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得极为尴尬，谈话中止，彼此在两种极不相同的心理之下分手，各自走开了事。开头两天，每天一清早，他还赶到街口买一份早报看，气闷归气闷，总还有个盼头，一个星期以后，报也懒得看了。接下来的“一二·八”沪淞抗战，十九路军总算为中国人争了一点体面，兴奋代替了消沉，希望变成了现实。他又买报看了，这回报贩不再以轻蔑讥诮的口吻挖苦他了，却换了另一种口吻来讽刺：“中国人，怎么不回去？”甚至房东太太也奇怪，中国留学生竟然没有一个回国参战的。他们只好解释：中国是募兵制。最后日子久了，“一二·八”又在丢脸之中结束。他们便加一句解释：这个政府不会抗战到底的，回国没有意义。法国人绝不可能了解中国复杂和紊乱的情势，但是祖国两字却在李健吾心中粉碎了。
正是在这种激愤、屈辱的情绪下，为了激励国内的士气与民心，也是为了排遣自己心头的愤懑与孤独，李健吾先后写了两个剧本。第一个是以辽沈失守为背景的三幕剧《火线之外》，第二个是以淞沪抗战为背景的四幕剧《火线之内》，正式发表时改名为《老王和他的同志们》。《火线之外》后来又改名为《中秋节》。朱自清由伦敦来巴黎游览时，看了这个剧本，专门为它写了序。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沉没了，整个上海沦陷了。正在这时，留在北平，已然做了北大校长的周作人，考虑到李健吾日后的生计，托人给李健吾捎来话，说你留在上海没有出路，还是回北大来做一个主任罢。师长的情义，他不会不领会，而此时出任北大系主任意味着什么，他也不会不知道。怎样回复呢？几乎是不假思索，“我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人，说我做李龟年了，唐朝有过这个先例，如今李姓再添一个也不算怎么辱没。”（李健吾《与友人书》）李龟年是唐宗室子弟，通音律，后来流落江湖，成为著名的乐师。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就是赠给他的。李健吾说这话，表明他宁可去当戏子，也不去为敌伪效力。
1944年，他根据法国剧作家萨杜的剧本《托斯卡》改编的《金小玉》在上海演出。上演时，石挥饰男主角，丹尼饰女主角，李健吾也扮演了其中的参议角色。此剧演了一个月，轰动上海。李健吾本不抽烟，但为了演好角色，他不得不在台上抽烟，而且抽的是由劣质烟叶自制的雪茄。最后一次演出，由于抽得过头，戏刚演完，就昏倒在后台，以后再也没有演参议一角。
由于该剧间接对日寇迫害中国爱国人士和善良百姓的野蛮行径进行了鞭挞，所以演出激起了强烈反响，从而也招来了敌人的恼怒，成为日本宪兵逮捕他的原因之一。在宪兵队里，日本人对李健吾施加残酷的刑罚，并要他交代郑振铎等人的地址，他当然没有出卖朋友。多亏夫人尤淑芬在敌人搜查时，机智地将朋友们的来信塞进了一个窟窿，敌人才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后经友人多方周旋，将他保出。
(87)挚友与郑振铎1933年8月，留法两年后，李健吾学成回国，10月与清华校友尤淑芬在北平完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老师朱自清与杨振声介绍，受聘于胡适主持的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下设的编译委员会，撰写《福楼拜评传》并翻译福楼拜的小说，每月领取160元的稿费补助。这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西谛）正与巴金、章靳以等人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这份刊物是北平立达书局约章靳以编的，章觉得自己的资望能力不能胜任，便请郑振铎出面筹划。个人与历史的双重机缘，促成了现代文学史上这两位不世出的人才的相识。
10月某日，郑振铎在会贤堂饭庄召集在北平的知名作家宴饮，商谈出版刊物事宜，李健吾应邀前往。同时应邀前去的还有李健吾的老师杨振声和朱自清。推测其中情由，当是杨朱二位师长的挽介之功。尤其是朱自清，当李还是清华大学学生时，朱自清就为李的作品写评介文章，又一同出国（李系留学，朱系度假），必会竭力推荐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李健吾在上清华时已是该会会员，薄有声名，肯来入伙，自然礼遇有加。
1934年1月，《文学季刊》在北平出版，李健吾列名编斩人（相当于编委），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包法利夫人》，系他正在写作的《福楼拜评传》中的一章。也正是这篇文章，使郑振铎看中了李健吾的才学。紧接着，第三期上，李健吾又发表了他的著名剧作《这不过是春天》。一篇是研究，一篇是创作，骤然间，28岁的年轻人在文坛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华。
翌年，郑振铎受命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物色人才时，立即就想到了写过《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破格聘任李健吾为法国文学专任教授。李健吾先独自一人到了上海，巴金帮他在自己居住的霞飞坊附近找了一所房子，开学前，又将妻子与女儿接到上海。初到十里洋场，人地生疏，没有多少应酬，除教学外，李健吾专心写作。为了不致招人疑忌，他写的文学评论文章，用“刘西渭”作笔名发表。一时间，许多人都不清楚刘某是何人，以为新冒出了个文评家。只有沈从文和巴金知道底里，因为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沈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后来又由巴金帮助整理成册，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咀华集》。
暨南大学在真如，来来去去不方便，在市内住了一段时间后，李健吾一家便搬到真如乡下去住。抗战爆发了，真如在战区，李健吾一家又迁回市内，住在法租界的巨簌达路（现名巨鹿路）。不久学校也撤回市内，在法租界的陶尔斐斯路（现南昌路）上课。
郑先生的家也在市内，常约朋友去家里吃饭。在郑家，李健吾先后结识了阿英、夏衍等文化界的名流。这期间，阿英要办一份刊物，名叫《离骚》，怕引起租界当局注意，跟郑振铎商量时，郑出主意说，就用“刘西渭”作发行人吧。
“孤岛”时期，郑振铎与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秘密出版《鲁迅全集》。无法公开征集购书人，只能采取朋友间相互串联的办法。一天，郑振铎悄悄问李健吾：“健吾，你有五十块钱吗？你能约你顶熟的朋友也出五十块钱吗？大家凑钱出《鲁迅全集》，可是走漏风声，就性命攸关啊。”
听了这话，李健吾没说别的，立即回家拿了50块钱交给郑，又去找清华校友孙瑞瑛，说明来意，拿了50块钱交给郑。书出版后，郑给李送来一部。这部书，几经迁徙，李先生一直带在身边，视同至宝，直到十年浩劫被抄家，才不知流落到何处去了。
与巴金李健吾曾在一篇文学评论中，提及了巴金和茅盾两位文学大师的文笔问题。
“我们今日的两位小说家，却不长于描写。茅盾先生拙于措辞，因为他沿路随手捡拾；巴金先生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先生冷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用叙事抵补描写的缺陷。”
李健吾还嫌这样批评茅盾不过瘾，随后又加了一段：“他（茅盾）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句，西一句，疙里疙瘩地刺眼；这比巴金先生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达。”
除了批评巴金的文笔差之外，李健吾还批评了巴金的作品“只有热情，没有风格”等硬伤。巴金不服李健吾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三个回合，谁也没有说服谁。然而，李健吾和巴金，“场上是对手，场下却是朋友”。“文革”中，巴金遭到批判，被打倒，其他人纷纷避开，但李健吾没有，他愈发地与巴金亲近起来，派自己的两个女儿先后给巴金送去八百元钱。这对于穷困中煎熬的巴金先生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多少年之后，病体缠身的巴金还常常念叨李健吾，一再深情地说：“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他那金子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
与石评梅李健吾与石评梅，情谊如同姐弟，称呼上则是先生。石评梅1902年出生，比李健吾大四岁。1923年夏，石评梅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毕业，受聘到北师大附中，任女子部主任、体育教员，兼教国文。当时，李健吾在北师大附中上学，刚刚升入三年级。听说本校新来了一位教员，且是山西同乡，自然想去结识。
第一次见面，就认错了人。
一天晚上，一个同乡会演话剧，李健吾饰演一个角色，知道石评梅也在场，便由一位友人介绍“相识”了，接着就亲热地谈了起来。谈着谈着，对方忽然说：
“你所说的是石评梅先生吧？”
李健吾好生奇怪，怎么，她不是石先生吗！
“你认错了，我是石先生的同学……你看那边柱下站着的才是石先生呢。”
李健吾这才走过去与石评梅相识。
石评梅教体育，喜爱文学，李健吾爱好文学，也爱好体育，又是同乡，年龄仅相差四岁，渐渐地两人熟识了，课外常在一起晤谈。“从交谈中，她了解了我的家庭，我的爱好，但是她对自己却闭口不谈，我年纪小，就像一个小弟弟似的，事无巨细，一片真心，全对她讲。”
李健吾对石评梅有了更深的认识，是三年后，石评梅带学生来清华春游那天的晚上。
1928年4月间，华北运动会的第二天，石评梅领着十几个附中同学春游，来到清华。晚上，石评梅、李健吾，还有几个附中的同学，坐在荷花池前的石阶上聊天。有一个学生问石先生的岁数，她说了，接着叹息了一声：
“我觉得活到这个年纪真不易！”她继续说，“光阴也真过得快。我希望我也能有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在这里休息一下我的疲倦；昨天晚晌我在对面山下的石墩上坐了一夜，直到晨色微微红了起来。我不能不在社会里鬼混，哦，那社会！什么有志气的好人也让它一口吞了下去。我挣扎着，我从来不苟且，我从来只和我自己是朋友。我站在泥水里头，和这莲花一样，可是和它们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将来死去还是父母赐给我的璧洁的身体。我从来不求人，不谄媚人，我在什么事情上也没有成就，就是文章，我也不敢写了。”
“在这社会里面，女子向来是——”李健吾插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