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奔向延安的小长征
1940年春，4月的蜀地依然春寒料峭，薄雾中走出四个青年人，他们急匆匆离开梓潼，奔向剑门关，这四个人就是贺敬之、李方立、吕西凡和程芸平。
一出梓潼县城，瘦长脸的程芸平慢慢停下脚步，他严肃地跟伙伴们讲起前行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让大家先有个思想准备。
当时为争夺青年、争夺人才，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为封锁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设立许多关卡，胡宗南还在三原设立了所谓的“青年招待所”，其实那就是一个集中营。国民党军队在各关卡以盘查为名，借故把许多投奔延安的青年弄到了集中营去。这样一来，广大渴望去延安的青年就不能公开去了。
“遇到关卡一查，咱们不就露馅了？”贺敬之着急地问道。
“别急”，程芸平神秘地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沓证件来，大家的眼睛都瞪圆了。
原来程芸平早就提前准备好了路条、假的通行证和学校证明信，人手一份，大家都填上了假名字。贺敬之写的是吴明，因为他的母亲姓吴。
大家还统一好口径，遇到询查的，就说回山东老家。为了安全，大家决定晚上赶路，白天休息。
西北漫天的大风沙中，四个青年奔走在荒凉的山道上。
夜色越来越深，柠檬色的星星在天空闪烁，仿佛在默默地陪伴着他们。
寂寞疲倦时，他们就唱上一曲冼星海的《热血歌》、《青年歌》、《在太行山上》。从这些爱国歌曲中，他们得到慰藉和鼓舞，就又能加快脚步赶路了。
“踏平泥鸿旧爪痕，寒云迢递接家村，关山归梦今宵隔，风雪萧萧出剑门。”
贺敬之他们一路经过的蜀道、秦岭都险峻异常，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理想追求的信念，他们就像草原上不知疲倦的野马，翻过一座座陡峭的山脉，穿过一片片黑色恐怖的森林，一路扬起他们银铃般的歌声和笑声。
休息时，贺敬之总是拿出田间的诗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反复品读，他感到诗里所写的非常符合目前的心境：自己不也正一步步地在大西北的大风沙中奔走向前吗？
受到启发，他悄悄找出纸片，写下这一路上自己的感悟——《跃进》组诗就此诞生。
夜。
——西北的苦涩的长夜……
狼，
火红的眼睛啊，
燃烧在夜的丛莽。
黑色的森林，
漫天的大幕；
猎人跃进在深处。
猎枪像愤怒的大蛇，
吐着爆炸的火舌。
而我们四个，
喘息着，
摸索向远方……
终于从重峦叠嶂的黄土山中穿行而出，检查路条的关卡越来越密集了，几乎一步一险，好几次他们都被拦截下来，全靠程芸平提前准备的证件，大伙儿过了一关又一关。
一次他们住进一家客店，店老板看到这四个外地青年又瘦又疲倦，竟起了歹心，掏出一把大刀挥舞着威胁他们交出钱来。没想到这四人可不吃素，大西北环伺的群狼都没吓倒他们，还会怕这个色厉内荏的货色？四人上去没几下子就把老板吓得告了饶，向他们连连道歉。
他们一路向西，目标是陇海路的终点——西安。只要到了西安，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就安全了。赶到陕南保成，不巧去西安的汽车已经走了，下一班车还不知什么时候发。在那里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大家伙儿商量一阵子，决定去宝鸡爬火车去西安。
四人分成两组：吕西凡、程芸平打前站，李方立和贺敬之随后，中间相隔一天路程，按留下的记号“神”字彼此联系，到宝鸡前面一个叫益门的小镇汇合。
一路上贺敬之和李方立根据伙伴们在石头、树干或土堆上留下的“神”字，很轻松地就跟上了他们的脚步。可过凤县没多久，他俩就再也找不到伙伴留下的“神”字了。这是怎么回事？
两人面面相觑。是他们走迷了路，错过伙伴留下的“神”字？还是程芸平突然起疑，怀疑他们是三青团的暗探把他俩给甩了？当时确实有许多日本、敌伪特务打算偷偷潜入延安搞破坏，即使程芸平起了疑心，也不能责怪他。
他俩商量了一阵儿，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先到益门镇住下，等待程芸平他们。因为如果没有程芸平的介绍，即便他俩到了西安，也没人会相信他们。
夜里，贺敬之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到长途跋涉这么久，延安已近在咫尺，现在却又遥不可及了——程大哥、吕大哥，你们在哪里呢？
此时的程芸平、吕西凡正艰难跋涉在去益门镇的路上。
原来与贺敬之他们分开没多久，吕西凡就病了，发高烧、拉肚子，搞得整个人都没精神。他们在原地休息了一天，吕西凡感到好了一些，两人就紧接着往前赶路。谁知走了一阵子又走岔了路，所以本来走在贺敬之、李方立前面的两个人，反而远远落在了后面。
几天后，在路口焦急张望的贺敬之、李方立，终于看到远方一瘸一拐走来的伙伴。“神”字还真灵，贺敬之笑逐颜开地拉着程芸平和吕西凡的手，上帝保佑他们终于重聚到一起。
稍作休息，他们就连夜赶到宝鸡，登上前往西安的火车。
贺敬之与伙伴们经过四十多天的奔波，徒步跋涉两千余里，在友情、信念的鼓舞、支撑下，度过人生最艰险的阶段；也将在不远的未来，奏响年轻生命的华彩乐章。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位于七贤庄，是一个枢纽站，负责接待、甄别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和各界人士。办事处的同志们检查过程芸平的介绍信后，热情地把他们安排在办事处的招待所里。
贺敬之看到墙上贴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标语和马恩列斯、毛泽东、朱德的领袖像，一切都让他感到非常新鲜。
因西安距延安还有400多公里，坐车需要3天的时间，如果走路需要一个多星期。那段路程也不平坦，经常遇到国民党的阻扰、“抢人”。为安全起见，办事处的同志告诉贺敬之他们要等上几天，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就送他们去延安。
办事处的同志还关照这四个青年没事最好别外出，即使出去也小心别走远了，因为外面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徘徊在门口，很不安全，不过他们可以在办事处屋前的草地上散散步。说话间另外一个同志端来一盆馒头和土豆烩菜，热情地招呼贺敬之他们快来吃饭。
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的尴尬——他们身上早没钱了。办事处的同志知道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这里吃饭不要钱！”
贺敬之端着简单却香喷喷的饭菜，不禁哽咽住：自己活了十五年，却从未放开肚子吃饱过。童年，菜叶子煎饼是主食，难吃且不禁饿，贺敬之常被饿得头晕眼花；后来的求学流亡岁月，更是上顿不接下顿，他早已习惯饥肠辘辘的日子。
没想到在这里，他吃到人生中第一顿饱饭——还有什么比这更暖人心的呢？就是这个极其朴素的事实和情感，使得贺敬之以后无论遇到多大挫折，都始终把党、把延安当成母亲、当成自己的家。
在办事处的时光虽然短暂却很快活，那里既有跟贺敬之差不多大的少年，也有年纪稍大一些的青年。年轻人在一起很容易打成一片，大家打着拍子、欢乐地唱起冼星海的歌曲《游击军歌》、《二月里来》，歌声、笑声洒遍办事处的各个角落。
贺敬之欣喜地发现，办事处订有很多期刊杂志，他如获至宝地扑了过去，贪婪地阅读起来。一次，他从一本《文学月报》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的长诗《好》，立刻“被诗中澎湃的激情、跳跃的节奏和独特的楼梯式结构吸引住了”，后来，他把这种楼梯式的结构应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一天，办事处的同志笑眯眯地领来一位新同志走上讲台。这人大个儿，高额头，微黑面孔下深邃的双眸闪动着快乐的光芒，他亲切地跟大家打着招呼，台下一位青年很快认出他来，激动地喊到：“你好，冼星海！”
贺敬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冼星海不是应该在延安鲁艺吗？当时冼星海是鲁艺音乐系主任，这次外出办事在西安做短暂停留，就这样，冼星海与贺敬之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阵子。
冼星海对这些青年人非常热情，和他们一起畅谈音乐、作曲，谈延安，谈鲁艺，谈周扬、吕骥、塞克……当他得知贺敬之为去延安竟徒步走了四十多天，而且不满十六岁，冼星海赞他道：“真了不起！”
当时西安常常遭遇日寇空袭，冼星海满不在乎地趿拉着拖鞋，和大家一起躲飞机。在防空洞里，他和贺敬之他们一起讲笑话、做游戏，身上没有一点儿名人的架子。大伙儿跟他混熟了，就央求他教歌。冼星海笑着答应了大家的请求，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授课。很快贺敬之就学会了《游击军歌》、《茫茫的西伯利亚》、《路是我们开》、《黄河颂》。
在音乐课上，冼星海手里拿着音叉，一边模仿台下的怪声怪调，一边配合着做起了鬼脸，把这些年轻人逗得哈哈大笑。冼星海极强的个人魅力，吸引青年们对延安更加向往。
5年后，贺敬之在张家口得知冼星海病逝于苏联的噩耗，深感悲痛，写下《忆星海同志》一文，表达自己对这位音乐家的深切怀念。
就在贺敬之他们急切地等待组织安排自己去延安的时候，一天，办事处的同志突然告诉他们，因某种原因他们不能去延安了，需要搬出办事处去。贺敬之他们一下子就懵了。
原来光有程芸平的介绍信还不够，为防止敌人派卧底打入延安，办事处还需要熟悉申请人的八路军内部人士的介绍才行。介绍程芸平的是成都地下党一位姓杨的同志，西安方面已派人过去跟他接洽，在调研结果尚未出来之前，贺敬之他们被送到距离七贤庄几条街外的汽车队暂时住下。
正可谓好事多磨，焦急等待十多天后，终于盼来一个好消息：他们最终通过审核，明天就可以去延安了！更令他们惊喜的是，一路同行的还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老同志。
为了通过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的盘查，去延安人员需要穿上八路军军装，改名换姓，或者作为随车押运人员，或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这样就可以公开去延安。因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是得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承认的公开合法机构，而其军人家属和押运军需物资人员去延安是合理合法的。贺敬之的护照上写的是：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宣传部勤务员。
第二天一大早，两辆办事处的军车停在门外，一大群年轻人与几位革命前辈分乘两辆汽车，贺敬之与董必武、徐特立分在一辆车上。贺敬之把铺盖放到敞篷车上，自己就坐在铺盖上。车子很颠，他拉住车上的护栏，稳稳坐在上面。
从西安到延安这段公路不好走，路面既狭窄又崎岖不平，特别通过环山公路时，人被甩得东倒西歪。抬眼看去，一边是陡峭的山峰，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令人直冒冷汗。到了打尖的时候，大家纷纷下车放松腿脚。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地跺着脚、夸张地比划着刚才看到的险峻；贺敬之和李方立他们经过了西北高原的跋涉，浑然不把这儿当回事，他们兴奋地谈论着前途、未来；老前辈们在不远处微笑眺望着远方。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他们来到洛川。在这个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的交界处，他们受到了盘问。大家被刺刀逼着赶下车，包围在北关的一片荒地上。
夜幕慢慢降临，远处，董必武仍在和军警交涉着。贺敬之打量着黑夜中的洛川城，他突然看到城墙宽大的豁口里都架设着闪着寒光的刺刀，西北高原的寒冷冻得他打了一个哆嗦，披在身上的草被似乎也不管用了，身边几个年龄小的孩子看到他，慢慢靠了过来，大家依偎在一起抱团取暖。
“我们能过去吗？”一个孩子怯怯地问道。
“当然能！他们没有理由扣留。不要怕，小鬼……”同车的徐特立老人安慰着他们。
不知过了多久，经过董老的反复交涉，他们终于被放行了。
汽车在黑夜中继续挺进，贺敬之的双眼闪着兴奋的亮光，他仿佛看到光明的乐园就在不远处向自己招手，将从这里——延安开始自己真正的生命。
2．破格进鲁艺
经过八百里崎岖山路的艰难行进，目的地延安终于出现在眼前。贺敬之看到一孔孔窑洞里闪烁着晕黄的灯火，一阵阵的笑声夹杂着热烈的讨论声不时传入耳畔，车上的年轻人使劲儿探出头去想看个究竟，他们既眼热又向往。
他们先被安排进招待所，很快大家伙儿面前摆上了热腾腾的小米饭、南瓜汤和炒白菜，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饭菜虽然粗糙，贺敬之吃在嘴里，却深深地甜到心里。
饭后，贺敬之和同伴们在接待同志的指引下找到干部处，抬眼看去，竟是一孔简陋的土窑洞。贺敬之推开窑洞门，有点紧张地问道：“同志，请问干部处是不是在这里？”
简易木桌后一位中年人笑着说：“啊，欢迎你，小鬼！欢迎你到延安来参加革命。一路辛苦了，先填写这张登记表，一会儿再去管理员同志那里领你的碗筷和军装吧。”
管理员同志抱来厚厚一摞军装，李方立他们兴高采烈地穿到了身上，一眨眼几个学生变身成为军人，看起来真神气。
贺敬之看着自己身上肥肥大大、松松垮垮的军服，怎么看怎么都像小孩子穿大人衣服那般滑稽，他不由得撅起了嘴巴。
管理员翻了一会儿，从里面找出最小号的一套军服。贺敬之当时还不足十六岁，最小号的三号军装穿在身上也大一圈。管理员同志搔搔头，他突然蹲下身子，把贺敬之的裤腿卷起来。
“成了！”管理员同志笑眯眯地拿过一面小镜子，贺敬之看着镜子里灰布军装下显得格外英姿飒爽的少年，喜滋滋地笑了。挺直身子，贺敬之像模像样地向他行个军礼。
作为学员他们被分入一孔窑洞，窑洞虽简陋，却有着不可代替的优点，就是冬暖夏凉。
窑洞里面很干燥，也很清洁，简陋的木窗前，投射进来斑驳的星光点点。
窑洞里放着几把自制的桌椅，虽然有些粗糙，却很实用。桌上摆着一盏小小的油灯，灯火一跳一跳的，俏皮地跳着舞，摇曳着橙黄色温暖的光芒，顿时使这孔窑洞有了一种浓浓的家的感觉。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星子与窑洞里晕黄的灯火相互交映，照在贺敬之的脸上，也照进他的心底，使他终身难忘。
这孔窑洞可住八人，大家睡的是火炕通铺，火炕烧得暖融融的，贺敬之躺在松软的被窝里，感到分外踏实，这一夜他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同伴们还沉浸在睡梦当中，贺敬之悄悄爬起，蹑手蹑脚地走出窑洞。他信步走着，抬眼看去，到处是耕地，田埂里金黄的黍米苗向他轻轻点着头；远方，高高清凉山上的宝塔巍峨耸立在清澈奔流的延河岸边；迤逦的黄土高原峭壁，到处是新挖的一排排窑洞；早起的士兵们有的抬头挺胸做起了早操，有的低头做着清洁工作，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显得那么精神饱满。
“敬之，你怎么还逛呢？快点回去，你该去自然科学院报到了！”一个同伴看到犹自沉浸在延安美景之中的贺敬之不禁替他着急，他不停催促着。
抗战时期，为培养科技人才，1939年5月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1月，改名为延安自然科学院，第一任院长是李富春，第二任院长是徐特立。设有大学部和中学部，中学部专门为那些投奔延安但尚年少的学生们提供继续求学的场所。
按照贺敬之的年龄，此时他该去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一。可是贺敬之来延安有两个目的：一为投身革命，二为投考鲁艺。
贺敬之是这么认为的：“我要考鲁艺，因此文学和革命对我来讲两者是一回事。我之所以喜欢文学是因为革命，我之所以参加革命是我也想搞文学。”
“我要考鲁艺！”贺敬之坚定地说。
鲁艺即鲁迅艺术学院。1937年秋，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来到延安，这是陕北被围困以后从外面大城市过来访问的第一个文艺团体。第五队给延安军民上演了生动形象的抗日话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敏锐地意识到艺术对发动、组织群众投身抗战的重要性。毛泽东随后宴请了第五队的全体成员，在饭桌上毛泽东非常高兴，提出要办个学校。演剧队编剧莫耶后来在《延安鲁艺生活散记》中回忆道，“这时主席放下筷子，想了一想，把大手有力地一挥，说：‘我看就叫鲁迅艺术学院吧。’”
筹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在1938年4月10日下午，鲁艺开学典礼正式举行。毛泽东说，“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从前遥相呼应却未曾见面，现在在鲁艺会合了。1939年8月初，鲁艺从北门外迁至东郊十多里外的桥儿沟天主教堂。11月，中共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此后鲁艺日常工作，主要由周扬负责主持。1940年5月，鲁艺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贺敬之既执着于投考鲁艺，自然而然地，他对自然科学院的高中就有点抵触情绪。在自然科学院里，贺敬之整天不是写诗，就是写歌词，老师们看到这个学生如此热爱文学，态度最终也软下来，他们同意让贺敬之去试上一试，如果考不上鲁艺，再回来继续读高中。
贺敬之高兴之余，对报考鲁艺也有些忐忑不安，他知道自己年龄太小，有点急于求成。
这一天终于到来，贺敬之与李方立、吕西凡、程芸平一起，激动地来到这所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文艺殿堂。
在校门口，贺敬之看到上面挂着一块长条木匾，上面赫然写着“鲁迅艺术学院”六个黑色大字，字体潇洒不羁，正是毛泽东的字体。
走进大门，高耸入云的教堂尖顶首先跳入贺敬之的眼帘，教堂里面已改成一座可容五六百人的礼堂。以教堂为中心点，两侧各是一排整齐的房屋。房屋四围栽植着刺槐树，在这片黄土高原围出一片郁郁葱葱，显得格外悦目。
远处隐隐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
贺敬之后来得知，这首歌曲是由沙可夫作词、吕骥作曲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
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校园吗？如果能在这里读书深造该多好！贺敬之攥紧拳头，暗暗发誓要心想事成。
李方立拉拉同伴们的衣襟，示意他们向左边看去，那儿有一个简易的讲台，一群年轻人聚集在那里。他们走近一看，原来大家都在领考号。贺敬之兴奋地拿到自己的考号，随大伙儿走进一间教室。
经过几轮笔试，没读过高中的贺敬之有些焦头烂额了，他明显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薄弱。
最后一关是口试，前面的同学告诉贺敬之，面试官竟是他喜爱已久的大诗人、文学系的系主任何其芳！
何其芳是最早奔赴延安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幽婉曼妙著称，风靡当时的诗坛。1938年，何其芳和沙汀、卞之琳一道，历尽艰辛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稍后他便到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到延安后的第二年，何其芳就随贺龙将军过黄河到敌后作战，回到延安后，何其芳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面试过几位同学后，何其芳显得有些疲乏，他轻轻按了下太阳穴，操着浓重的川东口音喊道：“下一位，贺敬之同学。”
贺敬之一进考场，没有思想准备的何其芳，看到进来一位明显不够年龄的腼腆少年，不禁有些错愕，他的表情告诉贺敬之，他很怀疑贺敬之的实力。
贺敬之非常聪明，他想何其芳是位诗人，诗人最感兴趣的是诗歌啊，还是拿自己写的诗来投石问路吧。
没等何其芳开口，他赶紧拿出自己在投奔延安的路途上写下的组诗《跃进》交给何其芳。何其芳匆匆瞥了一眼后，把诗稿放到一边，他开始向贺敬之提问。
“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
贺敬之暗道糟糕，自己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怎么办？他犹豫了一下，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这两个名词做了解释。
何其芳不动声色地继续发问：“你都读过什么书？”
贺敬之挠挠头，低声说道：“我看过《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铁流》……”
何其芳微微一笑，他放柔声音劝慰道：“呵，你这个小鬼，没上高中就想考鲁艺啊，虽然你这个愿望是好的，不过鲁艺现在正规化了，对学生要求也比较高，要不你考考青年干部学校试试？”
贺敬之一脸失望地说道：“可我就想上鲁艺啊……”
何其芳老师遗憾地摇摇头。
回去的路上，贺敬之非常沮丧，他明白自己这次肯定没戏。不过他也心服口服，自己还小，得继续努力汲取知识，下次再战。
发榜的日子到了，李方立叫贺敬之一起去看录取名单，贺敬之摇了摇头，他对这次考试没抱半点希望，还是等下次吧。
嘴上虽说不在意，心里还是很难过，贺敬之躲进科学院的教室，拿了本书放到面前，却读不进一句去。其他的同学开心地打打闹闹、哼唱着歌曲，更为他瘦弱的身影涂上一抹萧索的味道。
“敬之，你考上了！你已经正式成为鲁艺文学系第三期的学员了！”李方立激动地冲了进来，告诉贺敬之这个大好消息。
贺敬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呢？何其芳老师明明拒绝了自己！
后来贺敬之得知，正是他的组诗《跃进》，让何其芳看到了他身上的艺术才华，最终破格录取他。何其芳对别人说：“我看他年纪太小，修养还不够，本来不想收他的，后来看他交来的诗歌，觉得还不错，有诗人的感觉。”
何其芳的这个决定，改变了贺敬之的一生。而那首给贺敬之带来鲁艺录取通知书的组诗《跃进》，第二年发表于胡风主编的《七月》诗刊上。
贺敬之就这样成为文学系年龄最小的学生，与他一起走出梓潼的三个同伴——李方立、吕西凡、程芸平也被鲁艺录取，四位年轻人最终都如愿以偿。
幸运从天而降，“砸”得贺敬之幸福得喘不过气来，在诗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出那发自肺腑的喜悦：
像喝着手酿的高粱酒……
他站在
十月的窗前——
跃进的莽原，
燃起了
紫色的黎明……
呼吸着
浓湿的空气，
他带着酒味的笑……
他扬起两臂：
“丰收的十月呵！”
3．“小马雅可夫斯基”
鲁艺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系，各系除专业课外，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为共同课，学制为3年（实习除外），并附设文工团、实验剧团、歌舞团、美工团等。当时的鲁艺名家荟萃，曾在鲁艺任教的著名文学艺术家有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荒煤、齐燕铭、张庚、吕骥、周立波、王朝闻、严文井等。各系研究室和附属剧团也集中了一批著名文艺工作者，如王大化、袁文殊、华君武、孙犁、鲁藜、严辰等。
得偿所愿的贺敬之在鲁艺过得非常充实，每一天的学习都让他有所收获，就连鲁艺的一草一木在他眼中都蕴含着诗意，他这样写道：
“鲁迅”，
解释着我们，
像旗帜
解释着行列。
早晨的阳光，
铺上那院落，小路……
刺槐树茂密的叶子，
环绕着
教堂的尖顶。
早安呵，
我们的小溪，
我们的土壤。
这里是我们的学校——
“鲁艺”！
当时由于国民党长期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延安严重缺乏生活物资，鲁艺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几乎顿顿都是小米饭、白菜汤或南瓜汤，一个月能吃上一两次的馒头或面条，已经算打牙祭了。
可贺敬之却甘之如饴——这里不仅有饭吃，还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是啊，外面炮火连天，将士们在前线冲锋陷阵，才得以保留这一片祥和的净土，叫人怎能不珍惜？更何况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家甘愿在此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为的就是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为抗战效力。
各位文学大家及名师讲起课来真是形象生动、各有特色，让贺敬之大开眼界。这些名师大都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的还出国留学多年，他们带给贺敬之一个崭新的天地和视角。
比如讲授名著选读课的周立波老师，贺敬之惊奇地发现，这位又瘦又高、传说中带着刀子去参加“飞行集会”的作家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他身穿破旧的深色呢大衣，近视眼镜还掉了一只腿，用绳子系到耳朵上。可当他讲起课来，立马变成一位口吐莲花、风度翩翩的绅士。每次课前，周立波老师都会根据要分析的作品先提出几个问题，随作品一起发给同学们，上课时大家再一起讨论，最后他对问题进行解答。比起泛泛的阅读，这种方法让同学们更能深刻理解作品的主题和内涵。他的启发性教学方式让贺敬之受益良多，贺敬之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比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曹葆华老师是诗人，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曾专门为学生们开过英文课，讲授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作品，阅读原文让同学们领略到了作品真正的魅力。
茅盾应假装进步的盛世才的邀请去新疆大学讲学，回来在延安停留，曾在鲁艺给贺敬之他们上过“中国市民文学史”课程，让他受益匪浅。
而贺敬之的伯乐、系主任何其芳，讲的是创作实习课，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自己找资料编教材。身为系主任的他工作十分繁重，可他对同学们的创作实习作业却非常细心，几乎是一字一句地修改，即使是一首小诗，他也会写上千字的评语。同时，何其芳还根据每个学生的气质、秉性，制定出不同的要求，努力发掘出同学们身上的星星点点的文学天分。何其芳关心着学员们，从学业的进步到日常的生活，课后还要去同学们居住的窑洞探访、聊天，鼓励着他们。
受到名师大家教导、点拨的贺敬之争分夺秒地努力着，诗意喷涌而出。入学后短短三个月间，他就创作出新诗《生活》、《自己的催眠》、《雪花》、《没有注脚——献给“鲁艺”》、《十月》、《我们这一天》、《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等，其中的《十月》发表在《大众文艺》第2卷第2期。
那时，延安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贺敬之非常喜欢参加这类活动。朗诵会上，贺敬之不仅聚精会神地听别人朗诵，时间一长，他也跃跃欲试地读起自己的创作。
西北的夏夜星光闪烁，窑洞里人头攒动，大家被贺敬之清脆的朗诵声给吸引住了，一点儿杂音也没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平时安静的少年，诗歌竟写得如此之好。
何其芳也注意到这个腼腆的“小同学”，他发现贺敬之不仅重情感，具备敏锐的对事物的洞察力，还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表现能力，不由庆幸自己真没走眼。他对贺敬之的每首诗歌都细细点评，大大激励了小诗人的创作热情。
第二年，贺敬之再接再厉，又创作了歌词《追悼歌》、《再斗争下去》、《行军》、《红色的军队前去》、《党中央委员会》、《太阳在心头》等；童年艰难的生活经历在他脑海中不断涌现，他由此创作出大量反映家乡黑暗生活和人民奋起反抗的诗歌，有《五婶子的末路》、《鸡》、《夏嫂子》、《儿子是在落雪天走的》、《婆婆和童养媳妇》、《牛》、《小兰姑娘》、《老虎的接生婆》、《祭灶》、《在教堂里》、《圣诞节》、《弟弟的死》、《葬》、《红灯笼》、《醉汉》、《小全的爹在夜里》、《瓜地》、《黑鼻子八叔》，后来收录到诗集《乡村的夜》中；还有歌唱延安新生活的长诗《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
其中的《小兰姑娘》刊登在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与陈荒煤主编的《草叶》双月刊第1期，《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刊登在延安的《新诗歌》第5期，另外他的小说《情绪》发表在11月的《解放日报》上。
何其芳对爱徒在诗歌上表现出的过人才华赞不绝口，他认为贺敬之创作的这些表现农村题材的诗，真切感人，是“五四”以来不多见的。激动之余，何其芳还向鲁艺的副院长周扬特别推荐了这个天才少年。
之后不久，何其芳在他写的《夜歌》第三章里，激赞贺敬之是“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这个称谓可不一般，马雅可夫斯基是著名的苏俄诗人，斯大林曾评论他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
何其芳用马雅可夫斯基来比喻17岁的贺敬之，是对他才华的极大认可。何其芳对贺敬之的这个称赞迅速传遍了鲁艺。直到后来，渐渐出现一些批评所谓“天才论”的声音，何其芳的这个称赞才慢慢淡化，不过，“小马雅可夫斯基”的大名在鲁艺已人尽皆知。
鲁迅的弟子胡风读到贺敬之的这些诗，对他清新不俗的诗风相当欣赏，后来胡风在给贺敬之的信中说：“你反映农村的诗，别人很少能写得这样，这使我想起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这又是一个高层次的肯定。
受到师长们肯定的贺敬之，此时真是意气风发，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
我唱着属于这道路的歌。
光明和温暖正在这大地上开始，
这里正在开辟，正在手创。
这早晨的歌，
这太阳的歌，
这季节的歌，
这开辟和手创的歌，
这闪耀和燃烧的歌，
呵，我走在这道路上！
这道路的歌，
这田野的歌，
这西红柿的歌，
这小米的歌，
这玉蜀黍和高粱的歌！
呵，此刻，我，前进着，
我迈着我的脚步，均衡而有力。
啊，我唱着，和延河的声音一起，
太阳在我的周身，在我的大地上。
前面的，你是什么？
都来到我的怀里吧，我紧紧地拥抱你们，
我，十八岁的歌者，
我也要投到你们的怀里，你们也来拥抱我！
你是我的同志，我的爱人啊，
你是我的伙伴，我的邻人啊，
你是我的房屋，我的田野啊，
你是我的早晨，我的太阳啊。
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
我唱着属于这道路的歌，
我跟着前面的人，
后面的人跟着我。
贺敬之在鲁艺如鱼得水，可谓少年得志，不过他可没飘飘然，恰恰相反，他从鲁艺的文艺名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同学们只争朝夕忙读书的奋发精神鞭策他更加进取，贺敬之把鲁艺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真正印在心底。
延安黄土高坡上，一孔孔窑洞星罗密布，人们从里面钻进钻出，显得土里土气；鲁艺却独树一帜，到处充满了外国文艺气息和艺术情调，洋味十足。大批来自北平、上海、重庆等大城市乃至从国外归来的诗人、小说家、画家、音乐家和戏剧电影明星都汇聚到这个西北偏远小城，不仅给这个窑洞城带来了新文化和外国文化，更带来一种崭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
热情的师生把鲁艺搞得红红火火，他们先后成立了路社、小剧场、鲁迅漫画研究会、民歌研究会等文艺社团，经常举办各种活动，还有各种展览。比如美术系就曾举办过罗丹雕塑图片展、印象派画家塞尚的画展以及毕加索的画展，吸引各系的师生前来参观。
音乐系里充满了西洋音乐氛围，曾有位爱国民主人士送给周恩来一台老式德国钢琴，周恩来把它转赠给鲁艺音乐系，从此，校园里昼夜响彻着叮咚悦耳的钢琴声。校庆时，大家各显神通，男低音歌唱家杜矢甲会来上一曲《跳蚤之歌》；远东第一大提琴手张贞黻演奏的《匈牙利狂想曲》、《幻想曲》让大家如痴如醉；合唱队演唱的《猎人大合唱》、《天使》更是博得师生们阵阵掌声。
文学系不甘示弱，土窑洞办起洋味十足的文艺沙龙。何其芳、周立波诵读着自己的诗篇，萧三用俄语朗诵着普希金的诗……一时间，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欣赏甚至迷醉成了一种风气。
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中间弥漫的这种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引起一些工农干部的不满，他们听不懂也看不明白这些洋玩意儿，认为“洋歌”缺乏政治性和战斗性，这么搞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鲁艺位于延安城东北５公里的桥儿沟村内，因为远离群众，桥儿沟的老乡们对鲁艺也没什么好印象，他们还编了一首顺口溜来嘲讽鲁艺的学生：“音乐系哭爹叫妈，戏剧系装疯卖傻，美术系画他爸爸。”
作为延安的文化人，一些人眼里确实忽视了身边的农民。据周立波回忆，他曾与农民比邻而居，却“老死不相往来”达四年之久。鲁艺，作为延安一所正规的文艺学院，在1942年以前，部分师生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轻视民间文艺的倾向。
更严重的是，某些人思想开始出现混乱，当投奔革命的那股子新鲜劲儿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抱怨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这种灰色情绪渐渐蔓延，不仅涣散军心，而且瓦解斗志。大砭沟口有个叫“轻骑队”的告示牌，贴满了各种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就连《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据作家刘白羽回忆说，他也不例外，写了两篇小说，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现在已经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了著名的演讲，明确了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人民生活这个中心。
当时鲁艺只有部分人员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没参加的同志觉得光听别人的转传很不过瘾，还有些疑惑得不到解答，他们就让院长周扬出面，请毛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1942年5月30日的早晨，天空中飘洒着星星点点的毛毛细雨。贺敬之正好到学校门口办事，他突然瞧见一名警卫员牵着一匹马向校门口走来。
难道是毛主席来了？贺敬之急忙回到系里，把自己这个猜测告诉大家。果不其然，不一会儿的工夫，学校响起钟声，召集全体师生来听毛主席的讲话。大家纷纷跑出窑洞，在篮球场上集合起来。毛泽东站在篮球场中央，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全体师生讲话。贺敬之坐在第一排，离得非常近。他亲眼看见毛泽东身上穿的旧军装还打着补丁，脚上穿着与战士一样的布鞋。
演讲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大鲁艺”、“小鲁艺”的命题。毛主席说：“你们这个鲁艺还是小鲁艺，还有个大鲁艺，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你们要到人民中间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毛泽东的讲话让贺敬之如醍醐灌顶，他这才真正明白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个朴素的真理，如果自己只关注着周围的小圈子，一定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来。
这次思想上的启蒙，为贺敬之今后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4．歌曲《南泥湾》创作的前前后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贺敬之更加热忱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他反复思索着诗歌如何为普通大众所接受、所喜爱。很快，他找到了路子，之后的一首《给土地和牛拉拉话》更加口语化，也更贴近农民生活：
土地啊，
我要给你拉拉话！
我知道你不聋也不哑，
我的话儿你可都解下？
喂！叫那东边的雨来打，
叫那西边的风来刮。
汗珠珠流来泪珠珠洒，
过去的光景莫提它。
你要给我多长些芽，
你要给我多开些花。
你伸手推开雪做的白绫被，
土地，醒醒吧，
你可知道冬天快完啦……
为深入生活，鲁艺的师生们纷纷走出校门采风，他们来到乡间、田野，和战士、老乡们打成一片，去收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贺敬之也收集了很多陕北民歌，其实，他到延安不久，就已对陕北民歌产生了浓厚兴趣。
一次贺敬之到延安下面的农村采访，有人对他说，村里有位叫李桂芳的大嫂，她能唱很多信天游呢。贺敬之听后喜出望外，连忙找到李大嫂说出来意。
李大嫂以前是童养媳，饱受婆家的欺压，可以说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她爽快地答应了贺敬之的请求，唱起自创的民歌。唱着唱着，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想到自己过去遭受的种种苦难，边听边记的贺敬之也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令贺敬之欣喜的是，在李大嫂的信天游里，不仅有对过去悲惨命运的控诉，更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那句“长腿的鹭鹭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走大川”就充满了斗志与追求，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延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起当时的处境：“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还是自己动手吧。”
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就是边区政府的第一块“试验田”。为响应毛泽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大张旗鼓地开荒拓地、发展生产。
之后不久，在朱德的建议和周扬的安排下，贺敬之、杨思仲、井岩盾、古元等数人与《解放日报》记者黄钢一起，前去南泥湾采访，他们也是进入南泥湾八路军开垦区访问的第一批文艺工作者。
路上，遇到的老乡听说贺敬之一行人要去南泥湾，不禁拍着大腿感叹说：“娃子们啊，你们怎么敢去南泥湾啊？那可不是人呆的地方！俺们有首歌谣，说的就是那儿。”
贺敬之听说还有关于南泥湾的歌谣，一下子来了兴致，他急忙问道：“大爷，您会念那首歌谣吗？”
老大爷吧嗒一下烟袋锅，不屑地说：“俺们这儿谁不知道？娃子，你听着：‘南泥湾啊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潭。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狼豹黄羊山鸡窜，一片荒凉少人烟。’”
到了南泥湾，他们都傻了眼——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没有房子，住的地方是战士们用玉米秸打捆搭成的窝棚，不仅四下透风，而且蚊子四处飞、跳蚤满床爬；战士们没鞋穿，听士兵们说，他们的王震将军都光着脚丫拿着镢头垦荒。
夜晚降临，为驱赶成群的蚊子，贺敬之他们烧起了木炭，浓烟虽赶走了蚊子，却也把他们给熏得七荤八素，贺敬之此时真正理解了老乡的劝告。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随战士们拿起镢头，一同到荒野垦荒。短短几天过去，他们瘦了一圈，贺敬之亲身体验到开荒的种种辛苦。
回校后，他们在当地老乡的指导下，在鲁艺校园里开垦了一块菜园，看着菜苗一点点长大，贺敬之非常自豪，洒过汗水的收获分外甘甜。
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达到高潮，边区的生活彻底得到改善，这里有必要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一下南泥湾开荒前后的变化：
“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的第一年，因耽误了农时，加之缺乏经验，虽开荒1.12万亩，只收粮1200石。1942年，情况好转，开荒2.68万亩，产粮3050石。1943年时，已经初步做到不要政府一粒米、一米布、一分钱，粮食和经费完全自给。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26.1万亩，产粮37000石，不仅粮食、经费自给自足，还积存了一年的储备粮，自给率达200%，真正做到了‘耕二余一’，而且第一次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多石。这一年，牲畜家禽除吃用外，存栏的猪5624头、牛1200多头、羊1.2万只、鸡鸭数以万计。在屯垦南泥湾的3年中，三五九旅除开荒种地外，还挖了1048孔窑洞，建起了602间平房及大礼堂一座，置办农具、家具1万多件。”
大生产运动效果显著，大家开始有菜、有油、有肉，粮食也吃不完，昔日的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到了后来，玉米、小米都拿去喂猪。猪羊成群，肉都吃腻啦！
贺敬之听到南泥湾大变样的好消息高兴极了，更让他欣喜的是，他接到了为南泥湾作歌词的任务。
原来，延安军民要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鲁艺秧歌队负责准备文艺节目，他们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秧歌舞，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就叫《南泥湾》。
这个作词的任务交给了鲁艺的尖子生、少年诗人贺敬之，作曲由鲁艺音乐系教师马可负责。后来马可和贺敬之保持长期合作，二人成为一对黄金搭档，创作出一系列优秀作品。
贺敬之接到这个创作任务非常激动，回忆起自己在南泥湾看到的荒山遍野，对比起今天米粮遍地的赛江南，他不禁心潮澎湃、才思泉涌。
贺敬之决定采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信天游形式来写歌词，感觉效果也是出乎意料的好。贺敬之彻夜未眠，很快写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歌曲《南泥湾》：
花篮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
唱呀一唱——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
好呀地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
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
往年的南泥湾，
处处是荒山，
没呀人烟
如呀今的南泥湾，
与呀往年不一般，
不呀一般
如呀今的南泥湾
与呀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检验贺敬之的时候到了。1943年3月15日，三五九旅召开拥军大会，贺敬之随延安鲁艺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去慰劳三五九旅的官兵，演唱节目中就有《南泥湾》这首歌。
贺敬之紧张地坐在台下的官兵中间，看到台上八位扮作农村姑娘的秧歌队员边唱边舞，走向观众，向战士们献花，等她们唱到“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时，贺敬之紧张得都透不过气来了。突然，他听到身边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和喝彩声，贺敬之和马可笑着对视了一眼，他们终于松了口气。
秧歌舞《挑花篮》在南泥湾慰问演出中，受到三五九旅全体官兵极大的欢迎。王震将军走上舞台，高兴地与演员们握手，并合影留念。
贺敬之在台下认真地听着王震的讲话，他从心里面仰慕这位以身作则的将军。二人因《南泥湾》结缘，后来成为忘年交，贺敬之与家人更是得到过他不少的庇护。不过当时的贺敬之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而且年龄尚小，就没上前去接近王震将军。
《南泥湾》的巨大成功让不到十九岁的贺敬之一曲得名，也为他的毕业礼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不久传来一个喜讯：苏联红军开始向德国***大举反攻。为此，延安要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鲁艺秧歌队接到演出任务，院领导周扬和宋侃夫召集大家创作排练出一组庆祝苏联红军反攻胜利的广场歌舞、秧歌剧。
贺敬之回去后立刻沉浸到创作当中，一天的工夫他就写出一首歌词：《庆祝苏联红军大反攻》。虽已晚上八点多，贺敬之还是兴冲冲地来找负责作曲编舞的刘炽，刘炽接过歌词一口气读了两遍：
正月里，刮春风，延河岸上草青青，打起一阵鼓，跳起一阵舞，咳！咳！红军大反攻！
红军大反攻，前进一程又哇又一程。今天收复几个镇，明天夺回几个城。
咳！咳！咳！遍地花儿红，红军的旗帜红。
进一程，又一程，紧紧追赶***兵。打起一阵鼓，跳起一阵舞，咳！咳！咱们都欢迎。
咱们来欢迎，庆祝红军大呀大反攻。排成队伍出了城，唱起歌来大家听。
咳！咳！咳！遍地花儿红，红军的旗帜红。
……
这生动有趣的歌词一下子吸引住了刘炽，也激起他的创作灵感，歌名在后来的排练中被改为《胜利歌舞》。
1943年，从鲁艺文学系毕业后，意气风发的贺敬之正式加入到鲁艺秧歌队的集体创作当中。1943年到1944年间，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也单独写了一些秧歌剧。这些秧歌剧在演出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由衷喜爱和欢迎，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鲁艺家的秧歌”。
由贺敬之作词、刘炽作曲并演唱的《翻身道情》，创作于1943年11月，曾经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由于当时也没署名，人们还以为是地道的民歌呢。
1944年，贺敬之与王大化、马可、水华等创作的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被中央西北局文委授予一等奖。在延安的新秧歌运动中，贺敬之被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授予“乙级文教英雄”称号。
1944年春夏之交，贺敬之去延安县王家屯深入生活过程中，认识了一位算命先生韩起祥。贺敬之发现这个算命先生不简单，不仅会说旧书，还能自编自唱新书。对艺术的敏感让贺敬之意识到自己捡到了宝贝，他急忙把韩起祥带回鲁艺，把他介绍给戏剧系的张庚，音乐系的吕骥、马可、安波等人。因为贺敬之的发现，使得韩起祥这个民间艺人大放异彩，后来他创作出的《刘巧团圆》被中国评剧院改编为评剧电影《刘巧儿》并风靡一时。
5．主要执笔新歌剧《白毛女》
1944年5月，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带回来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无独有偶，这一年的秋天，仍然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林漫也曾将他创作的题为《白毛女人》的小说稿，托交通员带给鲁艺领导人周扬。
两个故事的内容大同小异，讲的都是河北西北部小山村的一户老佃农，他受到恶霸地主的盘剥，日子过得上顿不接下顿。不过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孝顺美丽的女儿，父女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也有个盼头。可是，穷人哪怕有个布丝儿也会被恶人惦记着，更何况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呢？
恶霸地主盯上了老佃农的女儿，他的手下给他出主意，用讨租子的名义骗老佃农卖女抵债。老佃农发现真相后，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惨死在地主家门外。地主趁机霸占了他的女儿。满足了自己一时的淫欲后，地主厌弃了佃农的女儿，准备娶富家小姐，打算把她卖给人贩子，幸亏被一个善良的老妈子事先得知消息，老妈子在一个深夜偷偷放走了这个可怜的姑娘。逃出地主家后，少女怀着深仇大恨藏到山洞里，靠着偷吃奶奶庙里的供献为生。由于缺少食盐，又常年见不到阳光，她的头发都变白了，被村民们误以为是“白毛仙姑”。
直到抗战后，八路军来到这里，把她救了出来，她才得以重见天日。
白毛女这个具有现实基础的故事很动人，不过，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创作者具有相当深厚的艺术创造力。
贺敬之研究专家何火任先生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白毛女〉与贺敬之》一文中介绍了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何先生说：
“为迎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周扬极力主张在新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根据这个题材编写成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剧，作为向‘七大’的献礼。他将这一艰巨而紧迫的创作任务交给戏音系领导张庚组织力量完成，并亲自在鲁艺主持会议进行动员。
张庚让贺敬之阅读了林漫手写的情节简单的‘白毛女’的故事，又召集邵子南、贺敬之、王彬、王大化、马可、张鲁等编导人员开会，组成创作组，对剧本的主题和初步的情节进行了讨论。
会上商定由不久前从晋察冀来延安的‘西战团’成员邵子南执笔，因为他熟悉晋察冀边区的生活和‘白毛仙姑’的故事。邵子南写出前几场初稿交张庚和创作组成员看后，大家都不满意，觉得戏剧情节扣得不紧，人物性格不鲜明，又没有真正的戏剧动作，实际上不是歌剧而是一篇朗诵诗剧，无法排练，希望邵子南改写，但他不乐意……
周扬的意见不只是否定试排的这一场，而实际上否定了邵子南写的剧本。大家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认为‘此稿不适合舞台演出，故事情节的安排及人物关系都有许多可以商讨的地方，需要重新解构，另起炉灶’，而‘这些要求与邵子南同志的设想未能符合，因此，他收回了自己的稿本，退出了创作组’。
1945年初，张庚召集有关编导人员开会，进一步讨论了剧本结构的大体框架，并决定由贺敬之执笔重写。贺敬之写完第一幕需要试排时，就确定成立剧组，其中有编剧贺敬之、丁毅，作曲马可、张鲁、瞿维，导演王滨、王大化、张水华、舒强……”
20岁的贺敬之听到组织上让他执笔歌剧《白毛女》的这个要求后，却不太敢接，因为自己太年轻了，担心写不好。
得知贺敬之的想法后，上级领导找他耐心谈话，他们告诉贺敬之说：“你既然参加过秧歌剧的创作，又是农村出身，了解农民的悲苦经历，组织相信你，你就放心去写吧！”
听到这话，贺敬之把忐忑不安的一颗心放回肚子里，他躲进小窑洞，埋头写了起来。他一旦决定着手做某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不会轻易罢手。
其实听到“白毛仙姑”这个故事的时候，贺敬之就联想到童年家乡的那些穷苦乡亲们，他们中间有为了生活而卖掉儿子的小全他爹；有被逼嫁入地主家后来又被逼死的农村美丽少女小兰姑娘——贺敬之曾把他们的悲惨命运写入诗中；在延安他还曾写过一篇小说《两根秫秸》，讲的是一位老农民，因为长期吃不饱饭，两条腿瘦得像两根秫秸一样了。
贺敬之说：“第一幕里全部的细节和情感都是我的，真正触动我的感情，真正体现我的灵魂和特点的就是整个第一幕，因为这种生活和感情我比较熟悉。”
过去积累的这些素材，好像就是为这次创作《白毛女》而准备的一样。窑洞木桌上点着一盏麻籽油灯，贺敬之在跳动的光线下越写越激动，他几乎是流着眼泪写完了第一幕。等写到杨白劳自杀时，贺敬之已经精神恍惚，同窑洞的同伴跟他打招呼他都听不见了。第二天有的同学就说：“贺敬之写剧本写得疯魔掉了，他六亲不认了啊！”这种强烈的感情，引导他以强大的行动力去勇往直前，直到获取辉煌的成就。
北风吹，雪花飘，
雪花飘飘年来到。
爹出门去躲债整七天，
三十晚上还没回还。
大婶子给了玉茭子面，
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
我盼爹爹心中急，
等爹回来心欢喜，
爹爹带回白面来，
欢欢喜喜过个年……
人家闺女有花戴，
爹爹钱少不能买，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
给我扎起来！
哎，扎呀扎起来！
《白毛女》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彩排，唱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主题，取得非常强烈的反响，轰动了全鲁艺及延安文艺界，大家一致认为歌剧《白毛女》是秧歌剧运动发展以来最动人的歌剧。当地的农民观看彩排后，哭成了一片。
贺敬之作为歌剧《白毛女》的主要执笔者，把全部情感都投入到创作之中，经常处于心情激荡状态，有时甚至彻夜难眠；另一方面，为了赶进度，他多日来都挑灯夜战，终于在快完稿时病倒住院了，组织上决定由丁毅执笔写完最后“斗争会”这一场戏。
1945年4月22日，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参加七大的来自全国的547名正式代表以及208名候补代表，还有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全都赶来了。毛泽东主席来了，朱德总司令来了，***来了，周恩来来了……
贺敬之说：“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我格外注意台下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当演员们高唱‘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毛主席禁不住擦起了眼泪……许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和广大观众也一起流泪了。还有一位坐在窗台上的观众大声叫好，一看，原来是陈赓将军。”
《白毛女》上演后，反响相当强烈，观众们边看边流泪，全场哭成了一片。在延安先后上演三十多场，大多数人都看过一遍，有的人连看几场，还有人从安塞、甘泉赶来观看。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飘扬着《白毛女》中的歌曲。演员们走在街上，常被热情的路人围住，大家纷纷指着他们说：“看，这是白毛女！这是杨白劳！”并送上喜爱的眼神；而饰演黄世仁、穆仁智、黄母等反派角色的演员则“倒了霉”，从鲁艺到党校礼堂演出的路上，孩子们常常围住他们，骂他们“大坏蛋”、“地主婆”，还用土块、石头打他们。
1946年，张家口保卫战时，华北联大文工团在怀来演出，当地盛产水果，当演到斗争黄世仁那一幕时，随着台上群众演员“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的口号声，台下突然飞来无数果子，一个正好打到演员陈强眼上，第二天他就成了“乌眼青”。
最出格的是在冀中为部队演出，演到最后一幕斗争黄世仁时，士兵们在台下泣不成声，突然，一位新参军的战士咔嚓一声子弹上膛扣动扳机射向舞台上的黄世仁，结果把幕布射穿了一个洞。此事导致军区首长不得不决定部队观看《白毛女》演出时子弹一律不得上膛，经过检查才能入场。
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白毛女》演出盛况说：“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田汉说《白毛女》“是为革命立过功劳的”。
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的影响扩展到国外，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白毛女》演出热。而演员们的“遭遇”，也还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951年，在德国柏林和德累斯顿演出《白毛女》，谢幕时，观众献给“喜儿”的鲜花都快抱不动了，可饰演黄世仁的陈强却一枝花也没有，有人想献给陈强一把花，一位老太太竟然大喊起来：“不许给他——”那人只好把花又从“黄世仁”手中夺过来，重新献给“喜儿”，引起全场观众大笑……
国外也有许多贺敬之的“追星族”——在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很多人都对诗人贺敬之非常尊敬。
意大利姑娘Tiziana Tota虽未曾到过中国，但在意大利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了解到了新歌剧《白毛女》，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喜儿”，也就是《白毛女》歌剧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后来这位“洋喜儿”专门写信给贺敬之，热情地提出很多关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问题。
1945年冬天，贺敬之对《白毛女》剧本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使戏剧和音乐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歌剧形式上更为统一和完美。这次的修改本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并被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于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歌剧《白毛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崭新的艺术形式，为新歌剧创作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它是中国新歌剧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