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年十二月七日，圣诞节前的倒数第三个周末，科防院发生了一件不能算严重但是奇怪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分析出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才使有的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变，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相互了解。然而确定无疑，它衍生出了很多事情，还催生了几种情感——某种情况下，这是读者最愿意在书上看到的——爱情。一生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或无意识地生活在自己的那条笔直的轨迹中，总会有件事情使几个人的轨迹同时产生一点小小的弯曲，有的人凭借这点弯曲逐渐延伸走到了一起，还有一些向外弯曲的人，则越走越远。
这其实是件有头无尾的事情，407室的一个女生在夜里半睡半醒之间看到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正坐在她床头，等她意识到不对头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然而这件事被闹得很大，之后的一个月里，近半数的女生一入夜便不由得恐慌。政委为此前后盘问过二十多个学生，依然没有结果。夜袭者仿佛山顶的白雪，春天一到便蒸发得无影无踪。科防院的学生也渐渐不再提及此事。新年过后，所有的女生换到了另一个宿舍楼，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居住空间，继而遗忘了去年冬天的恐慌。然而即使在去年，她们也不过是在幻想着经历恐慌。春天之后她们却一并遗忘了最不应该忽略的女孩，只有她一个人遭遇过这件事。我在大学的一年里认识过她，她的名字叫石云睫。
2
具体的时间应该是七日的凌晨。据407室的另一个女生马裴阳回忆，她们在七日夜里不到十点就熄灯。按照要求在周末可以晚一个小时到十点半关灯，但是政委那几天不在学校，很多寝室都是过了十二点才陆续睡觉。407室这么早休息是因为她们第二天要去香山看雪。“以前我们去过香山，”马裴阳说，“那是十月底，没有雪。”当时整座山都被枫叶映成红色。为了摘下来的枫叶，她们还在下山的路上被管理员拦住罚了几十块钱。显然这次看雪令石云睫更为着迷。407室住着四个人，彭倩是北京本地的，马裴阳和杨柳郁分别来自沈阳和四平，漫山的白雪她们见多了。只有石云睫来自长沙，打从北京下第一场雪她就觉得，到了冬天，全北京覆盖在棉花糖一样的白雪下，生活被夏冬截成两种状态该是多神奇的情景。
石云睫说起初她并没有睡着，只不过是熄灯之后她没参与其他三个人的谈话而已。以前也是如此，对于407室的聊天，她通常都是静静地做一个倾听者。并不是不喜欢和别人说话，她只是不觉得在那么一次完整的谈话或一件事里有她自己。她从没想过在世界各色的戏目中有她的一份角色，更没想到会成为朋友谈论的中心。她没有预料到，三个小时后，她成了夜袭事件的主角。
虽然没插进一句话，她觉得自己也是最后一个醒着的。407室的谈话突然停下来，黑暗中只留有重重的呼吸。她抓着身下的床单想，一定是她们三个先约好一起睡觉的。醒来之前她曾做过一个梦，直到第二年她还能完整地说出梦的内容。梦的地点在开往湖南的列车上，“十五车厢三十四位”。她说那一夜她并未睡着，但在梦境的火车里却睡得很香，直到被急刹车摇醒起身上厕所。十五车厢的厕所是锁着的，她倚在门前守了一刻钟也不见有人出来。“被列车员锁住了。”坐在门旁吸烟的老汉冲她摆摆手。她向下一节车厢走去。那里卫生间的门开着，但是有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横放在里面，上面铺满了扑克。“他们在打牌呢。”列车员微笑着说，“上车的人太多了。”石云睫看看卫生间，根本没有人。她的心忍不住地向下沉。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而行走的人却像练太极术一般跨着大步小心前行。“没有多少人呀。”她回驳道。“还没有？”列车员笑了笑说，“地上都躺满人了。”列车拐弯时晃了一下，石云睫打了个冷战。一阵寒风穿透车窗从她眼前吹过。地上是空的，她想，随即向坐在座位上零零星星的几个人——望去。叮当！她听见一串钥匙落在地上。顺着声音她看到六十八号位戴帽子的男孩。那男孩也以从帽檐下射出的惊悚目光回望着她。她与这男孩对视了十几秒。她看到他不停地说话却听不见一个字。即使很久以后现实中的事情——都被遗忘，她也会永远记得那种极度惊恐的表情。“就好像终点不是湖南，而是火车穿过隧道，开往炽热的心似的。”她对我们这样形容。梦中的石云睫死死盯着那男孩，没想过问他什么，也未曾启口。或许是他受不了如此锐利的目光，弯下腰去捡钥匙。本来她打算盯紧他，看他起身后手里是不是真的有一把钥匙。但假如梦境也可以算是另一个世界，那么此时很不幸，石云睫在这个世界死去了。她醒了。
梦的幻觉继续缠绕着她。醒来她眼前还是一把钥匙如那夜一般轻轻晃动。黑暗里她眨了眨眼睛，窗外的路灯光反射在长长的钥匙链上。她翻过身，背对着合上眼。“大半夜的不睡觉，”她语句模糊自语，“又来折腾我。”她以为杨柳郁还在跟她闹着玩儿。
杨柳郁在后来的交代材料里对政委承认上星期二凌晨上厕所回来时确实捏过石云睫的鼻子，原因只是她“想测一下到底多久才能醒”。但十二月七日那夜石云睫并没有完全醒来，翻身后她继续享受着睡神的恩赐。可惜这次她没能如愿地返回驶往长沙的火车，而是很莫名地掉进一个透明的球体里。尽管这情景很奇妙，然而她还是多少有些失望地从那个梦的球体里逃了出来。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掉钥匙的那个男孩，对于这古怪的念头她自嘲地笑了。门被轻轻地关上，她觉得只有等杨柳郁上厕所回来，自己才有可能在那次列车上复活。或许是时间太久，或许是耐心不够，等待的途中她窜进又一个梦中。第三个梦简短而混乱，刚一睁眼便忘记了梦的内容。
杨柳郁还没有回来。
石云睫翻回身，盯着门口，把头压在枕下又等了一刻钟，之后她低声叫了杨柳郁的名字。
“到。”马裴阳在睡梦中回答。
“杨柳郁？”
“到。”
杨柳郁没有回答。石云睫跷起双腿踢了踢上铺床板。床随之摇了一下，彭倩在上铺翻了个身。一束光影贴着墙壁缓慢移动，窗外有汽车急驰而过。她从床上摸到手机，看了看时间，三点四十三分。是不是该永远记住这个时间呢？她下床打开灯，黑黑的屋子忽然变得透明。都在床上！她倒吸了一口气。她坐回床头，审视一遍床上的衣服和钱包，锁上门后她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最后她站起来背顶住宿舍门，咬了咬嘴唇，仿佛尖叫般大喊：“都起来！刚才有男的闯进来了！”
3
杨柳郁的表哥李佳毅和我分在同一个系念书。他猜测因为已经到了十二月，在这一年政委家中并无大事，没怎么回石家庄，要是再不抓紧请几个星期假的话，那这一年的探亲假期就白白废掉了。十二月一日，政委对我们最后一次点名后就钻进送他回去的军车。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他会在科防院突然出现，但如果他的归来算是宣判一些学生死期将至的话，我们几个则像乐观的癌症晚期病人，享受着为数不多的明媚阳光。
星期一，十二月三日，我们宿舍有三人出了早操，剩下的三人还在睡梦中便被查房的队长逮到。
我说肚子痛，“疼得要死，从昨天晚上一直疼到现在。”
“我发烧了，队长。”李佳毅睡眼惺忪地说。
“你呢？”队长过去拍了拍依然沉睡的黄教授，“没看见我进来？”
“外面冷啊，队长，我没睡好。”这是个不给面子的理由。
“我不管了，”年轻的队长将三人不能出操的原因记在本子上，“还是等政委回来看他怎么说吧。”
“我是真发烧了，队长。”李佳毅从床上坐起来叫道。但这没能挽留住队长出去的脚步。
星期二，只有小武一个人出了早操，五个人心安地睡着。编五个各不相同的理由不算容易。我们商定，大家被宿舍散播的流感病毒击垮了。
“真巧啊，”队长感慨道，“政委一走人人都病了。”
“想政委想的。”黄教授眼都没睁就凑了一句。
队长依旧记在本上，绝望地挥了挥手。三个月前他刚刚从军队退伍，在科防院实习，据说他若管理不佳会被政委扫地出门。
由于臆想中的流行性感冒，我们躺在床上偷看了十二集连放的电视剧。
星期三，起床哨一响，小武在下铺穿起了军服。虽然他和大家一样，也不喜欢这里的制度，但是他不会犯错，就是这么简单。
“小武？”李佳毅叫他，“你没发烧吗？”
“没呀。”他穿上皮鞋，在地上跳了几下提裤子。
“五个人都病了，就不传染你，你什么意思啊？”黄教授问。
“玩我们呢，等政委回来装兔子是不是？”
小武没说话，脱掉鞋子，穿着衣服就钻进了被子里。
队长来的时候禁不住乐了：“最后一个铁人倒下啦！”
他没应声。要是惭愧也可以衍生气味，那么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闻到了。
“他病了。”李佳毅冷冷地回答。
“让我走人你们就直说，这都什么事呀？”队长背着手走了出去。
流感继续蔓延，我们上午在宿舍看了几场球。尽管不情愿，小武还是在球迷的助威声中默读着英语。
星期四之后是星期五，一周就要过去了。听说别的男生宿舍也是如此。整个宿舍楼就像睡满了冬眠期的小动物。队长原以为等政委回来拿出那个记满无数病症可以充当医疗手册的小本子多少也是对这一周工作的交代。但是他没有料到棘手的事情远不止此。星期五夜里到星期六凌晨，一位不速之客莅临女寝407室。
4
出乎石云睫的意料，她的那一声尖叫并没使谁马上醒来。虽然有些不愿意，可她还得再喊一次，我还要再跟着复述一次：“有人，闯进来了……”这次的声音更加轻微，将谁叫起来都是那么不切实际的事情，她转身看看门上的挂历。十二月七日，她盘算着，到了一月二十四日就要放假回家了，四十八天，一晃就会过去。她在犹豫自己是不是回去睡觉，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彭倩回想那天的情形说，她是除石云睫外第一个醒来的，躺在上铺看见灯亮了她以为自己睡到了天亮，所以她踩着梯子下来看到门旁的石云睫还问她几点了。
“刚才，”石云睫背对着她打开门锁，像钉在门上的版画一般随着门打开，“有人从这跑了出去。”
“哦，”彭倩没能理解她在说什么，挠着头皮走出宿舍。走到水房她看到外面还处在大雾之中，天没有亮，一片片白霜贴在玻璃上。她倒退出水房看到周围的宿舍都关着灯。于是她急匆匆地跑回宿舍。“谁？”她问，“你说什么？”
石云睫对她打了几个手势，说：“我一睁眼他就出去了。”
“都起来！”彭倩摇醒了熟睡的另外两个人，“有贼闯进来了。”
醒后的杨柳郁显然更为激动：“多大年纪？长什么样？”
“一个男的。”彭倩说。
“他穿军大衣，”石云睫低声说，“一眨眼就没了，我以为是你……”
“他都干吗了？”
“不知道，我一睁眼他坐我旁边来着。”
“他碰你了？”杨柳郁问。
“没有吧？”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没有。”
“变态！”杨柳郁跳下床抄起扫把要冲出去，“一起出去找，他应该还没跑远。”
有人哭了出来。
“怎么了？”她放下扫把问马裴阳，“你怕什么呀？”
“别哭呀，说话呀。”彭倩劝道。
“那……”马裴阳噙着泪花看着大家说，“咱今天去不成香山了！”
5
十二月七日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在七街曾遇见从超市回来的马裴阳和石云睫。那时我与李佳毅正被还在膨胀的胃折磨。这痛苦来自李佳毅的鬼主意。吃饭前，为了让两人都能吃得饱，他建议我们彼此请对方。现在想想，这主意差点把我俩送到仁和医院去开刀。
马裴阳说她们刚刚买好准备第二天带去香山的零食。“一起去吗？”她问。
我说周六要去见一位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朋友。
“不提时差，单说从那么热的地方来北京受得了吗？”马裴阳说。
“两地没时差，再说她是北方人。”
“明天我也有几个约会，”李佳毅从石云睫的袋子里掏出一包薯片说，“不过都可以推掉。哎，为了陪你们。”
“你用后脑想想，我们能牵只熊上香山吗？”
“以前没人跟她开过玩笑怎么着？句句都带刺。”坐在黄村公园的长椅上李佳毅还在抱怨石云睫的刻薄，“再这样下去我祝她早日成为老处女。”
“不过我倒是觉得老处女也比老处男要强那么点。”
他侧身看看我，像是回味我说的话，转回去看着浮着白雪的湖面。“我说杜总，你这湖水扩一扩呀，弄得这么寒酸，一下雪湖都没了。”
“没资金啊，国务院也不批钱下来，上次那点都造地铁六号线了。”
“那你看我那北海建的，已经开始赢利了。”几个划船的年轻人开心地撞击着水上的冰块，一阵阵笑声在四周散开。“操，”他说，“现在开这种玩笑都没意思了，回去再想个有创意的。”
“是，李先生教训得对。”
他点起一支烟，连吸了几口，一股股白气从鼻子里冒出来。
“元旦跟我去天津，回来我肯定破。”
“你给我拿车钱？再说你那儿不还有四个免费的吗？”
“那不一样，妓女能缠我一辈子？”
“你去问问那四个姑娘，哪个打算等你娶呢。”
我们那时上大学才三个月，整个学校的女生也不满二百个，短短一百天的时间里他骗到手四个女朋友，而且功用各异。第一个能够帮他洗衣服，对我，李佳毅称她为小天鹅；第二个是课代表，从不会收他的作业；第三个能陪他在课余打网球，李佳毅叫她番茄；只有最后一个，看上去不能帮他做任何事情，但被李佳毅形容为可以终身受用的，那便是长得好看，似乎是美得令人无法接近，李佳毅从不敢给她起什么绰号，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真名——杨杨。李佳毅的内心隐藏着一个巨细无遗的谎言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一切细节都可以清晰得可以和真实生活相比，正由于此，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四个女孩间周旋而不被其中的任何一位察觉。“反正不一样。”他长吸了一口烟说。
“什么？”
当时一些轻雪从眼前飘过。北京的冬天总是这样，常常没由头地落些细雪，等你张望四周看这雪是从天而降还是由树顶的枝条抖落下来时，那些雪花已经不见了。
李佳毅将烟头重重碾灭在地上，忽然严肃地说：“我的意思是，我想跟女人做爱不是错，因为我要度过这么一个阶段；我有多少个女朋友，我骗她们的感情也不是错，因为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不丑，我这人还有些吸引力；但我要是跟她们哪个做爱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样会说明我对她们抱有目的才骗她们的。这让我良心上过不去。”
6
那个叫杨杨的女孩，信息系的系花，李佳毅最漂亮的女朋友，也是四个里面最早和他分手的。大概是一月底，学校寒假的第一周，李佳毅在大雪漫天的长春与远在西安的她，在电话里分手了。西安是不是也在下雪呢？那段日子李佳毅每天都想一次这样的问题，有好几回他抑制住打电话去问她的冲动。留着开学问她吧，他想，这样我们又能见面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返校后他们又约会了几次，谁也没提寒假里的电话，就仿佛分手的事情在两个人的记忆中不约而同地被删除了。直到三月底，他们从前门的旅馆各自归来，李佳毅就再没约过她。
那次是李佳毅第一次和女孩过夜，既然他不说，没人能知道当时的情形如何。总之从那以后，李佳毅彻底遗忘了那个最美丽的女朋友。
十二月四日的夜里，住在205室的杨杨醒来上厕所。窗户夹层中的风低吟一般轻轻哭泣着，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她贴着墙壁蹚过三个宿舍门摸到水房。厕所的门被吹得咯吱咯吱地响，还没有进去便看到一缕缕白烟从里面冒出来。窗外的路灯透过六块玻璃窗在走廊的地面上映出六个大小相等的淡黄色长方形，一缕缕烟圈在这样的长方形中轻轻涌动。紧张令她咬破了下嘴唇。她盯着门窗的影子，忽然右侧最下边的长方形中升起半个头影，它慢慢向左移动，最终整个头都出现在左边第三个窗影中。她在走廊靠着墙壁缓缓将身子向前倾，渐渐看到水房的窗户，再往前一点她看到了背对着她的肩膀，她鼓起勇气向前跨了一小步。这回她看到了，一个短头发的男人对着窗户抽烟。她慌忙用右手捂住了差点叫出声来的嘴巴。然后她蹑手蹑脚扶着墙壁小跑回宿舍。
躺在床上她才大口喘气，这时她想起来，她的一双拖鞋丢在厕所门口了。第二天，厕所人最多的时候她找回了那双拖鞋。她决定把这次的事情像恋人的名字一样压在心底不对任何人讲，免得同学嘲笑她的想象力太过丰富。即使对李佳毅她也没有讲。直到石云睫的事情发生后，她才对他和盘托出。星期一，她对政委报告了此事，之后她又对周围的好友描述了一遍。就这样，夜袭的事情被搞得愈发诡异了。
7
李佳毅觉得，如果星期五的晚上不是公映“哈利”，那么夜袭407室的事件就可能不会发生。他认为“哈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一个正常人的性犯罪意识。“哈利”是只黑猩猩的名字，它有个叫毛毛的朋友，那是只卷毛狗。多年来它们形影不离结下了伟大友谊。我们小时候都看过它们一起拍的电视剧，人类为它们配的声音。不知道谁最先用毛毛指代毛片，反正这一叫法是最先流传的，经过几次改进，讨人喜欢的黑猩猩最终取代卷毛狗成为色情电影的形象代言。简单点说就是，十二月七日的晚上，一大群男生围在我们宿舍里饶有兴趣地看别人做爱。
本来我们是锁着门的。军大衣被挂在门窗前，外界与我们隔离了。可以想象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三维空间，有那么一小块封闭的空间与外面失去了联系，里面正飘散着不为人知的淫荡气味。可是我们错了，世界是四维的，而且中国移动曾承诺信号覆盖无处不在。至少有二十人在及时接到短消息后自带板凳挤进了我们宿舍。李佳毅断言，那晚闯进女寝407室的必定是这二十人中的一个。
我在少年时曾写过一篇讨论色情电影的影评。奇怪的是杂志社认为内容太过露骨而不予发表。被迫将所有的“色情”通通改为“艺术”便如愿刊发了。我在文章里说大多数艺术影片导演都很讲究镜光感，无论近景远景的选择以及正光背光的强度都很到位，但可惜没有多少人能观察到画面的妙处，只是男性观众时常会被演员不着痕迹的表演所感染。然而不久，手淫之后我们才明白，A片是多么无聊，性是那么可悲。一部电影还没放完，发泄后的男生就带着小板凳离开了我们，躺在床上的人不知何时深沉入梦。说不清从哪冒出来的风将门吹得时开时合。我把那张落寞的“哈利”从影碟机抽出来时看着墙上的镜子。时至今日重新描述往昔，我早已记不起那一夜我都在想什么。可能是自问凭什么让我在年少正佳的四年待在这么一个地方，它将把我引入何种生活？可能是在回想过去，一些像无法忘记的梦一样模糊而难以诉说的往事。总之我对着镜子发呆了很久，这时我才想起来，说到底自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对面的这个人。走廊的灯悄悄熄灭，在蓄势等待谁的一声唤起。我在门楣上重重地划了一下以重新震亮灯，然后将以前的耳钉、耳环通通翻出来。最后仿佛是为了平抚我忽然激动的心，把那些带有各色吊坠的耳环一一试过。
8
因为醉酒的缘故，队长在星期五傍晚九点多被大四的学生扶回来就睡着了，在睡梦中还在计算着自己一晚上到底被灌了多少瓶啤酒。一瓶，两瓶，三瓶……就像医生建议失眠者用数绵羊的方式入睡一样，他不知不觉地滑入梦乡。早上四点半铃声响起令他还以为寝室的闹铃将他提前叫起。摸到电话时他才记得这一天是周末，与闹铃无关。
杨柳郁？
他试图将电话那边的人和他头脑中若干团成一团的形象挑出一个联系起来。他用冷水洗了脸，以令自己昨晚喝第三瓶酒后就暂停了的思维重新活跃。这时他突然感觉到，科防院是一个浆纸糊的花风筝，连接的线从一开始就握在政委的手中，在队长看来令科防院高飞是如此容易，然而那看不到的线一转交到他手里便自行断开，远处的风筝像落进水中一般消失不见。他是那么希望能够在政委归来之前找到并补好这只风筝，将它再次放飞在高空中。
“都检查一下，有谁丢了什么东西？”他到407室后就问这句话。如果没什么损失，再大的事也能过去。他想。他看看身后的锁，本来想问睡觉前锁门了没，不过随即他就摸清楚这种锁用一张信用卡便可以悄无声息地撬开。“没丢东西周末就放个大假，”他说，“先别急着说出去，不然其他宿舍会无谓地恐慌。”
“我的军大衣不见了，队长。”杨柳郁说。
“小事情，”他说，“白天我弄件新的给你。”
“但是她呢？”杨柳郁指着一语不发的石云睫说，“她本人都不知道丢什么了没有。”
“我没丢。”
大家没说话，每个人都听得出失去或保留下来的是什么。尽管石云睫也渐渐怀疑这些，不过她宁愿别人相信这一夜她都无恙。
“不会的，我看他只是个贼。”
“但我们谁的钱也没丢啊。”杨柳郁反驳队长说。
“那我呢？”马裴阳裹进了被子里，又掉起眼泪来，“我也睡在下铺。”
彭倩忍不住笑了。
“不行！”杨柳郁皱着眉说，“一定要把他搜出来。”
队长又冀望另一结果，抓个倒霉的男生一并顶下今晚的事情。他明白事发一个多小时再去搜出那个人是多么不切实际的想法。总会有个恋爱中的男生在天亮前没能及时离开女朋友的床铺。“会找到的。”他对刚叫来的教官讲，“每个宿舍敲三下门，不开门的就踹开。”
十二月八日的凌晨，整个北京城都在熟睡的时刻，科防院的女生宿舍楼像被开水烫过一样焦躁。队长带着两个教官强行搜查了每一间寝室。“看上去跟突击检查妓院似的。”马裴阳事后对我们形容。
李佳毅伸出食指摸摸她一侧露出的酒窝，又用粉笔点到她另一侧的脸蛋上。“我跟你说，一天点三小时，不出一个月，这边也能生出个酒窝。”
“你去死吧！”她掐了一下李佳毅手臂，说，“就是你干的，后来变成小老鼠溜走了。”
事情正在往最坏的方向发展，除了整座楼的喊叫声外，三个男人一无所获。队长脱掉军大衣，里面的毛衣已经湿透了。他给每个教官递了一支烟。三股烟以汉字的形状飘浮在他们头顶。
队长抽完后将烟头弹出窗外做出决定：“把库房打开吧。”
根本没这个必要，打从我们入学都没听说有人进过那库房，自然谁也不会有进去探个究竟的兴趣。长年的关闭令其似幽灵古堡，透着阴森的气息，窗户上布满灰尘以阻止一丝阳光溜进去，重重的铁锁生满铁锈。我们相信，即使是从政委那儿弄到钥匙也不一定能打得开。
等到天已破晓他们才敲断锁链，一缕尘土从里面喷出来。
“有三只老鼠往外跑，”马裴阳腆着一个酒窝对李佳毅说，“你就是中间最大的那只。”
但是慌乱中他们看到的也仅仅是一片黑影，三个人同时做出搏击准备。那是防卫课的第一讲，即左臂罩面，右臂护胸，左腿身前支撑，右腿在后点地随时可以踢出去。有些滑稽的是，面对三只老鼠，三个男人一起向后跳了一米远的一大步。
9
一个多月的时间政委反复询问过二十几个人，每一个嫌疑人都在他的调查范围之内。我曾三次单独面对他的盘问。那种问话方式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十二月八日早上你几点回床上睡觉的？”
“……早上我就醒了呀。”
“干吗要去女生宿舍？”
“……没去呀？”
“有东西忘在那边了？”
“……没呀。我一直睡觉来的呀。”
“回去想清楚，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不跟你多说了，明天再找你。”
…………
不过政委找了我们几次就没再找了，不知哪来的清风洗脱了我们身上嫌疑的气味。事后不久黄教授得知是有人证明我们那天不在现场。某个知情者告诉政委：杜宇琪、李佳毅他们四个人在水房赌钱到天亮。
主要原因是星期五夜里我没法入睡。一位叫张跳跳的朋友刚从新加坡回来，说好了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结果我在别人入睡后连洗了三桶衣服也不见半声铃响。躺在床上我每隔几分钟就抓一次话筒聆听，正常的铃音证明问题不在科防院这边。点亮小灯看了几页《塞·特的真实生活》，全书平静的传记风格根本就不能催我入眠。一阵阵脚步声震亮了楼道里的灯。
放下书我踢了踢上铺，叫道：“起来吧，别装死了！”
李佳毅在上面晃了几下：“睡觉呢我。”
“打牌吧，我睡不着。”
“都谁呀？不就咱俩吗？”
“龟仙和黄教授回来了，我刚听见他们上楼。”
这是不对的，不能因为那孩子长得像孙悟空的师傅，就叫他龟仙；倒是黄教授对自己的职称没什么好埋怨的，从认识他开始不管对男生还是女生，除了聊性以外，真是很难听到他再说点别的话题。
并不是故意把小武弄醒，但是他坚持自己要睡觉硬是把我们赶到了水房。十二月的北京并不比珠穆朗玛的峰顶暖和多少，水在角落里已结成了冰。
“发神经啊，”李佳毅看到满地的冰霜叫道，“干脆跑雪里玩得了。”
“那叫堆雪人，不叫打牌。”黄教授应道。
“我去穿件大衣。”龟仙一蹦一跳地出了水房。
“你今晚等谁的电话呢？”李佳毅拿出一副新牌放在椅子上，“男的女的？”
“是美女，比你那四个老婆都漂亮。”
“我说你把你那四个女人匀一下，正好咱一人一个，还能交换着用。”黄教授提议。
“我要小天鹅，”龟仙跑回来了，“这么冷的天我可不想洗衣服了。”
“哪都有你。”李佳毅白了他一眼，“站起来都没女人高，不自卑呀？”
“我看她也没我高呀。”龟仙一脸委屈地抓起牌。
我那天手气特不顺，不到一小时就丢进去三十块钱。几个围观的同学冻得跑回去了。
“不对吧？”我问李佳毅，“怎么都我一人掏钱？”
“咱不是输他们俩了吗？”
“佳毅，今晚宿舍又看猩猩来着吧？”黄教授出张牌问。
“是呀。你跑哪去了？黄教授不来指导一下，大家都觉得没看透彻。”
“这小儿科还用指导？看都看腻了，跟你说，我六级英语都是从这儿学的。”
“你不是教授吗？”我说，“拿着教授职称回科防院补本科来了。”
“Fuck，Shit，Come on是不是？”龟仙说。
“那都是英美的，没意思。”黄教授倾吐了个烟圈，“印度的你看过吗？”
“我看过非洲的。”龟仙说。
“得了，你妈是非洲人，你成天看。”
“你给我滚！”
“小龟今儿又输二百，都输缩脖子了。”黄教授说。
“你又去玩啦？”我问，“你丫总输那机器，有毛病啊？有钱给我点。”
“我中过四个大奖，输了我也爽。”
“操！”我将椅子上的牌扔回李佳毅，“人家出6你出哪门子5？”
“啊？不好意思，快睡着了。”
“神啊，你留点心行不？你可在输我的钱，”我恳求道，“不是，你没钱哪？”
“我不是说我没钱了，你来当队长吗？”
“想玩我也别玩得这么明显啊，六十块大洋进去了。”我伸出小拇指比画着。
“那你赢不也能赢双份的吗？”
“别逗，”黄教授喷出一大口烟，“你梦游打牌再赢，我们俩还不得撞墙去呀？”
“那是那是。”
我指着龟仙说：“丫乐也能乐缩脖子。再玩两把，还是输咱就散。”
黄教授说得没错，他是在梦游。几个不认识的看客像流动的水在我身后交叉互换。我瞅了他们几眼，北京这么冷，水总会冻成冰的。“回去吧，孩子们。”我默念道。教授止不住地喷烟，呛得我眼泪往外涌。“我说，你丫能不能把烟吸进去再吐？怕我没烟抽？”
“我这不是照顾大家吗？看你们都困了。”
“教授的觉悟就是高。”龟仙抠着耳朵说。
“谢了，我这烟比钱多。还有你，我说玩两把你赶紧就帮我输两把。”
“啊？”他仿佛大梦初醒，“输了？”
“我钱都没了，下周就跟你混了。”
“别，我还得吃四个老婆的软饭呢。”
“那我吃你们俩吧。”
黄教授像听到奇闻一般瞪大眼睛：“赢你八十吃我一百，放高利贷也没这么狠呢？”
“操，不玩了，解散！”我喊道。
“杀！”上过军校或服过兵役的人都知道，这是集合结束，必喊的一个字。
上床前我摇醒小武问他有没有人打电话找我。他说自己睡着了，应该没有。李佳毅问我上午几点出门。“不知道，等电话吧。”我说，“要是还没电话，干脆跟她们去香山算了。”
“现在几点？”龟仙的声音从被子里传出来。
“快三点了。”黄教授说。
政委的线人也有报告失误的时候，三点和天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词。半个小时之后，407室的一个女生醒来看到她们屋子里多了一个人。
10
睡了不到五个小时，电话终于来了：“是我啊，张跳跳。”
我那时还带着未完全清醒的凝重呼吸：“神啊，我昨天一边等电话一边吐血。”
“昨天太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她说，“你现在在哪呢？”
“北京郊区农村的一个监狱里。”
“用我去探监吗？”
“别，这有吸石，从门口过一个吸一个。我去找你吧。”
她笑了：“我在西单，知道怎么过来吧？”
穿上衣服我想起夜里已经把盘缠输光了。我摇醒小龟向他借五十块钱。
“我只赢你四十，剩下四十是教授赢的。”他还是翻出钱包借了我。
“身份证别忘了，开房时要检查的。”李佳毅仰望着说。
那辆通到市区的长途车是多少路我不记得了，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进城要三块五的车钱，而回来却只要三块钱。坐到位子上我觉得旁边的学生特面熟，我瞄了他几眼，然后正视前面的车窗。
“科防院的？”他拍了一下我问，“我也是。”
“哦，校友。”
我们聊了几句，他问我是哪里人。
“长春。”我回答。
“啊？”他伸出手说，“我也是东北的。”
退学之后我认识了一个研究地理的朋友，他说东北是个很奇特的地域，黑吉辽三省都可以套同乡，而在其他地区，譬如西北、华南、江南等便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地域相似。
我问他是东北哪个省的？
“内蒙古赤峰。”他说，可能他看出我有些不明白又解释了一下，“内蒙古的东北，也在东北。”
“哦，”我勉强笑了笑，“同乡。”
这时有人来收票，我不知道该不该替他买张票。毕竟我们聊过天算认识了，若是各买各的就好比两个人正在慢慢靠近，忽然又被拉回到原来的位置，可是我只有五十块钱。
“一张到礼士路。”他递给售票员十块钱。
“我来买吧。”我谦让道。
“那不行，”他笑着说，“那以后你坐车都不敢碰到熟人了。”
接近中午我才赶过去。张跳跳在一家星巴克等我。我大口喝光她为我要的摩卡。她双手握在嘴下，像是自己在品尝一般望着我喝完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说它是监狱呢？”
“因为我们都犯罪。”
“你不喜欢那里吗？”
我低下头，用吸管滋滋地吸里面的泡沫。
“一会儿有个给我的新书做插画的朋友过来，”她看看表说，“我们出去逛逛吧。”
看她披上外套我才想起自己只穿件毛衣就奔过来了，再一想原来自己除了那件军大衣根本没有像样的外套。还有十几天就到圣诞节了，街上的游客很多，我们必须凑得很近才能听到对方的话语。
“想起来去年圣诞我还是在新加坡过的。”她在商城前面的大圣诞树旁停了下来，随意读了几张恋人们留下的卡片留言，回头问我：“你还能写东西吗？”
马路两侧刮起一阵风，夹杂的碎雪吹到我们脸上。我不由得向着风的方向倒退了两步，拉起她说：“我们再回去坐一会儿吧。”
我让她找好位置，自己去买了两杯拿铁，服务生奇怪的叫单令我连英语还是汉语都没听清楚，咖啡放好后我一口气喝了半杯，之后我侧头看着外面的松树说：“写，昨天晚上我还在写。”
“写什么呢？”她将双手摊在桌子上问。
“一个长篇，我以前从没写过长篇。”
“写多少啦？”她的头向前倾了一些，“把写出来的故事讲一下吧。”
我写出来什么了呢？我也时常在自问这个问题。不过我有很多没写出来，同样我可以讲这些充数。有几次我眼皮上翻看似回忆，实质是我在编造下面的情节。故事讲到一半有个女孩坐到了我们旁边，那是我们等候的插画作者。我们仔细欣赏了她做好的十几张插画，然后我听她们谈论张跳跳即将出版的新书。
“她们学校，印刷学院，离你那里很近的。”张跳跳指着她对我说。
“啊？”我说，“我偶尔路过那里。”
一刻钟的谈话里我了解她和我同岁，比我大一级，家在湖北黄石，但一年多没回家了。
我问她为什么？
“我恨他们。”她说她再不想见到父母，对他们已无感情可言，“我跟别人不一样，是被他们折磨大的，我觉得我没有被他们失手打死就算是拣条命了。”她说她现在和男朋友在学校附近租了间平房同居，他们以刻录唱片与做插画为生。“可能的话明年就结婚，再把结婚证连同家书一并寄到家里。”因为她猜想这是她父母最不愿见到的。她叹息着又一个新年就要来了。
“可能今年我也不回家了。”我说。
“为什么，你家很远？”
“我的成长经历和你是同一条曲线。”
“那你恨他们吗？”
“谈不上恨，”我想了想说，“至少是对家没有一丝留恋吧。”
“你们在说什么？”张跳跳坐回来问。
她对我使了个要守住秘密的眼色。
“我说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充满质疑。”
“因为住在监狱里吗？”张跳跳真诚地眨着眼睛说，“那我更惨，我是被流放到国外的。”
她们之后又聊了一些化妆品什么的，先前两个人的沉重氛围早就没影了。无法谈及心灵并不是张跳跳回来的缘故，任何一个伤感的话题都只能由两个人缓缓倾诉，三个人是无法同时严肃起来的。其间我出外抽了几次烟，我想她们两个也会聊些别的。每一次回来眼镜都要起层薄薄的白雾。最后一次我的烟还没吸完她们就牵手走了出来。
“她要回去了，”张跳跳说，“你们一起的吧？”
“我晚点见个朋友，”我有些为难地说，“现在还不能回去。”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说着将我拉到一边，将羽绒服的拉链拉开一半低声道：“看见了吗？我打算明年把它生下来。”
我回头看看一脸茫然的跳跳，转回来问：“那你对学校怎么瞒？”
“别跟她说，”她笑了起来，“我一年前刚上大学就退掉了，我爸来北京找过我两次都没找着。”
陪跳跳回酒店时我还想着刚才那女孩：“你怎么认识她的？”
“网上，她很有天分。”她好奇地又问了我一句，“她刚才跟你偷说什么了？”
“她让我公平地讲一句，是她漂亮还是你漂亮。”
“不管你对她怎么说，”她拱起鼻子说，“反正当我的面你必须说我更漂亮一些。”
真糟糕，我没有顺着她的幽默笑，这样她会很难过的。我有些尴尬地搓着双手。
我们很快走到了酒店，“先在大厅坐一会儿吧，我等妈妈下来一起出去，就没法陪你了。”
我笑了笑，只是这笑容来得慢了半拍。我们两个沉默了一会儿，我十指叉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现在每天都什么时候写东西？”
“夜里，等他们都睡觉以后。”
“那白天不困吗？夜里也很冷吧？”有一个刚从电梯下来的女人在叫张跳跳，她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说：“我先过去了，写完了要告诉我，别的不能帮，出版方面可以帮帮你。”
我坐在长椅上望着她们走出旋转门。之后几个小时里我反复地在走廊里踱步，要不然就趴在窗前望着暗下去的天。服务生几次过来问我需要些什么。我说“不要，谢谢，我在等人，等人”。最后一支烟被抽尽时我想情绪来了，是我该痛哭一场的时候了。我真该质疑一下我的生活，为什么我会如此狼狈？为什么我会以谎言度日，最终一无所获？很长时间过去后，张跳跳终于和她妈妈回来了。由于我怕自己不敢叫她而错过最后的机会，我站起身向她们迎过去，以便让她看到。
“啊？”她惊讶地愣住了，“你没走吗？”
“其实，”我断断续续地说，“早些我本可以同她一起回去的，但是，我没法帮她付三块钱车票，所以不大好意思。我是说，我连自己的车钱也没有，我一分钱都没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还请什么咖啡呀？”
“本来，本来我是有钱的，但我昨天输光了。”
“你不是说你昨天写东西来着吗？”
“我骗你的，”我紧张地揉着眼睛，“但我没想一直骗你，我是要写的。”
她过来摸摸我的头，抽出一百块钱：“我只比你大六个月，但我觉着你怎么比我小这么多啊。”
“几块钱就够了。”
“都没公交车了，打车回去吧。”她把钱塞给了我。
“我会写出来的，”我说，“我没想骗人，我不会一直让你失望。”
回到系里都快十一点了，我用打车剩下的几块钱吃了一碗面，买了一包烟。
“你还回来呀？”李佳毅看到我叫起来，“我正琢磨着你会跟美女上床呢。”
“上床分两种。”我解释给他，“一种是短时间的，那叫放纵；一种是十多小时的，那叫休息。我只是前一种而已。”
“那你是得好好休息了。”小龟装作很恭敬地将我扶上床，给我点了一支烟。
“各位董事，”我躺在床上叫他们，“报告一下你们今天的活动范围。”我忽然觉得床上少了点什么。我起身警觉地看了看，枕头还在，军大衣还在，床垫还在，手机？我没有。“我的被子呢？”我失声喊出来。
李佳毅朝窗外努努嘴。我开窗看到楼下有个像坠楼的死尸一样的东西，糊糊的一团。
“政委扔的，”小龟说，“他说你没叠被，叫我们也不许去拣。”
“他怎么回来了？”
“早上有男的闯进女寝407室，政委赶回来查了一天。”小龟说。
“因为什么事啊？查出来了吗？”
“查出来了，”李佳毅严肃地指了一下，“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