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碑刻书法传播
碑刻书法和甲骨文书法一样，都属于毛笔和刀凿并用的书法类别。碑刻书法其原始的用意还在实用，但在客观上出现了书写的艺术化现象，而艺术性地书写并刻凿碑文则缔造出一种新型的书法类型，石刻的艺术品质就此得以成立。王君知认为：“石刻在中国古代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在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独有的国粹，称之为‘石刻档案’。”（注：王君知：《中国早期的石刻传播——以永州碑刻为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第241页。）石刻书法可划分为碣书、摩崖书和印章三类。这是由刻在不可移动的自然石体与人工切割并与岩体分离出来的可移动石体的标准来划分的。李慧、李莉认为：“先秦时期是碑的萌芽、胚胎期，除有原始的‘识日景’的‘宫中之碑’、‘丽牲’的‘庙中之碑’和‘下棺’的‘墓所之碑’这三种无字‘竖石’以外，又出现了另外两种有刻字但无一定形制的两种原始形态的碑，即石刻和摩崖石刻。”（注：李慧、李莉：《传播美学视野下的碑刻媒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5页。）人们习惯上将经过打磨、修整并题写有文字的可移动的石体称为碑。从社会和审美功能角度看，碑刻书法自成体系。陈健、徐行主编的《实用礼仪》载：“碑文。顾名思义，凡是为在各种碑上写的文字都叫碑文。我国制碑的习俗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碑的出现，当时的碑，如宫馆中的侧影碑，宗庙中的系牲碑，墓旁的下棺碑，都不刻文字，后来有人刻上相应的文字，就逐渐形成各种碑文。”（注：陈健、徐行主编：《实用礼仪》，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中国现存较为典型的碑文石刻书法是石鼓文。清代叶昌炽《语石》载：“三代鼎彝，名山大山往往间出，刻石之文，传世盖鲜。祝融峰铭，实道家之秘文，比干墓字，岂宣圣之遗迹？至于《鬼方纪功之刻》，僻在蛮荒，《箕子就封之闻》，出于罗丽。半由附会，于古无征。惟陈仓十碣，虽韦左司以下聚讼纷如，绎其文词，尤有《车攻》、《吉日》之遗，铁索金绳，龙腾鼎跃，亦非李斯以下所能作，自是成周古刻。海内石刻，当奉此为鼻祖。”（注：[清]叶昌炽撰：《语石校注》卷一，韩锐校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页。）石鼓文为籀文，其载体是鼓形石，一般认为是秦国之物，唐初时出土于今陕西，共有十件，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其文字为刀凿类工具凿刻而成。石鼓文有十首一组的四言诗，文字造型古朴。出土后当即引起轰动，唐代韩愈《石鼓歌》即对其有所称颂：“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注：[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韩愈五》卷三四零，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7页。）韩愈以跃出水面的龙为喻体，对石鼓文予以颂扬。宋代初年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诅楚文》，也属于石刻，其题写文字为籀文。姜亮夫考辩曰：“《诅楚文》或题曰《秦祀巫咸文》（《集古录》），或曰《秦誓文》（《西溪丛话》），或曰《巫咸碑》（方勺《泊宅篇》），而题《诅楚文》者焉最多。其文凡三篇，题曰《诅楚》，分题三篇曰《湫渊》、曰《亚驼》、曰《巫咸》，燕定则。则其原石，恐未必有题名也（湫渊即大沈久湫也，裼升庵《久湫大沈》一文，引郭缘生《述征记》‘岛当沈中，有九十台，皆生结蒲’）石凡三，此用《巫咸》者，以巫咸当为楚民圈所崇奉之方域大神，屈子亦属言之，故以此篇属主，而录其与《湫渊》、《亚驼》之异文，以佐观省。”（注：姜亮夫：《国学丛考·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沈久湫两辞》，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姜亮夫对《诅楚文》的考释为石刻书法的传播增添了具有礼仪色彩的文化风味。
一、碑刻书迹体现出中国人祈求不朽的愿望
碑刻是一种文化的复合体，它跨越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层面。叶昌炽《语石》载：“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子石阙》、《鲜于里门》，以逮郡邑长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铭功，东巡石刻、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睿德、以逮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是也；一曰纪事：灵台经始，斯干落成，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之宫，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词人之作，是也。”（注：[清]叶昌炽撰：《语石校注》卷三，韩锐校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315~316页。）《实用礼仪》讲述传统礼仪学，亦论及碑刻：“我国从汉朝以后，刻碑的风气逐渐普及，几乎处处刻碑，事事刻碑。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宫室之碑、桥道之碑、坛井之碑、家庙之碑、风土之碑、灾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观之碑、托物之碑等。前人实行，后人效法，中国的名胜古迹，竟形成独特的‘碑石林立’的民族特色。”（注：陈健、徐行主编：《实用礼仪》，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碑刻大体可分为功德碑、庙碑、墓碑、纪念碑、记事碑、诗碑六种。参见（注：陈健、徐行主编：《实用礼仪》，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16~217页。）这些碑刻都和书法关系密切。
先秦时期的石刻大都刻于天然石块，刻写到石材上的汉字统称石刻。汪鹏认为：“我国商朝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承主要是依赖甲骨，但甲骨材质有限，容量小，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周人为了更有效地保存文化和传播信息，将文字刻在青铜器上，称作金文或钟鼎文，金文是周代用来保存文化和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金属固然坚固，但制作费时、费力，秦国为了推动生产发展和保证战争取胜，用石刻取代了青铜铭文。石刻文不仅同样能使铭文耐久永传，而且省下大量青铜材料，可用于战争和发展生产。”（注：汪鹏：《碑刻媒介的文化传播优势及其现代功能转型》，《现代传播》，2014年，第2期，第155页。）秦书有八体，为大篆、小篆、隶书、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以六国流行之小篆字形为原型，对部分大篆作出了简化、美化以及规整化处理。参加此项工作的包括李斯、胡毋敬和赵高。李斯善篆书，其所书的小篆被称为“玉箸篆”，为后世小篆的取法对象。“玉箸”二字寄寓有笔画流美、光洁、圆润之内涵。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注：[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2页。）由此可知当时石刻的功用主要是为了颂德纪功。秦石刻与后世的碑刻、墓志、造像、画像等石刻相比，具有文字内容不固定、石材无恒定形状等诸多特点。碣指单独矗立的石块，即所谓的“特立者”。先秦石鼓文、秦代《泰山石刻》、《峄山石刻》、《会稽石刻》等皆属此类。清代叶昌炽《语石》卷五先引述桂馥有关碑刻先立后书事，进而论述了碑刻的制作方式。
桂未谷曰（自注：《札朴》卷六）：古碑皆先立而后书。李绰《尚书故实》，东晋谢太傅墓碑，树贞石，初无文字。《水经注》沂水南有孔子旧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或疑碑立则下段逼地，人不能书。若陷地数尺，人在陷中乃可书。又疑自左书起。然《乙瑛》、《曹全》皆首行字大，当自右起。或又疑横排。按汉碑“年”、“命”二字，垂脚长过二三字，此非横排所能预计也。河南于土中得曹魏《王基碑》，仅刻中段，上、下丹文隐隐。此则未立先刻者。（自注：《授堂金石跋》曰：《王基碑》出工，仅刻其半。土人传云，下截朱字隐然，惜无人辨识，付之镌工，遂磨拭以没。今存者凡得三百七十字。右古碑先立后书一则。）（注：[清]叶昌炽撰：《语石校注》卷五，韩锐校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640页。）
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法令的目的是想使秦国的基业传玺千秋而不灭，秦始皇为此多次御驾出巡，东至泰山、北到碣石、南及会稽、西到鸡头山，所到之处，皆命丞相李斯撰文作书，刻石纪功。刘大新、海国林《碑帖拓本辨伪》曾评价过《峄山石刻》：“此石刻久毁：现传世者为宋代淳化四年郑文宝以南唐徐铉双钩本摹刻于陕西西安，因尚存古意，故被称赞。又称为‘长安本’，但与琅琊、泰山两石刻之书法有天壤之别，已失李斯之风貌。”（注：刘大新、海国林：《碑帖拓本辨伪》，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石刻书法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味，其在传播象征性文化的同时也在彰显书法审美的积极意义。
秦始皇最后一次石刻是在巡行会稽山时立的《会稽石刻》，时间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期间较为重要的石刻尚有《泰山石刻》。李乡状主编《五岳逍遥行》记录：“秦泰山石刻是泰山石刻中时代最早的作品，位于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前西侧。石刻原在岱顶玉女池旁，后迭移至此。镌刻着秦始皇功德铭和二世诏书，由丞相李斯篆书。石刻原文222个字，历经沧桑，现仅存十字：‘臣去疾臣请矣臣’七字完整，‘斯昧死’三字残泐。”（注：李乡状主编：《五岳逍遥行》，上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2页。）另有《竭石石刻》、《之罘石刻》、《琅琊台石刻》，《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有所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是秦始皇立碑较为频繁的一年。“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注：[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4页。）同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注：[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4页。）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之竭石，使燕人庐生求羡门、高誓。刻竭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注：[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1页。）《之罘东观石刻》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登之罘山立石刻后，又到之罘东观立东观石刻。之罘东观刻辞主要歌颂秦始皇进行统一战争，及天下统一后辛勤不怠，经营治国的功劳。之罘东观石刻今已不存。”（注：张中义、王宗堂、王宽行辑注：《李斯集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8页。）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注：[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0页。）秦始皇时期的石刻数量历来有争议。金其祯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石刻纪功之石，并非历来各种文献和书籍所记载的6块、7块抑或8块，而是9块，计有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所立的《峄山石刻》、《泰山石刻》首块《之罘石刻》、《琅琊石刻》，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所立的《之罘石刻》、《之罘东观石刻》，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所立的《碣石门石刻》、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所立的《东海上朐界石刻》。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所立的《会稽山石刻》。”（注：金其祯：《中国碑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40页。）秦二世时，秦二世率李斯诸人沿秦始皇巡行之路巡游，曾留下一批石刻。秦朝两世石刻统称为秦石刻。秦石刻的主要内容是歌功颂德，字体为小篆。《晋书·卫恒》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注：[唐]房玄龄：《晋书·列传第六·卫恒》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96页。）小篆体不仅体现出“书同文”的标准、规范内涵，其书写形制使得小篆题字和文章内涵出现了文质相符的状态，在书法形式史上有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