危急。御史大夫晁错的父亲死，十天后就帮助景帝调拨军粮。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后母死，安葬后36天就除服办公。
能为父母守三年丧者，称作“终丧”、“终制”，都会受到舆论的赞扬，如汉武帝时的公孙弘、汉成帝时的薛修、汉哀帝时的原涉、刘茂等都曾因为父母守满三年丧而得到好评。河间惠王刘良为母亲服丧三年，还被汉哀帝表彰为“宗室仪表”，并“益封万户”。
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是把孝道扭曲并推向极端的时代。自汉武帝“举孝廉”以来，那些追逐名声者，宁过之而无不及。东汉临淄人、人称“江巨孝”的江革，为母服孝三年后，仍不忍除服，郡太守派人为他除服。东汉东海王刘臻、濮阳县长袁绍，为母亲服丧三年礼毕，觉得当初父丧过于简陋，又重新为父亲服丧三年。
从这些随意、混乱的服丧、丁忧、夺情现象来看，汉朝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
2.移孝为忠——“夺情”和“起复”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辞职丁忧成为一时风气。西晋礼部尚书王戎，南朝宋太子洗马王僧达、尚书主客郎羊崇，北魏黄门侍郎张彝，都曾丁忧去职。
魏晋南北朝是乱世，夺情起复较多，但由于官风淳厚，夺情虽多而真心守丧的也多。北周镇远将军、太子舍人王述的父亲早死，祖父王罴把他养大。祖父去世后，王述丁忧在家。当时东魏高欢、西魏宇文泰连年交战，百官遇父母丧，卒哭之后，都起复办公。王述因祖父恩情深重，请求服丧完毕再任职。宇文泰见他情真意切，没再坚持夺情。其他像南朝宋的孔季恭、殷景仁、沈演之，南朝梁的任昉、王佥，北齐的李德林等，都是固辞皇帝夺情而坚持终丧的，称为“夺服不起”。
北魏齐州清河绎幕（今济南历城东）人、骑兵参军、帐内统军房士达“父忧在家”，乡人刘苍生、刘均、房须等作乱，攻克郡县，屡败官军。齐州刺史元欣想让他出任将军平乱，房士达以丁忧固辞。元欣让房士达的朋友冯元兴劝告他说：“现在盗贼势力很大，万一攻破齐州（治今济南），你的家也难保全。危急的情况下，顾不上名教了！”房士达不得已而出任将军，率领齐州军队扫平了变乱。这种情况下的夺情，完全是迫于形势所需要，是真正的“移孝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