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台当节目主持人的李丹很少回家,她自己在汉口租有住房。现在的独生子女喜欢过一种独立性很强的生活,她似乎与别的女孩更有不同,她尤其喜欢独来独往。她说过:我不喜欢母亲那代人的知青情怀。她还说,我生来就是要享受生活的。你用你的强壮吸引了我,我觉得仅此一条理由就足够了,难道你不想和我发生一点什么吗?你不能浪费了你自己,你要善待上帝的赐予。这是李丹的人生观,应该无可非议,她应该有她自己的喜好。每代人有各自的喜好,而且天然地存在着共性。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可以对上辈人的事情没有兴趣,因为她们有太多的新鲜事物需要面对,比如时下流行着一夜情,谁也不要阻拦也难以阻拦的。也许我不该劝她,我说:“你妈妈要你去看演出,是想让你感受一下她们那一代人年轻时候的生活遭遇。”李丹用那双突然显得天真的大眼看着我问:“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难以说服她,何况也用不着说服她,就扭头看大街上如蚁的人流,说:“你现在的年龄就是你妈妈的当初,她希望你看一看,你不去我想她也不会责备你。”李丹并不把观看一场演出看得有多么重要,问我:“除非你和我一起去,除非你让我坐在你的摩托车后面让我抱着你,除非在剧场你让我挨着你,否则我不去。”我说假如晚上没事可以考虑,李丹胜利地一笑。
很多人,村北聚集了很多人。还有很多的红旗,很多的红标语。我们所有的人都望着喜文校长。喜文校长的胸前戴着一朵鲜艳的大红花,他站在村北的高坡上满脸生动,那应该是他一生当中最为兴奋的时刻。我和小伙伴们在人群中一边穿梭一边叫嚷校长上大学了!校长上大学了!我的母亲突然把我拉到她的怀里,然后把我举在肩上,母亲是要让我更高地看见喜文校长。我看见了,很清楚地看见他的微笑像他胸前的大朵红花那样灿烂。我在母亲的肩头四处张望着,我以为在村北的坡上在校长的旁边应该看得到王育老师。村里男女老少都来了,所有的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也都来了,唯独望不见王育老师。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热烈欢送马喜文成为光明大队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我的母亲不停地大声对我说,你长大了要跟喜文哥一样。王育老师那天没去送喜文,她一个人在我们的队屋里痛哭。
我从母亲的肩头滑落。我挤出热闹的人群。莫名其妙地,我直奔我们生产队的队屋。一双不到7岁的男孩的脚步,很轻很弱。王育老师一丝不挂。那年她应该18岁。队屋的大门虚掩着,队屋的房门没抵紧,没被阻挡我就闯进了。见我进来,王老师惊叫一声后双手护身,很快转过身去。我面红耳赤,傻了一样不知所措地呆立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赤裸,由此我一生都喜欢看女人的背影,看女人丰满的臀部和杨柳一样的腰肢。王育老师扭头吼道:“出去!出去呀!”我清醒了吗?我连忙退出去,我魂不守舍面红耳赤。我被遥远的敲锣打鼓声提醒了,有点突然口吃地说:“王……老师,校……长走……了,校长……上大学了。”房里她说:“我知道。谁让你来的?你怎么不先咳嗽一声?”
王育老师在喜文校长离开豁湖以后好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跟往常一样当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读书写字做作业,教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她没有因为我撞见过她的身体而责怪我,但那是我一生不可能忘记的身体。
王育把喜文的母亲叫婶娘。在喜文走后不久的有个晚上,婶娘怀揣着两个鸡蛋,到我们生产队的队屋去看正在生病的王育。一年多来,王育老师一直住在这个堆放农药化肥泡谷种的队屋,阴暗、潮湿,夏天闷热、冬天寒冷。和王育同时下放的另外几个武汉知青都是较早就住进农民家里了,由于王育是臭老九的子女,豁湖不敢有人要她住进农家。婶娘走进队屋时,被刺鼻的农药味呛得后退了几步。婶娘举起马灯,看见生病的王育病恹恹地缩成一团,放了马灯扑过去伸手摸一下王育的额头,惊叫:“我的天啦,烧得像炉火!可怜的育啊,你怎么不去看病?怎么不跟婶娘说一声?怎么不到婶娘家去找婶娘呢?”婶娘看着王育,眼泪像断了线似的流淌,滴落在王育的脸上、心尖上。婶娘起身,用脸盆打来一盆凉水,拧了冷毛巾,走到床边坐下,把王育轻轻地抱在怀里,给她敷着滚烫的额头。婶娘问:“育啊,病几天了?”王育已经高烧得浑身发烫,神志不清,声音虚弱得缥缈:“三天,婶娘。”婶娘又问身上冷不冷?王育说浑身冷。婶娘说你是打脾寒呢,要找赤脚医生打奎宁。婶娘又给王育拧了一条冷毛巾,说:“育啊,你搬到我家里去住吧,婶娘照护你。”王育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那不行,婶娘。”婶娘说:“育啊,你要晓得婶娘是真心的。”王育再也控制不住泪水了,哭着说:“婶娘,我出身不好,谁都不敢要我住家里的。”婶娘说:“我不管你那些,我只晓得你病了,你没有人管,婶娘不能看着你病死。”婶娘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把王育的行李包抓在手上,说:“你现在就跟婶娘走。”王育勉强撑坐起来,语气坚决地说:“婶娘,我不去!我不连累您,不连累喜文,不连累任何人!”婶娘说:“育啊,你是没逢着婶娘的,婶娘怕什么连累啊?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没有人管你,婶娘我不管谁管?你今天去不去?你要不去,婶娘喝一瓶敌敌畏死给你看,你快点下床来跟婶娘走。”王育哭着说:“婶娘,我走不动了呢。”王育以为能用这个理由谢绝婶娘的好意,因为婶娘个子不高人又单薄。可她没想到婶娘会把行李包往脖子上一挂,勾身背对着她说:“来,婶娘背着你走。”王育感到震惊:“我的好婶娘,您背不动我的!”可是婶娘已经摆好了背她的架势,说:“上来吧,听婶娘的话!”王育的眼泪再次汹涌地流淌下来,泣不成声。
一个身单体薄的农妇在1970年的夏夜背负着一个重病的知青,艰难地行走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小路上,马灯微弱的光芒照亮的是与日月同时滋生的母女之情。无数的萤火虫围绕着她们闪闪烁烁上下翻飞,像铺天盖地的音符编织着动人心弦而又令人难忘的旋律。
我知道喜文的母亲是一个最爱干净的女人,她一定把王育老师住的房间收拾得整洁舒适。好几天我看见大队的赤脚医生每个下午都进婶娘家为王老师打针,还看见婶娘想着办法给王育老师弄好吃的。我母亲知道王育老师生病后,赶紧到豁湖采了新长的嫩藕,叫我送到婶娘家给生病的王老师吃。可以说包括婶娘在内,以我的故乡无比淳朴丰厚的情感,谁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得到王育的报答,对于王育老师来说,她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处境中,乡亲们给她的点点滴滴都让她刻骨铭心。
大队民兵连长得知王育擅自离开队屋搬进马喜文家里后,他带着几个民兵凶神恶煞地站在喜文家门前,他粗大着嗓门说:“王育!你想翻天?我们不许你住贫下中农家里,赶快搬回队屋去!”很多人都围在喜文家门口看,我看见王老师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收拾着衣物准备搬走。这时婶娘回来了,婶娘听明白怎么回事后,把王育推进屋里,然后走到门口当着众人的面,对民兵连长说:“王育是我家的儿媳妇,她不住我家住哪里?”婶娘走近民兵连长,摇着头说:“你们还不晓得吧,她害病差点死了!我的喜文是公社送去上大学的,他要是晓得王育这个样子,你们就得小心!”民兵连长不怕,瞪着凶狠的眼睛,威胁婶娘说:“我们开你的斗争会!”我看见婶娘抬起头说:“开吧,你开,我不怕你斗。”谁都没料到喜文的父亲这时会站了出来,他是一个言语不多但脾气暴躁的男人,他年轻的时候在与邻村为豁湖地盘的争夺战中冲锋陷阵,至今面有伤疤,民兵连长可以不怕任何人但不敢不怕他。喜文的父亲握着一把五股鱼叉慢慢走到家门口走到婶娘的身边,咬着牙骨说:“你们都给我走开!王育是我们家的人,谁都不用管,谁都管不着的,走开!!”民兵连长虽然带有枪,似乎还想说几句什么,可他看到喜文父亲脸上的伤疤动了动,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透出往日的寒冷,于是不得不挥了挥手,招呼民兵们走了。我好高兴,因为从此以后可以经常看见王老师了。
王育老师在婶娘家度过的是一段平凡如农家生活的日子。那段日子里她写过很多的日记,并且在所有的日记里她都在想象迟早有一天会和喜文一起生活。她曾经给在华中师范上大学的喜文写过几封长信,但不知怎么没有收到过喜文哪怕一个字的回信。她写信给远在潜江农场劳改的父母,要求他们把每个月寄给自己的5元钱生活费,改寄给喜文。她在信上说:“大叔和婶娘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这里生活比较困难,请你们把钱一定坚持寄给喜文。”每天清早,王育总是最先起床,要到白雾笼罩的小河来回好几趟才能把家里的水缸挑满,再清理猪栏鸡栏,把屋场扫得干干净净了,太阳才把晨光普照到大平原。她总是拿着课本在前面走,我们挎着书包紧紧地跟随着她。孩子们爱听她的歌声和笑声,爱看她的一双长辫在我们天真烂漫的童年里流畅地晃动。我深信自己的一生被她的美丽与欢乐感染,总觉得自己是跟在她的身后成长起来的。