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好像一开始就认识胖子。
时间大约是一九九一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就像猪养肥了就要被送进屠宰场，我也高高兴兴地被送到了一家从事羊毛贸易的公司。从此再不能指望靠别人养活，只能用自己的皮肉筋骨来换钱，一点点消耗在羊毛贸易宏大繁复流程的某个环节中。
羊毛公司的所在地是一幢高耸入云的玻璃大厦，里面有许许多多从事各种勾当的公司，从上帝到西北风，只要想象力所及，什么都卖。因此，玻璃大厦里充满了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人物，多如灰尘，让人看了心里发凉，根本不可能有兴趣认识他们谁是谁。所以认识胖子虽超过十年，其间打过好几次招呼，但他究竟姓甚名谁在哪个公司什么部门工作，我都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和羊毛贸易的方方面面都无关联。对于我们相识的场景，我现在只有一个模糊却又无法忘怀的印象。
那是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命中注定我和胖子相遇。
当时刚吃过午饭，我像只乖巧的波斯猫，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前，心里不知所措，脸上却是满腔的纯真。
然而，没人在看我。
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都到别的办公室串门或打牌去了，四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大约用了十五分钟时间，我终于确认了这一点。这才伸了个懒腰，从包里挖出一个容积足有一升的广口杯，往里倒了茶叶，将暖壶里大半瓶热水都灌进了杯子。
就在我将双脚跷到办公桌上，准备细细阅读一本低俗电影杂志时，门吱呀响了一下。有人在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试图进入办公室。我弹簧似的，咔嚓一下收缩起来，重新变得乖巧，脸上堆满羞涩的笑容，把头扭了过去。
我看到了一个胖子。
“啊，有人呀？”胖子喘着气，拖着肥硕的身体，一步步走来，每走一步就像翻越一座大山。
“您也是我们公司的？”我手贴裤缝一个立正，把“您”字说得又脆又响。
“不是不是，”胖子轻轻挥了挥肥厚的小手，“不过，也在大楼上班，和你们公司张伟认识。”
“哦，您找张伟？”我绷直在裤缝上的手终于松下来，“我帮您去叫。”
“不用不用，我只是想借你们办公室的健康秤称一称体重。”胖子涎着脸，指了指办公室的西北角。这时，我才注意到，墙角下果然有个秤。
“好，您请便。”
胖子心满意足地向墙角走去，到那里后，费了半天劲，才把自己的肚子对准了地上那个砧板大小的秤，然后将肉柱子似的大腿一条条搬了上去。
在秤上站稳后，他低下头，试图辨认秤上的数字，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视线都被挡在了圆滚滚的肚子下面。他叹了口气，乞求着看了我一眼：“小兄弟，帮个忙。”
我朝胖子走过了去，低下头仔细看了看表盘。我吃了一惊，在胖子一米六五的身体上，竟然悬挂了三百五十六斤皮肉。
“嗯，三百五十五斤。”我下意识地为胖子减去了一斤。
“哎呀，真是胖得太厉害了，不能这样下去了。”胖子摇了摇头，将庞然的身体从秤上搬一边忧心忡忡地自言自语，一边把身体从办公室里挪了出去。
这便是我认识胖子的全部过程。
那以后，只要不出意外，每天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到一点左右，胖子都会气喘吁吁地移动到我所在的办公室，用大约五分钟的时间，把自己放到秤上，然后请求我替他把表盘上的数字读出来。
如此三个月，我们的配合度到达了天衣无缝的地步。
每天中午，只要听到门打开的声音，我会在心中默数，一、二、三、四、五……大约数到一百五十，我就知道胖子差不多爬上了磅秤，然后不等他开口，我会自动走到秤前读出数字。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年龄和工作性质，但因为中午这十五分钟，我们的关系变得像秤与秤砣一样紧密而精巧。有时，我甚至认为，在这幢庞大的建筑里，我只有一个朋友，就是胖子。
在我和胖子反复磨合的过程中，我在羊毛公司渐渐地摸出了点头绪。开始明白，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它一旦离开羊身，就和羊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而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一件人事。
为了成为一种高等哺乳动物，早在几万年前，人类就把自己身上的毛退化得差不多了，只在头上、腋下以及阴部留下了一些毛的象征性。当然还有一部分雄性人类因为荷尔蒙失调，在胸部会稀疏地长出一些类似于毛的东西，这使部分雄性人类和雌性人类认为这可能代表着更雄性，具有帮助荷尔蒙分泌的视觉特效，因此导致了胸毛移植成了一种潜在的新兴产业。不过，不管是头发、眉毛、鼻毛、胡子、腋毛、阴毛、腿毛还是胸毛，只要秋天的最后一片叶子凋落，它们就会全无一点“毛用”，毛的拥有者们通常会在呼呼北风中簌簌发抖，与此同时那些毛的象征性也会极不雅观地竖立起来。这时候，人类就会怀念那些有毛的日子，并开始思考是否能找到一种毛的替代品。
从一种叫作历史的杜撰中，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替代品是植物，例如生麻或者棉花，但这些植物型假毛显然像低度酒，无法满足我们对温暖的迷醉。因此游牧民族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发明，吃羊肉的时候，他们发现羊毛是一种能与我们的身体配合得“天毛无缝”的毛。对羊毛功能的这一发现，后来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中学和大学，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学习过政治经济学，里面提到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引起“羊吃人”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羊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毛的浪漫主义的补偿式狂想，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全面来临。因此，为了突出羊毛这种严肃的历史地位，羊毛界人士意识到，对羊毛的认识决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羊与羊毛衫之间的狭长地带上。羊毛必须拥有足够的深度。羊毛贸易就是在构建这样的深度，因此羊毛贸易在形式上必须是繁复的充满细节的，在羊毛这个词语下，必须分化出更多的词语，从而让多次倒手成为可能。在毛的空间分布上，我们可以把羊毛分成澳大利亚毛、新西兰毛、阿根廷毛、乌拉圭毛等，形态上则有粗毛、细毛、原毛、脏毛、净毛、散毛、毛条、自梳毛条、精梳毛条，品种上又有美利奴毛、伊黛亚尔毛、美利林毛、科雷达莱毛等等，而所有这些词语又可以互相组合和配对，衍生出更多复杂的词语，一个复杂的报价系统便因此诞生。虽然羊毛是件有深度的事情，但羊毛的深度却是浅显的，那就是如何通过把事情搞复杂了，来让我们赢得养家糊口发财致富的机会。羊毛的深度就像一个庞大的赌场，要么赢，要么输。
因为对羊毛贸易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在羊毛公司里说话做事就难免有点自满，再不用像刚来时那样乖巧。我开始意识到羊毛公司之所以要招募我这个从三流大学毕业的数学系学生，是因为他们确信，我的微积分以及线性代数知识能进一步加深羊毛贸易的深度，同时公司也可以通过我让客户明白，无论我们出售的羊毛价格多么离谱，都还是符合数学规律的，它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必然的深思熟虑。因此在羊毛公司，我的任务就是按照销售代表的意见，在电脑里编制各种价格曲线，同时为每一根纯属虚妄的曲线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在羊毛公司里，我的工作是不可替代的，我那些拙劣的数学知识对羊毛商人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因此，公司总经理多次在各种场合以赞美诗的口吻向大家表示，我这个末流的数学系学生是个做羊毛贸易的天才。其实，总经理说这话是想告诉别人，我是天才，而他是创造了天才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后来每次去歌厅都喜欢叫两个小姐的中年男子突发奇想，公司的人事经理才会决定去雇一个数学系毕业的职员。不过，既然总经理已经表态，大家也就只能按照天才的待遇来接纳我。所以在公司里我虽是新员工，却能享受到老员工才有的特权。
一九九一年在成为羊毛公司雇员和认识胖子之外，我身边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年冬天，在我国一个叫上海的城市里，银行开始发售一种叫“股票认购证”的东西。那时候，我还不太清楚股票是什么，只隐隐约约记得诸如《子夜》之类的古老文艺作品里，好像曾提到过这样一些奇怪的纸片。因此对这些纸片之上的纸片，也就是所谓的“认购证”，我更是不知所以。这事情就像所有那一年曾经发生过的浮光掠影一样，很快就在我的视野里被忽略了。
这件事情的真正含义是在第二年春天才显现出来的，那叫作认购证的纸片突然变成了点石成金的灵符，谁买到了股票，谁就能让资产以十倍百倍的速度增长，“百万富翁”不再是一个个词语，而成了真实可感的形象。是的，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叫“百万富翁”的人，其中有一个名叫辛强。
说起辛强，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他一直睡我的下铺。他来自本城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长得高大壮实，但性格温顺，反应迟钝，整天浑浑噩噩，脑子里常常会蹦出些可笑的念头。在大学的宿舍政治里，辛强这类人意味着食物链的最底层，我们常常会这样对他说“辛强，宿舍里水又没了，打一下去吧”或者“辛强，去食堂别忘了给我带一份菜，我想吃第三食堂的咕咾肉”，等等。每次他都会喜滋滋地应承我们，然后屁颠屁颠地跑去把事情办妥。一旦我们心情不好或者被姑娘拒绝，想找人发泄无名火时，也会故意找碴儿，把辛强骂得狗血喷头。这些事情让我们确信，不管将来混得怎样，我们总比他妈的辛强强。
然而正是这个辛强，在一九九一年冬天，在他结构奇异的大脑深处，诞生了一个可笑的念头，很无厘头地购买了一些叫作认购证的纸片，他为此还支付了整整两万元。根据我们当时的认识，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人民币其实不是纸片，而认购证这种纸片到最后可能仅仅只是纸片。所以，辛强买了两百张股票认购证的事，很快在我们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同学中传为另一个关于他的笑话。我们愈发确信，在辛强被扔进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之前，我们会是安全的。
但我们错了，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辛强就让自己成了那种叫作百万富翁的人。
善良的人们啊，你们可得明白，那可是一九九二年，现在遍布我们身上的许多欲望还没有像私生子一样被乱搞出来，最多只是一个个等待受精的卵子，那时候如果我们能拥有十万元左右的存款，我们一般会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没有人能轻易羞辱我们。但那时候，这个叫辛强的人用十倍于十万元的纸片，将我们深深地羞辱了。
这个刺激实在太大了，漂来理工学院数学系一九九一届毕业生后来就像其他许多中国人民一样，都将相当一部分储蓄和精力投入到了那叫作股市的虚拟空间里，希望自己放进去的那些人民币，能像爆米花一样膨胀起来。
譬如我吧，因为不能接受辛强在食物链上超越我的现实，就去找了所有可能借钱给我的亲朋好友，凑了十万元，也杀进了股市。
在证券公司门口连续排了三个通宵的队，两次竞买失败后，我加重筹码，终于买到了一千股漂来金枪鱼。
你们听说过漂来金枪鱼吗？在上市前，那其实是本城一家加工金枪鱼罐头的街道工厂，资产总值不超过一百万元，因为出品的金枪鱼罐头质量低劣，工厂年年亏损。但正因为它如此无足轻重，所以就获得了优先上市搞股份制的机会。
不过，这都是次要矛盾，手握股票才是硬道理。对我们这些有短缺经济恐惧症的漂来人来说，在解决了棉布、猪肉、鸡蛋、凤凰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飞跃牌电视机、上菱牌冰箱的短缺问题后，股票成了最新的短缺商品。
股市热起来后，同事们在午间休息时，终于放弃了打牌这种农业社会的陋习，转而开始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讨论股票行情。因为手里有一千股漂来金枪鱼，在这样的场合里，我成了理所当然的权威。
每次同事们围着我讨论时，胖子依然如故，一到十二点四十五分至一点钟之间，就会准时出现，然后费尽全身力气，爬上健康秤。我和他的默契也依然如故。
不过，那时候因为心里有些骄傲自满，看胖子时，我基本上不用正眼，只把这庞然大物视作一堆没有生命的肥肉。只有磅秤上的那个数字是我需要知道并且转告他的。
那段时间，胖子的体重在不断发生剧烈变化。一开始，他由一个大胖子飞速成长为一个超级大胖子，但几个月后，他的体重又以同样飞快的速度下降起来。
当然此事并未受到重视，当时除了漂来金枪鱼的走势，对我来说，世上再无大事。
这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胖子又来了。跟往常一样，我给他报了体重。事后却总觉得事情有什么地方不对。事后我用了整整一下午时间，思考这个艰深的问题，甚至都忘了替我们总经理编制那些荒诞的羊毛曲线。然而我的脑子里像塞满了羊毛，无法想明白这天中午和其他中午有什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